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貧窮問題

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始終被認為是富裕的地區，經濟學者一直使用人均GDP的數字來表明香港的富裕程度，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4年公佈的數字，中國大陸人均GDP為6747美元，排名第81位，依舊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10486美元，但中國香港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37777美元，排在世界第25位，超過台灣的人均GDP值20930美元。

即便如此，香港不僅僅有貧困問題，而且還有著背景復雜的嚴重的貧困問題。

香港的人均GDP雖然從1961年2353港元，大幅增長至2011年的27萬港元，但香港實際正處於一個歷史上最長的衰退周期之中。香港的人均GDP增長率，由1997年回歸時的10.2%，一直處於不穩定的下降通道當中，1998年為負的5.5%，1999年至2003年，除了在2000年經濟有3.1%的增長之外，其餘4年，均出現了1.9%至2.9%的倒退。此後，2004年至2007年出現了較強勁的復蘇，但從2008年至2009年又再度出現了低谷，2009年甚至有3%的倒退。出現這種情況有外部因素，如亞洲金融風暴和華爾街金融風暴，隨著中國大陸提供的強刺激，香港經濟在2011年出現回升，但迄今為止，根據香港樂施會的報告，香港的貧困家庭依然有45萬戶，總共700萬人口中，貧困人口數字高達117萬人以上，貧困率高達17.6%。

GDP總量高，人均GDP高，不等於香港就沒有貧困問題，眾所周知，香港有著世界上非比尋常的基尼系數0.537，貧困分化極為嚴重。對於這樣的貧困問題，香港的社會學者一般認為，香港的貧困原因主要是全球化、去工業化以及白領化造成的問題。

香港在上世紀的70年代是工業繁榮時代，80年代後的10年間，大量工業轉移“北上”，投資於大陸地區，造成了工業人口的大量失業。80年代香港製造業的人口有百萬之眾，占總人口的比例高達35.8%，到了2011年就只剩下了17萬人，占比也只有區區4.5%，在這樣的一個年代中，香港製造業共淘汰了77萬勞動人口。經濟可以轉型，但工業人口的轉型卻很艱難，英雄無用武之地，隨著年齡的增長漸漸陷入絕對貧困的境地。與此同時，港澳對大陸地區的投資，從1979年－1993年，實際總共投資了3852億美元，占中國外來投資的62.3%，是中國最大外來投資者。這種工業轉移過程表明，如果要說中國經濟起飛造就了香港的貧困雖然有點過分，但存在著關聯性也很明顯，就此而言，中國大陸對香港提供某種程度的援助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中國大陸也的確是這樣做的，至2010年為止，中國對香港的投資超過了3萬億港元，基本是日本對港投資的16倍。

不要以為香港金融業的發展可以發揮替代作用，香港銀行業雖然發達，但對就業的貢獻遠不如預期的那般大。1991年，香港銀行業只雇用了10萬人，即便到了2011年也只雇用了19萬人，只占工作人口的5.5%。

工作是一個方面，生活是另一個方面。在香港，令貧困人口倍感生活艱難的還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香港自雇人士多，形成了看不起貧窮的文化，窮人的日子很難過。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就看不起“沒錢的人”，《禮記》中就講，死亡貧苦，人之大惡。雖然香港失業率迄今依然維持在中等水平之上，但勞工的反映並不強烈，也缺乏組織來有效代言。所以，他們的困苦經常不為人所知。

再一個是社會資本的匱乏。社會資本從微觀講是人際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為的是獲得資源和機會，從宏觀講是一種通過集體行動實現共同利益的組織資源。香港這方面的情況非常糟糕，社會資本嚴重匱乏，有嚴謹的科學調查結果表明，43.9%的貧困人口表示，他們連一個可以借錢的親友都沒有，被調查的貧困人口中，平均能夠介紹工作的親友只有1.74個，社會資本的匱乏程度非常嚴重，這勢必會導致香港的貧困和不滿存在被放大的可能。

長期以來，香港政府在貧困問題上的關註是不足夠的，這從港英時代就開始了，“積極不乾預”和“鼓勵自由競爭”始終是基本政策，這就為貧困問題的社會錶面化奠定了基礎。即便是號稱完善的香港法律也存在著諸多的問題，比如香港的雇用條例有18小時以內的“例外”，為雇主的“策略運用”開了方便之門。而近年來公屋租金的大幅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貧困家庭的壓力。凡此種種都表明，香港的幾乎不為人所知的貧困問題，非常值得關註，從被壓抑到演化為社會表現，並不會令人奇怪。

（中國安邦集團研究總部首席研究員 陳功。註：安邦咨詢公司是中國內地一家獨立智庫機構，專註於財經與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該機構觀點。）

(据: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