吴祚来:政治对话与国家灾难（下）

我曾写过相关文章，指出中共的政治还停留在落后原始的1.0版本，就是单面政治，只强调自己的政治意志，而不顾普众的意志与感受，一切都喜欢自上而下地传达贯彻落实，而难以有自下而上的反馈与调节，特别是双向互动交流的2.0版本政治，在中共极权体制中难以实现。

1989年的“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中央以为一篇社论给学潮以“动乱”的定性，就可以打压学生运动，结果引发四二七大游行，袁木四二九所谓的对话，只是他个人的新闻发布会，结果引发五四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有没有真正的政治对话，意味着国家有没有真正的政治文明，只要洞开政治对话的窗口，国家就有了政治文明的希望，但这扇窗，当时最高中共当局没有及时打开。

 中共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的开明派，如果他们的政治意愿与方式得到实现，八九就不会酿成国家灾难，国家灾难是李鹏袁木这些专制保守派造成的，而赵紫阳对内没有与邓小平等进行有效的对话沟通，也有一定的责任，当年的资料显示，邓小平当时是有一定的变数的，但最终与专制保守派绑在一起，也等于把自己绑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学生要求与政府对话，赵紫阳主导的党中央则要求不同的部门与学生对话，4月29日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在北京市委二楼会议室与北京市属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该对话会由官方一手操控，受到北高联的杯葛。没有诚意、不能解决学生们面临的政治疑虑性的对话，只是徒有对象形式，实则是一种搪塞。

 相比之下，体制内的开明派的政治对话，就显得更积极与表现出某种善意：

5月9日下午，《中国青年报》郭家宽、李大同把有1013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请愿书的1013名签名者分别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等30多家首都新闻单位。

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1、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被停职；2、新闻单位无法对最近发生的学潮做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违反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的原则；3、袁木4月29日同首都大学生对话时关于“我国新闻是自由的，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记者递交请愿书时，得到首都近千名学生聚集现场声援支持。

面对记者的对话请求，中共中央开明派的反应可谓比较快速，5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前往中国青年报社，就这次学潮的报道和新闻改革等问题与该报记者、编辑对话。参加对话会的官方代表有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书记李源潮等。

体制内的开明派与媒体人对话，显得比政府与学生对话简单而有效率，对话围绕设置的主题进行，包括媒体应该自由报道学生民主运动、上海对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不公正处理、以及如何看待学生民主运动等，胡启立没有设置对话限制，对记者的回应也是积极的：胡启立最后总结说：今天来不虚行，不仅是对话，今后在有些问题如新闻法等问题，都应当按法律程序办。加速新闻改革，是我们的共识，新闻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的认识也不够，我承担责任。通过这次事件，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胡启立为什么能在11号与媒体记者对话，因为5月10号上午，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全国学潮情况，并就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一、政治局成员按现有分工与各口子负责人一道与各条战线群众进行对话和座谈，倾听群众呼声。二、将这次政治局会议中讨论涉及需要全国人大立法或需要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问题，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列入下次常委会议予以审议。三、关于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政治局要再开会进行专题讨论并定出具体措施。等。

但另一个中央的“对话”与协作也在悄悄进行，5月11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自己的政治盟友杨尚昆，询问军队的政治动向，开始为动用军队戒严而谋划。李鹏也与强硬派王震私下接触，这说明，邓小平的中央，已被李鹏所挟持（也可以说与李鹏形成狼狈合作关系），正行进在另一条道上，而这条邪恶之道，才最终决定了八九民运的命运及中国的政治进程。

由于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5月15日访华，所以以开明派阎明复主导的与学生对话得以启动，阎明复在对话之前召开了一次与学生领袖及十二名着名知识分子的会议，阎对学生爱国运动的肯定，及对政府的责任、对学生的期待，都是诚恳的，受到学生代表的肯定，着名知识分子也愿意到广场协调学生，在中央接待戈尔巴乔夫的国事活动时，让出广场。

5月14日由阎明复主导的与学生对话团的对话，最终依然是失败的，表面上看，有学生对话团本身的一些原因，譬如对话团与前线绝食学生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对话团成员之间也没有形成最有效的对话协作，但根本问题仍然在当局，阎明复无法说服李鹏集团否定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这意味着，学生即便退出广场，后面还会受到政府严惩。这次对话过程中，着名知识分子群体戴晴、李泽厚、于浩成、严家其、刘再复、温元凯等十二位均出面，到广场协调学生撤离广场，但没有效果。

学生与当局最后一次“对话”是李鹏与吾尔开希的那次吵架，当局如果没有真正的让步，学生们不可能离开广场，除非通过暴力镇压。而此时的李鹏完全胸有成竹，与其说是在说话，不如说在对学生进行威胁与恫吓，因为赵紫阳已经出局，军队已做好了戒严与镇压的准备，李鹏需要的正是激化矛盾，为当局镇压找到更理想的借口。

  当年的广场学生要求对话，需要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否定四二六社论对学潮的“动乱”定性，不过是要求党和政府反腐败，不过是希望对话能够直播，还有就是宪法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权的落实。广场学生们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应得的权利，而邓小平李鹏集团，则不惜以屠城的方式，制造国难。

没有政治对话，没有政治妥协，必酿国家灾难。六四被镇压25年来，我们可以看见，中国政治文明没有一点进步，但国家不幸邓家幸，国家不幸李家幸，国家不幸江家幸，国家不幸权贵幸，这些红色权贵家族们在血色专制中实现了先富，国家道德与政治生态却在沉没。

  现在我们看到，香港的学生与当局对话被当局取消，学生们与香港当局的对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如同学生们当年与阎明复的对话是没有意义的一样，香港民众与学生代表的真正对话对象，应该是中共最高权力机关，要么与全国政协进行对话，要么与中共总书记进行直接对话，我们看到，香港学生致信习近平，要求惩处梁振英的贪腐问题，香港的问题香港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要求与中共最高当局对话，让他们倾听香港学生与市民代表的声音，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对话与政治协商，来解决香港面临的政治难题。

如果香港当局真的如媒体放风所言，要在20号之前完成强力清场，后果难以设想，一是如果动用警力甚至军力来清场，更多的香港市民对其反包围，政府如何处置？如果过盛了暴力清场，激起更多的学生与市民后续地参与政治抗争，香港将无宁日，将成为对抗政府的主战场，学生与市民一日得不到真普选权，一日不会停止抗争。

 当年中共没有妥协，造成国难，现在中共如果有妥协精神，国家政治文明就能前进一步，即，香港人民得到真正的民主普选。

(據東網即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