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人所使用的民主化妆术，有一共同特点，即喜欢在民主前面，加上地方性的前缀，如利比亚式民主、拉美式民主等，同时指出，民主不是美国之流的专利，“美式民主”云云不是唯一的答案。诚然，每一国的民主，都有其特色，以区别于他国，但是，无论国情何其独一无二，民主就是民主，而非其他。打个比方，不管青椒肉丝，还是鱼香肉丝，抑或京酱肉丝，材料都得是肉丝，你不能拿切成丝的茄子来冒充。然而，如你所见，前利比亚式民主的本质是专制，在一些拉美国家，所谓民主，则是民粹其表，暴政其里，它们所用的材料，皆非民主的肉丝。话说回来，假如真是民主，何必浓妆艳抹呢；反之，再高明的妆容，都无法将专制化成民主，正如无法将南瓜炒出冬瓜的味道。

写到这里，恐怕还得解释一下，何谓民主。我以前说民粹是政治学上最模糊的概念，民主的定义，何尝不是充满争议？古人有古人的定义，今人有今人的定义，乔万尼·萨托利有乔万尼·萨托利的定义，罗伯特·达尔有罗伯特·达尔的定义，孙中山有孙中山的定义，扬州老人有扬州老人的定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都耳熟能详。扬州老人是什么来头呢？这是一则轶闻，无法考证其真实性，且当段子来听。1912年初，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有一位扬州老人到总统府求见，传达室不予通报，老人坚持不走，孙中山听闻此事，立即接见，握手相迎，老人却三跪九叩，行起君臣之礼。孙中山赶忙将其扶起，告诉他：“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老人问：“总统若是离职后呢？”孙中山答：“总统离职以后，就和老百姓一样。”老人告辞，孙中山亲自将他送出总统府。事后老人感慨：“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事实上，扬州老人所见到的民主，充其量只是一种民主作风，或者说德行，而非制度、程序。这样的民主，与民主的真义，相距岂止百里；这样的民主观，倘流行起来，民主不是被滥用，就是被盗用，沦为装饰品，正是悲剧的归宿之一种。

罗伯特·达尔总结了民主的五项标准：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评判民主之真伪，这五项，缺一不可。相形之下，还有一种更为简化、宽松的定性，即民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政治参与，二是政治竞争。所谓政治参与，指公民的选举权，要有数量保障（一个国家的成年人，得有半数或更大比例拥有选举权），要能质量保障（选票不能是一张废纸）；所谓政治竞争，指一个领导席位，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党派参加竞选。如果没有政治参与，无论政治竞争如何激烈，都不过是宫廷剧；如果没有政治竞争，无论政治参与如何热切，都不过是木偶戏。

以这两个条件为标尺，大抵可以权衡，一国的民主到底是不是装饰品。以吾国的民主为例。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政治竞争有了，政治参与却不足，显然名实不符。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治，如在1948年春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政治参与有了，政治竞争却不足：只有居正与蒋介石竞选总统，二人同属一党，而且在竞选中途，居正遭到恐吓，被斥不自量力，遂在报纸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竞选，后经挽留而未能如愿，由此恰可见“竞争”的实质。

反而是今日中国的农村选举，在我看来，具备了民主的雏形。虽然贿选风行，破坏了选举的公正，不过从形式上讲，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都有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拥有选举权的村民，至少半数去投票，选举才能生效，这满足了政治参与；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一个职位，一般是二到三人竞选），这满足了政治竞争。尽管农民的民主观，大多如百年以前的扬州老人，但是最起码，他们见到了民主，甚至摸到了民主，还把民主装进了口袋，吃进了嘴巴，对他们而言，民主纵然不能物尽其用，却也不再是一种闲置的摆设。

民主如何才不是装饰品呢？其实答案正隐藏在对民主的定性之中。我们担心民主滞留于华美的纸面，沦为精致的空谈，故而呼吁一种“可操作的民主”，这就需要加强政治参与，如有投票的机会，绝不放过，哪怕以反讽的姿态，在“投好庄严一票”的宣传之下，把那一票投给一位叫“好庄严”的公民。我们担心参与只是徒劳，选票进入暗箱，结果提前内定，这就需要加强政治竞争，如有参选的机会，必当量力而行，哪怕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至少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强化了民主的力量，完善了民主的程序；或者戳穿了民主的画皮，以此证明，民主的的确确是一种装饰品。

一个国家的民主，到底是挂在墙上的塑料花，还是长在地里的鲜花，正取决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是被限制，还是被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