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芝元是一个68岁的老头子，湖南蓝山县人。他见人总是憨憨地笑，右侧掉了一颗大牙，笑起来更显出他的朴实。
他死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那件绿色的环卫服。
那天早上5点多钟冒着雨出门工作，回家以后很快就爬不起来了，上午10点多钟来了一个做医生的老乡，给他看了看。下午3点多，他躺在床上“呜呜”地呻吟，声音渐渐地弱下去，弱下去……
工友、老乡唐光忠说他是脑溢血，不过因为是回家才死的，所以不算工伤。那天是2014年5月22日，“气温26℃到31℃，中雨，风力小于或等于3级，无持续风向”。
唐光忠多次处理老乡的猝死，已没有悲伤，在他看来这就是宿命。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宿命会更不平静一些。
8月25日清晨6点多钟，东莞莞城东门广场，刚刚干完工作，几十名环卫工人迎来了一顿钢管围殴。腿断了，腰伤了，头破了，手指骨折了……
惨叫声中，抱着和他们的后半生紧紧捆绑在一起的那把扫帚，他们倒下去。
这些环卫工人都到了或者过了“退休”的年龄，迎来的是一个血色的人生黄昏。
血色清晨
李有才没有才，他不识字；也没有财，穷了一生。他是一名58岁的环卫工。
8月25日这天早上6点多钟，扫完地，环卫工们陆续赶到东门广场那排巨大的榕树下集合。
他们是想一起去劳动部门反映情况。李有才说，大家都干了十几二十年，7月份新来的承包公司要赶他们走，他们不想走，公司说你们干了也是白干，8月份不再发工资。
于是他们头一天商量好，这天早上干完活就去找劳动部门。
4辆轿车呼啸而至，停在离他们20米左右的路边，其中3辆未挂牌照。车门齐刷刷开了，下来20多个年轻男子，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银色钢管。一语不发，以极快的速度冲向环卫工人群。
钢管的一头拖在地上，发出急速而清脆的响声。冲到近前，抡起来，借着速度的惯性，狠狠地横扫过来。
直到钢管抽到身上，环卫工们才从愣神中醒过来，近一点的已经倒在地上，远一点的扔下扫把，没命地跑。倒地的被继续殴打，跑掉地被继续追赶。
陈延飞，左腿骨折，腰伤，两手受伤；
林军国，左手小指骨折；
刘运安，腿被打得肿起来；
何志生，头破血流，腰伤腿伤；
欧琴芬，右手小指骨折；
蒋祖安，腰伤……
大妈们在广场上跳幸福的广场舞，看到鲜血洒在地上。
欧琴芬没打算去劳动部门，只是从那里路过。住在广场这头，工作在另一头，她总是从广场上路过。
那天看到一个熟人，停下自行车，讨论一下买什么菜便宜，钢管就来了，然后小指头就断了。
8月27日中午12时《南风窗》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也是路过，从广场那头的东莞市中医院经过广场往家里走。
挨打那天被送到中医院，派出所垫了药费，这天说好去换药，打消炎针。早上7点她就去了，自己掏钱挂了号，但医生不给看，说没人付钱。欧琴芬没有钱，又害怕手废了今后不能工作，她就在那一直和医生磨，耗到11点多还是没看成，黯然回家。
高度近视的眼镜后面，眼睛很小，说着说着就要流泪。她说，我是近视得厉害，但如果他们不打我，我能工作的，能养活自己。
李有才、邓秀来也说，我们老是老，力气大啊，身体好啊，能干活啊。
蓝山县驻东莞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站主任雷建基说，大概就是因为老了，所以要赶走。
归 宿
挨打之后，环卫工最怕钢管。挨打之前，则最怕下雨。
李有才说，下雨也得工作，容易生病。一天只有40多块钱工资，感冒一次就要花几百元，没有社保，都是自己掏，掏得心疼。
夏芝元死去那天就是下雨。
他的家在戴屋庄一个老旧的小区的三楼平台上，一二楼都是商用，三楼分布着住户们的杂物房。一间杂物房约有3平方米，他和妻子免费住在其中紧挨着的2间，住户看着心酸，也不赶他们走。
在“房间”旁边用油纸搭了一个小窝棚，就是厨房。没有水龙头，他们只能长期“偷水”，住户阿忠说，可能就是在水管上钻一个小孔。小区知道，但也因同情而放任。
他们跟三楼的住户们也没什么交道，只是跟阿忠比较熟。阿忠常常给他们一些肉菜，每年中秋节都给他们一盒月饼，他们感激在心，有时候就主动帮阿忠搬搬东西。
那天，妻子回了湖南老家照看生病的老父亲，只有夏芝元一个人在。上午11点，阿忠看到了同乡的医生来看他，下午3点多就听得他呻吟声大作。阿忠心想，医生来过，应该没事，所以也就没在意。
随后阿忠出门，回来已是五六点钟。一般这个时候，夏芝元都在收拾扫地时捡回来的一些废品，叮叮当当地响，这天下午那个角落，却死一般地沉寂。
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工友见他没有上班，到家里找他，还开玩笑，拿棍子去捅他，骂他“懒虫”，才发现他已经僵硬，穿着他的绿色环卫服。
