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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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始終被認為是富裕的地區,經濟學者一直使用人均GDP的數字來表明香港的富裕程度,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4年公佈的數字,中國大陸人均GDP為6747美元,排名第81位,依舊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10486美元,但中國香港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37777美元,排在世界第25位,超過台灣的人均GDP值20930美元。

即便如此,香港不僅僅有貧困問題,而且還有著背景復雜的嚴重的貧困問題。

香港的人均GDP雖然從1961年2353港元,大幅增長至2011年的27萬港元,但香港實際正處於一個歷史上最長的衰退周期之中。香港的人均GDP增長率,由1997年回歸時的10.2%,一直處於不穩定的下降通道當中,1998年為負的5.5%,1999年至2003年,除了在2000年經濟有3.1%的增長之外,其餘4年,均出現了1.9%至2.9%的倒退。此後,2004年至2007年出現了較強勁的復蘇,但從2008年至2009年又再度出現了低谷,2009年甚至有3%的倒退。出現這種情況有外部因素,如亞洲金融風暴和華爾街金融風暴,隨著中國大陸提供的強刺激,香港經濟在2011年出現回升,但迄今為止,根據香港樂施會的報告,香港的貧困家庭依然有45萬戶,總共700萬人口中,貧困人口數字高達117萬人以上,貧困率高達17.6%。

GDP總量高,人均GDP高,不等於香港就沒有貧困問題,眾所周知,香港有著世界上非比尋常的基尼系數0.537,貧困分化極為嚴重。對於這樣的貧困問題,香港的社會學者一般認為,香港的貧困原因主要是全球化、去工業化以及白領化造成的問題。

香港在上世紀的70年代是工業繁榮時代,80年代後的10年間,大量工業轉移“北上”,投資於大陸地區,造成了工業人口的大量失業。80年代香港製造業的人口有百萬之眾,占總人口的比例高達35.8%,到了2011年就只剩下了17萬人,占比也只有區區4.5%,在這樣的一個年代中,香港製造業共淘汰了77萬勞動人口。經濟可以轉型,但工業人口的轉型卻很艱難,英雄無用武之地,隨著年齡的增長漸漸陷入絕對貧困的境地。與此同時,港澳對大陸地區的投資,從1979年-1993年,實際總共投資了3852億美元,占中國外來投資的62.3%,是中國最大外來投資者。這種工業轉移過程表明,如果要說中國經濟起飛造就了香港的貧困雖然有點過分,但存在著關聯性也很明顯,就此而言,中國大陸對香港提供某種程度的援助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中國大陸也的確是這樣做的,至2010年為止,中國對香港的投資超過了3萬億港元,基本是日本對港投資的16倍。

不要以為香港金融業的發展可以發揮替代作用,香港銀行業雖然發達,但對就業的貢獻遠不如預期的那般大。1991年,香港銀行業只雇用了10萬人,即便到了2011年也只雇用了19萬人,只占工作人口的5.5%。

工作是一個方面,生活是另一個方面。在香港,令貧困人口倍感生活艱難的還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香港自雇人士多,形成了看不起貧窮的文化,窮人的日子很難過。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就看不起“沒錢的人”,《禮記》中就講,死亡貧苦,人之大惡。雖然香港失業率迄今依然維持在中等水平之上,但勞工的反映並不強烈,也缺乏組織來有效代言。所以,他們的困苦經常不為人所知。

再一個是社會資本的匱乏。社會資本從微觀講是人際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為的是獲得資源和機會,從宏觀講是一種通過集體行動實現共同利益的組織資源。香港這方面的情況非常糟糕,社會資本嚴重匱乏,有嚴謹的科學調查結果表明,43.9%的貧困人口表示,他們連一個可以借錢的親友都沒有,被調查的貧困人口中,平均能夠介紹工作的親友只有1.74個,社會資本的匱乏程度非常嚴重,這勢必會導致香港的貧困和不滿存在被放大的可能。

長期以來,香港政府在貧困問題上的關註是不足夠的,這從港英時代就開始了,“積極不乾預”和“鼓勵自由競爭”始終是基本政策,這就為貧困問題的社會錶面化奠定了基礎。即便是號稱完善的香港法律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比如香港的雇用條例有18小時以內的“例外”,為雇主的“策略運用”開了方便之門。而近年來公屋租金的大幅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貧困家庭的壓力。凡此種種都表明,香港的幾乎不為人所知的貧困問題,非常值得關註,從被壓抑到演化為社會表現,並不會令人奇怪。

(中國安邦集團研究總部首席研究員 陳功。註:安邦咨詢公司是中國內地一家獨立智庫機構,專註於財經與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該機構觀點。)

(据: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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