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政治对话与国家灾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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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叫共和国的国家,就是共和国的体制,更不要自以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人民真的能够得到主人的地位,当国家被一部分人控制之后,如果没有独立的宪法法律制约,军队没有国家化,媒体没有自由,这一部分人(统治集团)就当然地成为国家机器的控制者与专制者,当抗议与对话都无效的时候,国家灾难或人民的灾难,就会不期而至。

作为一位八九六四民运的全程亲历者,我想说,因为八九民运没有实现有效的对话,所以才引发国家灾难,对话固然有学生方面或技术方面的一些缺憾因素,但政府没有真诚对话,政府把对话视同散布谎言的新闻发布会、甚至当成愚弄学生、激怒市民的方式,才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但激化矛盾与造成更大的政局动荡对谁有好处?当然对强硬者有好处,为他们动用武力寻找借口,使最高决策者被裹协,成为一个利益或政治共同体,对和平民众大开杀戒。

  八九北京民主运动对话为什么失败?
  因为对话应该是平等真诚的,但政府当局既无平等意识,又无真诚态度;

对话是通过各种提出主张或建议,使广场上无限的政治问题,通过有限的会议室、有限的代表,找到分歧点,达成妥协,或通过时间,或通过达成方案,各退一步,民运人士退出广场,当局则要有公开承诺,答应民运代表们合理的政治诉求。

学生们示威游行,政治诉求非常宽泛,包括要求中共公开胡耀邦下台真相,或给耀邦平反;反腐败、反官僚;要求民主自由;新闻自由;高校学生自治;等等,政府不可能直接回应这些宽泛的政治诉求,那么,如何让学生运动收场?

 通过吴仁华收集的资料(参见吴仁华《六四事件实录》)我们可以看到八九民运相关“对话”的整个过程:

1989年4月24日:北大200多名教师联名贴出《教师紧急呼吁》,提出:“鉴于目前形势,我们紧急呼吁坚持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原则,与学生对话。中国政法大学贴出署名“部分党员教授、副教授”的《给党中央的信》,“要避免压服,需要民主协商对话。”

1989年4月26日上午9时,北高联在政法大学教学楼前的露天广场举行中外记者会,会场挂着“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示威自由”的大标语。两千多名学生,上百名中外记者与会。北高联主席周勇军代表北高联发言,提出三项要求:一、要求与李鹏等政府领导人对话,承认北高联的合法性;二、要求公安部部长王芳就四.二0事件中警察殴打学生一事公开道歉,并严惩凶手;三、要求新华社社长穆青因新华社对四.二二事件进行歪曲报导公开道歉。

我们看出北大与政法大学老师的理性倡导,没有老师愿意学生们持续上街参与运动,但老师同时希望看到政府的善意回应,以促使政府有所改变,中国近百年政治运动中,政治对话第一次成为重要的话题,并成为关系到整个运动进程的核心问题,老师群体倡导对话之后二天,我们即看到学生运动团体代表的新闻发布会,显然可以看到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力,以及和平理性地要求对话的愿望。

两天后的4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全国青联成立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代表官方有所回应,他说:民主建设、廉政建设不是靠上街游行、喊口号所能实现的。作为中国青年的组织,全国青联应当发挥青年精英的作用,深入学生,积极对话,反映他们的正当要求。

阎明复代表官方,不愿意学生们持续示威游行,同时,对学生对话要求有善意的回应,即,希望全国青联开展与运动学生对话。

我们同时看到,这一天,官方却还发出了另一种强硬的声音:《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题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文章,说:“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背离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袁木与人民日报显然混淆因果,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是统治者的腐败,是腐败与不民主自由造成了学潮,而非学生不想上课,造成学潮。但迫于形势,当天下午,李鹏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应该抓住时机,与学生进行对话。

 悲剧并不是因为对话,而是李鹏任命的袁木主导了这次对话,这次与学生对话最终被做成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还有,对话应该与广场学生代表或相关组织代表,但袁木却让官方认可的各高校学生会代表参加,即便这样,回答学生的问题也是官话套话谎话连篇,认为大多数官员是好的,认为中国有新闻自由,认为学生应该回到校园以学习为主,等等。

袁木主导的“对话”内容公开后,引起强烈反弹,据吴仁华提供的相关资料记录,下午,北高联常委王丹、主席吾尔开希等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中外记者会,王丹、吾尔开希宣布对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不予承认。王丹说:“很遗憾,这不是对话,倒更像是一次记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后,大学生普遍不满,全国有上海、天津、武汉、兰州、长春、沈阳、杭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23个大中城市的学生上街或在校内进行游行,抗议袁木等人的在“对话”会上的讲话。北京高校新出现的大字报集中谴责4月29日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北京农业大学贴出署名“校自治会”的大字报,抨击对话“是一种愚弄、欺骗全国人民的行为”,强烈要求在平等、公开的情形下对话,学生代表必须代表广大同学意见。

袁木主导的对话,没有和解,因为没有对话的空间,没有对话的诚意,没有在学生们关注的关键点上进行实质性的交流与沟通,并致力于达成共识,袁木只有官话搪塞,不仅没有化解学潮危机,反而激发出更大的抗议潮,北高联一些负责人在各高校加紧活动,提出:5月4日前,由各校学生民主选举的学生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对话,政府若不同意,将举行更大规模游行。

现在我们要反思的是,政府中的一些人,譬如李鹏与袁木,是不是希望通过激怒学生,引发巨大学潮,以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目的?学潮越激烈、规模越庞大,越容易出问题,李鹏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与邓小平的政治同盟,从而迫使赵紫阳出局。

这次香港雨伞抗命运动,学生与政府对话破裂,背后又有怎样的问题与背景,值得观察与深思。(待续)

 (據東網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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