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有着各种令人惊愕的灾难，即便如此，纳粹德国制造的种族大屠杀仍几乎是公认最可怕的。它的罪恶在规模上、程度上、性质上为其它重大灾难所无法比拟。如何反思和避免这万劫不复的罪恶，一直是当代的人们所无法回避的课题。
1960年，以色列抓获了前纳粹德国“死刑执行者”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耶路撒冷法庭是想通过这一审判向全世界彰显正义。艾希曼在大屠杀中签发了数万份处死犹太人的命令，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进行屠杀的现代化操作大部分都是他具体负责，导致上百万无辜的犹太人惨死在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这样的纳粹罪犯必须受到惩罚，恶魔的罪行必须揭露和清算。法庭是在将艾希曼作为法西斯的象征来进行审判。
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这一审判，写成了《平庸之恶》一书在杂志连续发表。由于她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并被美国公共知识界奉为偶像，具有特殊的地位，《平庸的恶》一发表就立即引起震撼性的轩然大波。争议之中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图景。
汉娜·阿伦特以她自己的方式把艾希曼作为另一种象征来剖析。她在《平庸的恶》中力图向世人揭示一个完全不同的艾希曼。她认为即使像艾希曼这样的侩子手，看上去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十恶不赦邪恶无比的魔鬼，而是一个平淡无奇、近乎乏味的普通人；他除了想升高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外，根本不动脑子，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正如艾希曼的律师强调的那样，他只不过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作恶既不是出于他有残酷成性的虐待狂（sadistic will），也不是出于他染上了反犹主义的毒菌，他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没有想过自己在做什么。他并非恶魔，即使在今天看来他也是“正常的人”。他的罪恶出于他的不思考（thoughtlessness)。 阿伦特为艾希曼所作的辩解是：“艾希曼许多时候并没有亲手实施屠杀”。阿伦特强调，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这就是平庸”。“平庸的恶”，是阿伦特该书的最后一句话。总而言之，阿伦特所强调的主旨是：即使像艾希曼这种大屠杀的侩子手，实际上只是一个平庸的人，是普普通通平庸的百姓中的一份子，就其人格与品性而言，同千百万的民众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阿伦特的“平庸的恶”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性大辩论，几乎当时所有主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哲学家都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作家欧文·豪将此称为纽约知识分子之间爆发了一场 “内战”，他还预言这场辩论虽然会小时和平静一时，但一定会再次爆发。果然不错，当电影《汉娜·阿伦特》上演的时候，由于再现了审判艾希曼的真实影像档案，突出了阿伦特的强烈观点，于是再次爆发了空前激烈的关于《平庸的恶》两种不同观点的辩论。
国外的学者们，尤其是汉娜·阿伦特的《平庸的恶》，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国内自发产生的对于文革的反思，并对她《平庸的恶》的概念几乎呈一面倒的赞赏，并藉此作为理论上的参照来反思文革。国内对文革的反思逐渐超越了它的初级阶段，不再停留在单纯的伤痕和道义的层面，并开始对文革的根源、成因、罪与责等至关紧要的问题进行深层的思考时，《平庸的恶》的观点不仅获得了极大的共鸣，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和定论，即文革不是个别领袖人物的罪恶，也不是什么制度性的罪恶（Institutional Crime），而是整个民族性的罪恶，普通民众非但谁也逃脱不了干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实际上的帮凶，是文革的自愿的行刑者和普通的法西斯。国内出版的《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中有一段编者按语，基本上代表和概括了以上的主导观点：“过去，人们总是把这种滔天罪行的责任简单地归咎于希特勒个人和其领导的纳粹党……。而作者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对大量史实和资料作了崭新的分析，得出了‘纳粹时期普通德国人都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自愿帮凶’的结论。”
