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滿全國人大通過的香港普選特首框架，香港學生從和平理性罷課開始，發展到沖擊政府總部。周日“占中三子”深夜匆匆宣佈提前“占中”，從占領政府總部開始，香港演繹了回歸以來最激烈的警民沖突。據報道，當日下午開始，政府總部周圍聚集了三萬多市民。警方多次警告，集會違法，並出動防暴警察，多次射放催淚彈、手舉棍棒驅逐人群。抗爭的示威人士並無退卻的跡象，直至周一清晨。一場延續了17年的香港“一國兩制”保衛戰進入抗爭階段。
“一國兩制”最初就是燙手山芋：彼之臟水，港之糖水
馬克思曾用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來形容十九世紀費爾巴哈批判黑格爾的方式，說費爾巴哈象一個糊塗的老太婆，在給嬰孩洗了澡後，倒洗澡水把嬰孩和臟水一塊潑到門外去了。馬克思沒有倒過來闡述，現實生活中接受嬰孩時把“臟水”一起收了回來的後果會怎樣。
一百多年之後，香港尤如中國的嬰兒重新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尷尬的是，社會主義母親在收回嬰兒的同時，也不得不把資本主義制度的“臟水”抱起。“楚河漢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是兩種水火難容的制度，但在香港主權回歸時無法做到馬克思辨證否定的要求，既拋棄舊事物中陳舊的東西，又保持舊事物中一些合理的東西。社會主義中國無可避免的要像那個老太婆一樣將所謂的“臟水”和乾凈的嬰孩混合，把資本主義和香港一起攬入懷里。
1980年代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為了實現中國統一之目標所制定的憲法原則，讓中國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雖然這讓傳統政治學尷尬，卻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理論的創新，以此解決百年香港回歸的最好選擇。
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歷史上亦聞所未聞的“一國兩制”，其核心是在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權之下實行資本主義，重點是在中央政府領導的社會主義框架下如何發展資本主義。回歸之時，香港是一個有充分自由、法治、人權，卻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香港沒有得到充分的資本主義發展。市民可以在媒體上批評政府，卻無法真正舉手選出可以代表自己的議員和領袖。
接下去香港資本主義的路該如何走，京港兩地該否融合？香港的民主進程已經寫入基本法，但北京不願意照搬西方民主的套路，又該如何設計自己的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能否成功領導資本主義？一連串需要解決的問題遠比“一國兩制”提出本身要艱難的多。“一國兩制”一開始註定就是北京的燙手山芋。
回歸17年中，香港發展的爭議不斷，可以說，所有的爭議皆圍繞著如何實現”一國兩制”美夢而起。盡管香港走上政改轉型路時有極少數人打出殖民時期的港英旗，大有寧為奴才不做主人的復闢味道。但至今為止，中央和香港泛民主派都還信守著“一國兩制”的底線，香港人都希望守住羅湖橋保衛“一國兩制”賦予的資本主義“天堂”。社會主義眼中的資本主義“臟水”，卻是香港人祖輩享用的糖水。
17年實踐：北京強調“一國”，香港強調“兩制”
分歧是，香港要一個什麽樣的”一國兩制”？2003年香港50萬人大游行；23條立法受挫；2005年政改受挫原地踏步；國民教育遭批；直至為2017年普選特首社會嚴重撕裂等，所有的爭議，都是各方在為保衛自己的“一國兩制”。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一國兩制”，尤如著名導演李安所說的“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那樣，是每個人心中都有的一個美麗夢，卻因為種種原因難以如意。北京和香港民主派都講“一國兩制”，但很多時候卻南轅北轍，都有一個夢想，卻無法同床同夢。香港和北京“每個人都有一個夢，那麽我的夢是你的嗎？”
香港大多數人謹記“一國兩制”就是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相對香港民主派強調“兩制”，北京則更強調沒有“一國”無從“兩制”，主權回歸中人心回歸才是核心，並不斷修正著，逐步完善對”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的框架。
“一國”主權如不能至上，“一國兩制”實質上不就名存實亡了？沒有香港的資本主義還有“一國兩制”的意義嗎？“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類似不絕於耳的爭議，一直揮之不去。
“一國兩制”攻防戰：從互不破壞制度到深層政治矛盾沖突
“一國兩制”是什麽？鄧小平在1984年6月22日時提到：“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1997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変，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關系。”1982年1月時鄧小平更進一步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
