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 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
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社会。一方面它有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百姓的生活水平空前地提高了，现在平均一个人每月的工资相当于30年前一年的工资（以购买力比较）。中国人享受了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和平发展的30年（这中间的173年大体上可分为六个30年，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独一无二的和平发展的30年）。这样的成就被全世界称为中国奇迹。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恐怕也能算是极其了不起的一段繁荣昌盛时期。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情况又糟糕得出奇。政局非常不稳，维稳成了当局的首要任务。社会中各种冲突层出不穷，暴戾之气空前高涨。城管与小贩互相残杀，病人杀医生，百姓杀当官的。文革已经过去40年，但是还有人开批斗会，举着标语牌打倒谁谁谁。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废除死刑的背景下，中国还在大批执行死刑。尽管冤死了不少人，现在照杀不误。联合国号召反对死刑，但是中国大多数人赞成死刑，甚至要求恢复凌迟处死坏人，让他们知道厉害。马路上吵架的人居然把对方躺在婴儿车里的小孩举过头猛往下摔死。文化革命毁掉了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用残暴代替了仁爱，用斗争代替了礼让。道德作为社会中人与人的粘结剂荡然无存。
现在文革中极端的做法已经停止，但是新的价值观并没有建立，没有一个牢固的判断是非的坚实基础。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说假话成为风气。更使道德观的重建愈加困难。由于基本价值观的缺失，庸俗思潮乘虚而入。这就是全民向钱看，一切都为了赚钱，钱主宰了一切。好的方面是导致了经济的高增长，坏的方面是社会迷失了方向，个人的人生观被扭曲。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人的价值观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满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但是鸦片战争使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洋枪利炮。于是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这个争论尚未结束，上个世纪初就有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
到1949年马克思的价值观正式成为中国的统一价值观。全国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中国社会形成了非常一致的信仰。它经受了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三年灾荒，一波接一波伤害了上亿人的阶级斗争的巨大考验而人心没有涣散，百姓判断是非的标准并没有动摇。但是文化大革命和苏联垮台，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没了根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
由于对外开放和人员大量的对外交流，西方价值观大量进入。例如过去不被重视的个人隐私权，现在成为许多矛盾的焦点。中国进入价值观大交锋的时代。
尽管改革以后中国人逐渐接受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拿宪法修改来看，我们已经不再坚持公有制（承认私企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承认要保护私有财产），不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接受了人权、法治、宪政等重要的现代价值观。但是旧的东西很难放弃。特别是马克思关于剥削、劳动价值论、阶级斗争的学说还有巨大的吸引力。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环境下，这些说法有大量的同情者。他们以阶级斗争的学说为武器，成为社会重大的不安定因素。
在上个世纪初，剩余价值、剥削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曾经获得全球三分之一的人的认同，从而出现了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经过近一百年的实践，证明消灭了“剥削”的公有制，其毛病比私有制更大。绝大多数公有制国家先后改弦更张，放弃了这一套理论，开始走上阶级和谐，共同致富的道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理应更有深切体会，应该更坚决和这套理论诀别。可是我们错失良机，至今还在勉强坚持着它。这就妨碍了中国社会接受新观念的进程，因此中国社会不能形成统一的价值观，更没有大家一致的标准来判断是非。这样造成的混乱是可以想象的。
虽然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构成的，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变化的总趋势应该是越来越明显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宪政，是历史演变的总趋势。也就是孙中山在百年前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从执政者的长治久安来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及早认定方向，促进全社会尽早搭上潮流的班车，不要再一次被历史甩在后头。
（据人文经济学会官微，该会是一个以传播普及经济学为宗旨的民间机构，学会成员包括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等著名经济学家，欢迎关注。微信号：hes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