正是在这一系列观点的引导下，人们开始将反思文革的视线转移到普通民众的身上，看到了大量文革中民众群体的“平庸之恶”，指出了每个普通民众负有同样的责任，甚至进一步认为 ：将责任仅仅归结在独裁者身上是同样的不公正的。于是不仅出现了“全民有责”与“全民有罪”的论调，有些人还努力从人性之恶和文化土壤的角度来探索这一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大多数人们对于文革的反思，却忽视了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中隐藏着的误区。正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在《纽约书评》中就“平庸的恶”的争论所作的总结那样：“阿伦特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但选错了对象。” 道理很简单：虽然很多作恶的人是普通人， 但问题在于艾希曼不是一个普通人。无论阿伦特怎样将艾希曼描绘为一个平庸的作恶者，一个平淡无奇、近乎乏味的普通人，但却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艾希曼之所以能够犯下如此大恶，恰恰不是因为他的“平庸的恶”， 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是纳粹帝国的体制赋予他生死予夺的至高权利，离开了这种权力，他什么都不是。
阿伦特这一概念的误区在于：在需要审判纳粹法西斯的实际罪行的时候，却以哲学家的形而上学的孤傲姿态大谈特谈艾希曼的个人品质，并将个人品质同他的实际罪行剥离开来。正是这一剥离，才会出现这场大争论所产生的分歧和对立。世上没有天生的罪犯和恶魔，任何一个凶手从个人品质和生活习性来说，都和常人一样的平庸无奇，即使希特勒也不例外。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审判中，人们应当去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普通的平民百姓变成了恶魔般的艾希曼？究竟是谁造就了如此众多的普通法西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罪恶的根源。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德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水晶之夜”事件。无数暴徒疯狂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大批无辜的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这一事件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史称“水晶之夜”。这些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的歹徒也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不用讳言，他们真实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平凡的司机、医生、学生、司炉工、小店员及其他各种平凡职业的普通人，都是平时安分守己遵守社会秩序的良好公民，谁也无法想象他们会成为强盗与匪徒。套用阿伦特的话来说：他们也确实像艾希曼那样，根本不思考，不动脑子，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 “即使在今天看来他也是正常的人”。问题在于，他们这种公开犯罪而不受惩罚的权利从何而来？是谁赋予他们这种公开犯罪而不受惩罚的权利？
另一个同样显著的例子就是文革。大批红卫兵纷纷从学校里走了出来，冲上街头去破四旧闹革命。在平时，在正常的社会形态下，没有任何一个普通的学生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地去犯这种抄家、殴打、虐杀等恶行。不用怀疑，平时他们在学校或家里，几乎个个都是安分守己甚至唯唯诺诺的好学生好孩子，对自己的老师和校长们尊敬得无以复加，为什么一夜之间竟能用腰间的铜头皮带和手中的棍棒毫不留情地狠下毒手甚至毒打致死？毫无疑问，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水晶之夜”的暴徒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个个都是典型的 “普通法西斯”。究竟是什么魔法使这些普通的的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抄家的能手批斗的打手和杀人的凶手，变得像纳粹法西斯的冲锋队那样无比凶狠残忍的恶魔呢？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许可和授权，赋予他们这种公开犯罪而不受惩罚的权利，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所有这一切根本无法用阿伦特的“平庸的恶”来解释，也无法从“人性之恶”里找到答案。
有史以来，所谓的“人性之恶”始终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但只有当正常社会的法律制度、道德文明等外在的制约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和抛弃，人性之恶失去了有效的制约和束缚，“平庸的恶”才会如决堤的洪水泛滥成灾。如果抽取了这一客观的条件和前提，普通民众的“平庸的恶”也好，“人性之恶”也好，都无权也无力制造出这种罪恶。
像“水晶之夜”或大屠杀这样灾难，许多研究曾将之归咎于民众中和历史上狂烈的反犹主义传统文化的土壤，但事实上无论德国民众在历史上的反犹情绪怎样强烈，远没有达到对犹太人集体性的种族灭绝的程度，更何况在实际上，相比之下，德国人并非是欧洲历史上反犹主义最为严重的民族，只是在希特勒正式上台之后，以独裁极权的方式彻底摧毁和抛弃了正当的民主程序，制定了违宪的“纽伦堡法令”，成为德国独一无二的独裁者的时候，反犹主义才突破了它的底限，普通的德国人才会在秘密策划和强力煽动下公开地成群结队地走上街头，一个个变成了 “普通法西斯”。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才得以产生和执行。