“一國兩制”由此定音，互不破壞制度是底線。1997年，香港走上回歸路後，“一國兩制”的攻防戰亦由此展開。
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1989年12月接見英國首相特使、首相外交顧問柯利達時表示：“在‘一國兩制’問題上，我曾在同香港許多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談話中引用過一句諺語，叫做‘井水不犯河水’。有的香港人不大理解，說：‘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必定犯井水’。其實，我這句話完整地說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
回歸前幾年，中央嚴守著“不犯”的底線，連內地官員外事出訪都避免過境香港，但還是無法避過兩種制度的沖撞。內地出現的腐敗、違反人權等狀況，以至一些敏感日子都成為香港民主派、媒體詬病中國的箭靶。北京擔憂回歸後的香港成為一個反對派的基地。
根據《基本法》23條，北京希望急推“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系。”
2002年到2004年期間，香港政府打算提議立法，遭市民強烈反彈，以至2003年的七一游行聚集50萬人。7月9號政府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前夕，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辭職，香港政府最後只能收回，暫停立法。
一些學者指出，在“23條立法”事宜上，中央政府插手香港事務，不利於“一國兩制”，損害香港以及中國民主制度的實踐。而北京正是希望“23條立法”，以確保中央在香港順利推行“一國兩制”。
前特首曾蔭權在一次赴京述職時，時任總理溫家寶表示：“要著手研究涉及全局和宏觀的重大問題，統籌全局，謀劃未來，更好地解決香港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當時認為，深層次矛盾主要是經濟、民生問題。隨著香港政改轉型期到來，“一國兩制”突顯的深層次問題其實還是政治分歧和政治矛盾，甚至水火不容。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今年六月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香港高度自治”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並指出在“一國兩制＂中，“兩制”僅能“從屬”於“一國”，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特首與立法會普選制度都要“符合國家安全及利益”。中央為“一國兩制”定調，要讓香港人認清“一國兩制”的實質，以確保香港作為商業社會的穩定性。
這個世界上或者本不該有“一國兩制”。將特首選舉上升到“國家安全和利益”，事實上也是在涉及到執政安全的高度時，“兩制”就已經沒有了存在的基礎。因為社會主義“一國”中的資本主義本身就是“臟水”，是對社會主義執政當局的不安全。站在中央的角度，對這樣的國家安全問題自然必須高度重視，是勢不兩立甚至你死我活；而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上，這只是民主選擇的方式討論。
全國人大確定了香港2017年特首普選的框架，中央依基本法按照自己設定的“一國兩制”推進，撞擊了泛民心中的那一個夢想。和平占中發起人戴耀廷指，人大常委的決定嚴重打擊了“一國兩制”，對此感到非常遺憾，形容這一日是“一國兩制”最黑暗的一天。可以想像到，對資本主義滿是憧憬，對自由民主滿是期待的香港泛民派，那一刻的失落、憤恨以至無奈。
學聯罷課宣言指責：“當中方單方面撕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意味香港將進入全面抵抗的年代，不合作運動就是為了拒絕坐紂為虐、坐擁香港被謀殺。”
一名參與罷課的中五女生指出，大專生已經罷課四天，中學生是時候在今天站出來，她指“人大”對政改“落閘”，影響到“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令人意識到問題不能再坐視不理。
而此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率領的工商界及專業人士訪京團。習近平強調，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符合國家、香港及外來投資者的利益，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並沒有變，亦不會變。中央將堅定不移，支持香港推進民主發展。
同一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向澳門特首崔世安頒發任命令時亦強調，中央政府將繼續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和基本法，不斷開拓“一國兩制”實踐的新里程。
17年來“一國兩制”的定義、範疇不斷被修訂，或者說按社會主義要求不斷“完善”，與香港的普選理解產生落差，分歧由此產生，（並由此）直至沖突。人大為普選落了“閘”，香港的“一國兩制”保衛戰也由此開始。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文中小標題為編輯總結。本文責編霍默靜[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