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纵然这个世界很大，《世界人权宣言》仍然要求我们“以兄弟般的精神”对待“富有理性和良知”的同伴。即便我们不能真的像兄弟那么亲密，至少也做个朋友吧。
我们之所以是朋友，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宣言》第1条所宣称的“理性和良知”，因而都有作为人的内在尊严。我们都是值得尊重的人，我们尊重自己，也懂得尊重别人。作为道德与理智力量的载体，每个人只要正常发展就能成长为健全的人格，就有能力做一个对自己、家人、社会负责任的公民。只要得到适当的教育，再卑微的人都能成才，再邪恶的人都能改邪归正。因此，永远正视自己和他人内在的潜能，永远不要放弃发展自己的道德和理性。正是这种人之为人的能力使你获得尊重，也使我们成为相互尊重的朋友——至少，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成为朋友。
作为朋友，我们至少不能像敌人那样相待，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将别人当作敌人，冒犯之、侮辱之、伤害之。当然，我们不得不看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或为生活所迫，或为利益所诱，或出于一时冲动，我们的言行可能伤害别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刑法来处置罪犯，因为他把我们当作了敌人。既然他被利益或情欲蒙蔽了双眼，不谙理性、不听良心的劝告、漠视他人的存在，用自己的行为危害他人的生命、安全或财产，我们只有通过国家这个理性的暴力机器强迫他回归理性，让他重新回到我们这个朋友大家庭中来。
然而，即便罪犯也不是我们的敌人，而只不过是一个犯了错误的朋友。作为有良知、有理智、有尊严的人，他确实不该犯这么严重的错；我们确实不得不以暴制暴，把他暂时控制起来，但是既然我们承认他的内在尊严，我们依然要把他当作朋友对待。虽然我们怀疑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们还是要给他自我辩解的机会；无罪推定、公正审判不是为了包庇和纵容犯罪，而是一位“富有理性和良知”能力的朋友所应得的一份礼遇。即便他的犯罪通过公正的程序得到确证，他也只是一个犯了错的朋友，因而不应该受到不必要和不人道的惩罚，因为建立国家、制定刑法的目的不是惩罚他的罪过，他的罪和他造成的伤害也不会因为惩罚而变得更轻微，而是让他重新成为我们的朋友。
在本质上，国家就是这个保证我们大家以朋友相待的暴力机器；暴力不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一招，而且必须是正当的、必要的、符合人道的。既然国家的基本目的是保证我们以友相待，它首先要把我们当作朋友。其实现实中的所谓“国家”，无非是由我们当中的一小部分人组成的政府。无论他们行使着如何庞大的国家权力，都同样要把我们当作朋友对待；事实上，善待我们正是他们行使权力的目的和义务。
我们政府最大的问题正在于它没有总是把人民当朋友，至少没有把人民中的一部分当作朋友对待。当我们的官员纵容乃至指使推土机推倒民居，让人民无家可归；当刑讯逼供草菅人命，把犯罪嫌疑人作为索取口供的工具甚至泄愤施虐的对象；当我们的官员无情挥霍人民辛勤劳动，剥夺人民的基本生计、公正补偿、社会保障，每年将数以万亿计的财政浪费在豪华办公楼、“三公”消费乃至流入个人腰包的时候，他们没有把我们当作朋友看待。当我们的政府动辄以“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拒绝批准公民的合法集会申请，或以“造谣”、“诽谤”、“损害政府形象”的名义禁止记者或作家报道，或以“打击邪教”的名义无情惩罚持特定信仰的信徒，或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惩罚那些批评现有制度的异议者的时候，它也没有把他们当作朋友看待。也许他们批评错了，但是作为朋友他们应被赋予起码的信任和尊重。如果政府坚持我们身边确实有“一小撮”十恶不赦、亡我之心不死的“阶级敌人”，那么就请找一个出来给我们看看，但是为了给他公正辩护的机会，让他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或行为，让全国人民来判断他究竟是朋友还是不折不扣的敌人。
当然，就和私人犯罪一样，犯罪或犯错的官员并不是我们的敌人；纵然他们犯了弥天大错，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对他们犯同样的错误，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冒犯之、侮辱之、伤害之、通过暴力手段消灭之。其实就和家长的纵容宠坏了孩子一样，他们之所以犯错，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尽到监督的义务，或者更准确地说，现有的制度安排不让我们有机会监督他们。正是制度的漏洞让他们过分膨胀、失去理智，但是我们难道对这种制度现状没有一点责任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家都是不称职的“家长”。我们和政府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而且我们默认了这种本末倒置；我们一直误以为政府才是“父母”，自己则是无知、愚昧、幼稚的“孩子”，甘愿被它命令、指挥、驱使。久之，真正的“孩子”被宠坏了，变得贪得无厌、桀骜不驯的“家长”和主人，人民反而成为甘受欺凌的奴仆。要恢复正常的主仆关系，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主人意识，我们的言行必须和宪法赋予我们的主人地位相称。
如果刑法的目的是通过国家保证我们私人之间彼此以友相待，那么宪法的目的正是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把人民当作朋友。即便控制国家权力的官员把我们当敌人看待，我们也不能把他当作纯粹的敌人，而是要通过制度的力量迫使他把我们当成朋友。宪政的真谛在于营造一个没有敌人的制度环境，让手握权力的官员不得不和手无寸铁(但掌握选票)的平民像朋友那样和谐生活。
（本文为张千帆教授在北大10级本科生宪法基础主干课上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