我曾经将大屠杀和文革的灾难比喻为核爆炸：我们知道，铀矿是制造核弹不可或缺的源材料，但如果没有精心的策划和设计，作为源材料的铀235本身不可能自动变成核弹武器，也不能自动爆炸。作为核弹本身，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爆炸，如果没有高达数千万开的介质温度，没有增到几十亿大气压的压强，如果没有引爆装置，不将两块可分裂的高纯度铀235压在一起，并且使总量超过临界质量，核弹就不会爆炸，整个弹体就不可能变成高温高压等离子体并向外迅猛膨胀、发出光辐射、接着形成冲击波向远处传播，产生可怕的质变。
的确，每个普通的法西斯都是核爆炸机器中的源材料和零部件。但是，一次灾难的爆发却不是由源材料和零部件所能发动得起来的。如果没有希特勒那样最高权威的决策和设计，没有他的授权和许可，并亲手点燃核弹的引爆器，一场全民性的法西斯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的；如果没有纳粹帝国所制造的超过临界质量的高强政治压力，如果没有这一系列至关紧要的前提和条件，无论普通民众的日常心灵之中隐藏着什么样的法西斯魔鬼，别说大屠杀这样的灾难，连“水晶之夜”这样的悲剧都不可能自行爆发。
事实上，在这样的灾难中，大多数民众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被强权所摆布、被偶像所蛊惑、被暴力所恐吓、被狂潮所裹挟的处境之下，这时的民众非但不能左右这样的局势，而且连自己个体的生命和命运都左右不了。必须看到，当时的整个社会已经处于一个超高压的临界状态。正是这种极端的、全面的、无法制无人权的非常态，使得整个社会随时都可引爆，随时能催化出大大小小的作恶者和法西斯。
英国社会学家《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的作者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正是由于千千万万失去自己头脑的、平庸的‘普通法西斯’的参与，才可能使奥斯维辛式的灾难真实地发生，它所造成的浩劫要比所有邪恶本能汇聚起来所产生的灾难还要可怕。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和条件就会突然喷涌而出，发生质变。”正是这句：“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和条件就会突然喷涌而出，发生质变。”，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无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之中隐藏着什么样的法西斯魔鬼，但没有“适当的机会和条件”，“平庸的恶”和“人性之恶”是不可能总爆发的。这同核爆炸同一个原理。
一个以屠杀为职业的顶级侩子手艾希曼也许在个人品质上只是一个平庸的人，反之，一个平庸的普通人也能成为艾希曼那样的大屠杀的侩子手，但是这两种角色之间没有等号，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时都可转换。抽取了转换的条件和前提， “平庸的恶”只是一个伪命题。
当阿伦特声称艾希曼既不是“堕落的人也不是施虐狂”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完全错了，她的“平庸的恶”同历史事实的出入太大。也可以这么说，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只是她从艾希曼身上短暂地观察到的个人印象，而她却凭着这样的印象得出“平庸的恶”的结论，却没有真正的事实依据。在艾希曼50 年代的手记中，学者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艾希曼，他同阿伦特的观察大相径庭。他不仅是一个相当充分的思考者和自觉的反犹主义者，还是一个自觉的侩子手，他在战争结束时曾狂叫：“当我走进坟墓时，我会因为杀死了500万犹太人而大笑，这件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满足和快感。”事实上艾希曼的“平庸的恶”并不平庸！
国外有学者批驳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时指出：“从好的方面来说，她是幼稚的”，也就是说，即使像阿伦特这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反思人类罪恶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走进思想的误区。当我们在反思文革的时候，是否也能从中获得启示和借鉴？
虽然阿伦特“平庸的恶”的理论是对道德哲学的洞察，但由于她不是从法的角度而是从抽象的伦理角度来评价历史，因此在客观上得出了一个危险的结论：就如纳粹战犯在法庭上都把罪责归于国家的犯罪，完全没有个人的罪恶感，如果艾希曼的恶被界定为普通人的平庸之恶，那么反人类反社会之罪同个人的品质和良心的危机之间的边界就会模糊，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就会混淆，价值观的底线就会被轻易地突破，“平庸的恶”就成了法西斯罪犯隐藏自己的面具，不必再有任何良心的负担和罪恶感。一旦同样的社会条件具备，同样的惨剧一定会再次产生，他们就会轻松地心安理得地从“平庸的恶”的面具中走了出来，毫无罪恶感地再次拿起凶器履行侩子手的职责。
正如雅思贝斯曾指出的那样：“艾希曼的恶陈腐了，但邪恶的本身没有陈腐。”平庸的恶不平庸！
（ 据财新《中国改革》 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