唐光忠说是脑溢血，不过据说不是在工作时间溢的，所以没有赔偿。儿女们过来，处理完后事，把夏芝元捡来的一大堆废品卖掉，全家人就都回了蓝山老家，不再来东莞。
今年过年，夏芝元夫妻还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起在这两间“房间”里过年。李有才说夏芝元很老，但是很健壮，力气很大，拉着满满的一车垃圾上坡，好像并不费力，谁知道这么快客死异乡，老无归宿。
客死异乡，就是归宿。
除了《南风窗》记者，至今没有其他人对他们的死亡表示过兴趣，他们自身也不感兴趣。经过细致的多方询问，记者记录下一份死亡名单，上面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东莞莞城街道的蓝山籍环卫工人：
十多年前，蓝山县毛俊镇沿田村人邓某阳（大家都想不起中间那个字），在运河西边冒雨工作，掉入河中溺亡；
五六年前的一天，下雨，晚上8点多钟，蓝山县毛俊镇沿田村人黄大哥，在金澳花园附近扫地时，车撞身亡；
2001年，蓝山县毛俊镇人唐仁响，工作5年，上班时间死于东湖花园附近马路；
2009年10月，蓝山县毛俊镇人钟金生，工作14年，死于脑瘤；
2010年7月6日，蓝山县火市乡人雷爱嫦，工作8年，连续加班6天后在岗位上突发脑溢血瘫痪，2013年9月22日死亡；
2012年4月，蓝山县毛俊镇人李先进，工作12年，死于肝病，父母儿女靠妻子继续做环卫工养活；
2012年，蓝山县毛俊镇人雷大哥，车撞身亡；
2013年7月4日，蓝山县毛俊镇人雷爱媛，工作6年，下班后突发脑溢血死亡；
2013年12月8日，蓝山县毛俊镇人谭代福，年仅18岁，未婚，死因不详；
2014年5月22日，蓝山县火市乡人夏芝元，工作8年，下班后突发脑溢血死亡；
还有信息不详的蓝山县人李格解，病亡……
环卫工人强调，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名单，有一些已经记不起来了。有些人得到了几万元的补偿，有些人分文未获。
看上去，其中少数人的死因似与工作无关，不过唐光忠、陈延飞都提到，他们没有社保，也没有过一次体检。
生 存
社保和体检都是奢侈品，工作仅是为了生存。
唐光忠说，在莞城，约有800多名环卫工人，其中六七百名是湖南蓝山县人。
这个县为何盛产环卫工？雷建基说，其实是盛产工人，该县总人口40万人左右，目前有6万多人在东莞打工，所以他们在东莞设立了驻地机构。
莞城街道这些蓝山籍环卫工，大多在50岁至65岁的年纪，大部分人在90年代中期到东莞工作。
时间往回推20年，他们都正当青壮年。那时，他们的孩子已经到达学龄，当时义务教育自费，家庭开支渐渐到达顶峰期。在农村务农，仅能获得一些粮食，难以得到急需的现金。而那时的东莞，在中国代表的正是现金，于是这些人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李有才1995年到东莞，那时工资是550元，妻子350元。虽然低微，但比在家里好。
做环卫工，意味着全年无休。“一年360天，没有一天假期。”李有才19年来没有回过一次老家过年，其他人也差不多，大年三十还要加班到12点，“创文创卫”更是加倍繁忙。
生病了，家里出事了，也不能请假，那就找人代班。代班就是把自己负责的区域让旁边的工友一起清扫，当天的工资就给代班工友。
所以，生病最麻烦，不但那段时间工资归于他人，还要出医药费，把相当一段时间的工资也赔进去。
一般来说，生病是因为淋了雨，所以他们最憎恨下雨。
一天扫地3次，清晨，天未放亮扫一次，中午12点到1点半扫一次，晚上七八点钟扫一次。
拿到的工资是东莞最低的工资——这个“最低”不是估计，因为他们的工资等于当年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背景下，这一标准就像专为他们而设立。
目前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310元，这就是李有才他们的基本工资。说是“基本工资”，是因为去年5月份开始还加了280元，这是每个月8天周末的加班费。除此之外，他们能够数出来的，就是一年几十元的意外险，中秋节的2块月饼，和大年初一的20元红包。
这个收入在东莞，如果考虑病痛、变故、礼节、习俗等开销，无论如何节省也不足以维持生存。比如去年11月，邓秀来因为工作劳累过度，突发肠梗阻并发阑尾炎，做了一个大手术，花掉14000多元，由于没有社保，全部由自己负担，一年的工资基本打了水漂。
所以他们往往“打几份工”，额外的工作包括捡拾废品、当晚班保安、推着小车上街卖水果、帮人在街上发传单等。
夏芝元夫妻既捡废品，又推一辆小车到莞太路上的智通人才市场门口卖切开的菠萝。唐光忠则在医院当晚班保安，他每天最多睡4小时的觉。
打心里，他们自己都鄙视自己的工作。
“这是一种最下贱的工作”，这是他们的自白。他们是一群没有社会存在感的人，因为几乎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存在。李有才说，只有当环卫工们都不工作的时候，街上垃圾成堆，人们才能想起他们。
