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香港民主示威对习近平构成挑战

周一,香港数以千计的亲民主示威者继续抗议。

周一,香港数以千计的亲民主示威者继续抗议。

北京——中国共产党平息骚乱的经验丰富。多年来,它娴熟地综合利用言论审查、逮捕、武装力量,并越来越多地通过金钱,来压制或缓和政治改革的呼声。

然而,面对香港街头日渐壮大的示威阵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拿出的工具似乎相当匮乏。这些抗议活动的诉求,是要在香港的土地上实行更多民主。

香港已经是一个成熟而富裕的特殊地区,变得相对不受共同繁荣的美好承诺的影响。在中国统治下的16年里,这种共同繁荣帮助香港保持了稳定。同时,在这个有着自己的法律和自由传统的前英国殖民地,严厉镇压主要是和平性质的抗议,几乎必然会适得其反,尤其是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之下。

“在大陆,只要能用足够多的军人和武器控制住街道,就能扼杀抗议,因为其他地方都已经被控制了:媒体、互联网、学校、每块地方和每个社区,”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大陆作家笑蜀说。“在香港,不像大陆,街头并非唯一的战场。”

在香港的抗议活动中,示威者不顾警方的镇压,周一占领了商务区的一大片地方。这场抗议已经演变为大规模的对峙,而习近平几乎没有可以化解的简易办法。

大陆的分析人士称,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年头,如今已经较为长久了,因而即便是小小的让步,也可能会向口岸另一边发出“大规模抗议会有所收获”的信号——习近平似乎决意避免这种软弱的迹象。

然而,动用武力驱散抗议者的任何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与1989年北京的民主抗议人士遭屠戮的类比。当时的事件导致共产党内部发生分化,并在接下来的多年时间里影响了中国与外界的关系。

因此,香港的未来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近平是否有拿出一套合适解决方案的实力、技巧和视野。这套方案需要既能让香港保持稳定,又不会让离北京更近的地方出现仿效香港的改革呼声。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北京或香港当局预想的规模,”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民主发展的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说。“他们没有和平化解此事的策略,因为那需要进行谈判,而我认为习近平主席不会允许那么做。现在,如果让步,他就会给人软弱的感觉,他显然很不喜欢这样。”

迄今为止,习近平的表现——坚决反对政治自由化和公众抗议已经成为其统治的一项标志——表明,他讨厌做出让步。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强人,一个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过后,中国未曾出现过的那种强人。即使有,也只是极少数的党内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预计,他会认真考虑在香港实行充分民主选举的诉求。

事实上,他的强人风格或许正是这场危机的诱因之一。

抗议者要求公开选举香港的最高领导人——行政长官。中国已经同意从2017年开始,允许对该职位进行普选。

但上月,中国的橡皮图章立法机构排除了对选举条例进行任何开放竞选改革的可能性,不允许未经一个高度亲北京的委员会筛选的候选人参选。此外,尽管目前或许依然有妥协的空间,但习近平上周与来自香港的商业领袖举行闭门会晤,期间重申中共不会允许有720万人口的前英国殖民地香港进行政治改革。

“假如他在握有优势的时候进行了谈判,”戴蒙德说,“推行在香港实现‘渐进有序’的民主进步的策略,哪怕是遵循比民主派所希望的更渐进的时间表,他应该已经预先阻止了这场风暴。”

然而,北京方面一味强化立场。周一晚间,党报《人民日报》在其网站发表评论文章称,香港的动荡,是由赴英美寻求境外“反华势力”支持、向台独学运分子学习抗争经验的民主激进分子煽动裹挟的。文中称他们是“一群心系殖民统治、醉心‘西方民主’的人。”

如果是中国内地爆发的抗议活动,这样严厉的措辞或许意味着官方即将下令动用武力,然后就是逮捕、审判秀及长期监禁的处罚。

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这种选择在香港是否行得通。鉴于大量民众涌入街头,又没有任何政治解决方案,或许只有诉诸像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那种级别的武力,才能镇压此次抗议活动。但此类流血事件会极大地破坏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并危及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

在中国内地,部署身穿绿色制服的武警——专门进行人群管控的准军事部队——基本上能够确保平息抗议活动。全国各地的官员,从西藏自治区到毗邻香港的广东省,经常动用这一策略。但周一,亲北京的香港领导层决定撤回警力,似乎承认了他们立即诉诸武力是错误之举。

曾在党报《学习时报》担任编辑的邓聿文表示,习近平亦有其他理由不答应抗议者的要求:任何实质性让步都可能在大陆激起由其他问题而发起的集会。

邓聿文表示,香港的活动人士及学生“尚不了解,中央政府不会只根据香港的情况来处理香港问题。”

他说,“他们用整个中国的眼光来看待香港问题。他们担心香港的反抗活动会在内地重演。我认为‘占中’没有想到这一点。”占中运动指的是要求民主的先锋团体“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如果习近平选择妥协,还是有些余地。

一个选择是,撤换亲民主派非常反感的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Leung Chun-ying)。抗议人士几乎一致要求他下台。周一,在一条街道上,抗议者将一辆大巴装饰成类似梁振英棺材的模样。在其他一些地方,人们对印有梁振英头像的纸板大加斥责。

此举或许足以削弱抗议者的声势,尽管不大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倘若梁振英下台,北京方面几乎肯定会安插一个同样亲共的人选。

另一个选择是,允许民众投票选出提名委员会逾1200名委员中的所有或大部分人,然后再由他们遴选出几名参加普选的行政长官候选人。

笑蜀表示,“我觉得大多数香港市民会支持这一方案,而且这也符合《基本法》。”他所说的《基本法》指的是香港的宪法架构。

北京或许还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手法,表面上更换提名委员会,而实际上不放弃控制。但是,就连表面的妥协,也可能超出了习近平的承受范围。

执政以来,习近平一直告诫党内官员必须汲取前苏联的教训。苏联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解体,而中国官方认为,其中包括它放松了对远离莫斯科的多个民族地区及东欧卫星国的管控。

党内文件显示,提到苏联共产党垮台一事时,习近平说,“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据2014年9月30日《纽约时报》。记者黄安伟、储百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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