当然，他们偶尔也能收获感动。李有才的妻子邝竖英也是一名环卫工人，曾被公交车撞伤，一名附近的东莞本地人仗义出手，打电话给自己在交警支队工作的弟弟，帮邝竖英拿到了赔偿。
司机问这名本地人为什么多管闲事，他说，他们在我家附近扫地扫了十几年，扫得很干净，不能欺负他们。
对于邝竖英而言，这是值得说上一辈子的感动——她喜欢别人说她扫得干净。
制 度
58岁的陈延飞20多年一直在莞城做环卫，家里人今年已经劝他辞工回家养老，但他说自己还没到“退休年龄”，准备再干几年。
干劲十足的他，等来的就是“被打断腿”这一职业黄昏。
公安部门已经查清，这一事件是新的承包公司副总、经理等人蓄意聚凶报复，一名张姓副总、一名黄姓经理以及多名参与打人者已被刑拘。而报复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工人们不肯签署在所有重要事项上都是空白的合同，同时要求继续工作。
雷建基分析，新的承包公司试图赶走老环卫工，很可能是因为考虑到无限期劳动合同带来的预期养老负担。
不过工人们不懂这些，他们接触到的信息就是要减员，“原来三四个人做的事情，减到一个人做，不给这么多人饭吃”。
这种最朴实的逻辑，却恰恰说中本质。
起初，环卫工人们隶属莞城环卫所，是官方直管的单位。2006年开始“市场化改革”，环卫工作被企业承包。唐光忠说，就是按照人员数量、工作面积等指标，企业以一个全年打包价格从官方获得承包经营权，环卫工人的工资、福利就转由企业承担。
这意味着，承包企业全年收入是既定的，如果试图提高利润，约略有三个途径。一是降低管理成本，但这一方式的挖潜空间十分有限；二是压低工人待遇；三是减少员工人数。
第二点和第三点实施起来不需要太高的技术性，而且考虑到在实施第三点的基础上企业仍然有冲动附加实施第二点，那么环卫工人的工资总是全市最低就很好理解了。制度本身，已经将承包企业和环卫工人推到天然的利益对立局面上去，企业和工人是一种零和博弈处境。
唐光忠现在负责6600平方米的清扫工作，按照2年前的承包价，每平方米为6.4元/年，那么这一区域里，企业能够从官方获得的拨款就是42240元。这一数字，约等于东莞一名产业工人当前的全年收入。
而唐光忠实际获得的收入是（1310元+280元/月）X12个月=19080元，不到官方拨款的半数，拨款大部分成为企业成本和利润。
不难看出，在不增加拨款，也无法规范利益分配的条件下，“市场化改革”事实上必然形成一种“制度性剥夺”。
在环卫工人们看来，正是“二老板制度”，直接导致了他们没有社保、公积金和其它合法福利。
灰头土脸
如果取消承包环节，又是怎样的一番境况呢？
南城路，一段属于莞城，一段属于东城，同一条路上的环卫工人，待遇就有云泥之别。
属于东城的路段，由东城街道岗贝社区负责，这一社区的环卫工作一直未被承包，由社区直管。该路段的东城环卫工人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每月工资2500元，中秋有1000元节日费，春节有3500元节日费以及1000元红包，一年中有6个月发放高温补贴，每月150元，有社保，有公积金，每个月还有4天假期。算下来，他们的全年收入与唐光忠负责的清扫面积的官方拨款相当。
这让就在南城路上居住的李有才夫妻无法抑制歆羡之情。
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莞城8大社区的环卫工作由一家名为“绿宝石”的企业承包了2年左右，后来因为扣罚苛刻、无利可图而放弃承包。
去年4月1日到今年6月30日的15个月里，因为承包公司缺失，环卫工作收归莞城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直管，直到7月1日才迎来新的承包企业“聚某盛”公司。
赶人，按照逻辑顺延，并不意外地发生了。
如果说莞城长期以来不与环卫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不购买社保，不执行国家规定的相关保障、福利要求是承包企业自身的违法行为，那么在官方直管的15个月里，这一状况依然延续，就令人无法理解了。
涉及管理体制与法规执行的许多问题，需要一个权威说法，不过，《南风窗》记者与莞城街道相关部门多次沟通，对方最后通知称不接受采访。
对于环卫工们而言，老了，始终要面对某种归宿。当青春完全失落之后，回到离开几十年、已经陌生的老家可能也是最终的选择。
连日的协调沟通让雷建基中了署，猛地仰头，喝一瓶药水，有几滴洒在记者的笔记本上。他很想叫老乡们“回家”，老家现在也有了工厂，待遇比在这里做环卫工好得多。不过一下子安排不了这么多人，除了岗位，还有他们的孙辈的读书问题要解决。“只能慢慢去消化。”
有些环卫工情绪太激动，话说得很散乱、累赘，但如果有心听，就能梳理出他们试图表达的一个想法：
他们让城市变得光洁亮丽，城市让他们活得灰头土脸。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