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维烈：关于行动和行动的理论才是出路所在

应激式的批评已经脱离真实发展了，对行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不具有什么先进性，尽管自认为认知清晰和高明，对现世出路没有任何解答，剩下的就是去逼迫自杀、消极怠世。只有关于行动出路的探索才是希望所在。在悬崖里，不是让人们去认知他们处在悬崖的状况，而是如何爬出悬崖的出路探索。自以为高明贩卖悲观绝望对现实的危害性更大，会造成精神更加迷乱。与出路无关的思考和话语，不要认为那是什么高见明知，low见，缺乏起码责任。（预备）

专制统治下看似具有强大的官僚体系，包括上层统治者，他们是打完江山一代的现成的继承者。几代人过去对于他们祖先革命运动的方法方式陌生，只是做着守家守业的工作，加之他们的巨大利益而形成的固守以及精神腐化糜烂。每个王朝统治都如此，创业者与后来的守业者有很大区别，尤其到了王朝末期，事事紧张勉强吃力，丧失了首代创业者的血气和激情精神。不光看汉人统治者，连外族来做统治者，不论是两晋南北朝胡人入主中原，还是火热血性的蒙古人和满族游牧人，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创业者心态与腐化而且带着巨大罪恶的守业者完全不同。

开放社会不同，由于很有张力和生长韧性，自由自治所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和主断精神，与王朝官僚奴隶阶层完全不同。王朝专制政治，越往后逆淘汰造成内部精神败退和腐化，官僚都是奴才，精神上缺乏自主独立，只是作为一个服从命令和按指令行动的机器而已。一旦面对政治动荡，当惯奴才的官僚很难应对新形势，加之前期积攒的社会仇恨，一般会被当作集体猎杀的对象，泄民愤聚人心树道义。只有少数前朝特别精干有能力有实力而且道义形象不差的人，可能会在新动荡下获得空间，当然这也取决时机。像晚清那种温和革命，前朝旧官僚算是很幸运，但是只有袁世凯才有那样的机会，本身也为政局转型付出努力。像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尸体还未冷，他的文武百官奴才急急忙忙跑去给李自成跪下，49后没有逃亡的直接给镇反消灭了。

同盟会在旧秩序没倒之前，边缘弱小，但是十几年的职业革命历练，积攒了应对政治动荡的能力和道义，这与没有准备的人和官僚奴才不同。政治理论关于静态启蒙和动态行动的，现代政治启蒙理论已经基垫几百年了，即使像中国这种后继者，传播启蒙的历史也是一百多年历史。从晚清维新运动、共和革命、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接一个关于政治行动的胜利，并不是以正义原则为绝对准则，但是胜利的政治行动就将必然影响和决定国家命运。旧秩序倒塌空隙，旧势力逃往和避难去了，尤其像今天积攒如此巨大的仇恨，社会仇恨必定有发泄和疏导的过程。训练包含技术技能的掌握和应对处理危机精神的训练。享逸者完全不会在乎这些。列宁被尊为二十世纪共产运动的行动导师实至名归，他之后的共产运动都是按照他们的行动理论来完成的。行动的理论稀缺，一般知识分子习惯静态理论思考，缺乏得到动态理论的能力。

马基雅维利虽然名声不太好，但是他的理论是关乎如何行动的，如何维护自由和共和制的理论，他的政治历练为此提供丰富素材。抛开他的作品，我认为他的公共品德恰恰是那个时代最珍贵的，个人的品质也胜于同时代的的人。习惯静态看待问题的后来文人，像猴子跟风一样仅仅批判不择手段的问题，更多的问题没有发现。当然他为着美好目的不择手段，只是个理论化的问题，实际政治早就存在的，只是不符合古典政治哲人渲染“善”“德性”这样的标准而已。他笔下的一切不择手段的政治行为，都是过去的历史以及他所在时代真实写照，不过是真实的呈露而已。当然古典政治哲学包含一种“应然的虚拟引领和教化”，道德化倾向，道德是应然的虚拟尺度，现实行动或中规于它、或左右偏离，但始终有重合它的冲动趋势，中西古典政治都如此。的确，静态理论有千万条，真要落实行动时，非常狭窄。所以站在千头万绪的静态理论角度指摘行动，如果换个视角就不一样了。

回看今天，维权运动是关于行动的理论，民国构想更是通盘的行动触底考虑。要强调、塑造和预备手段正当的重要性，途径的正义性和可行性是最为关键的，目标仅仅是一种怕迷失的提醒，但无法防范不迷失。因此关于行动和行动的理论才是出路和希望所在。不能因为行动的有限性而忽视这些事实，微弱的预备比毫无准备总是强好多。凡事预则立，积练从容应对动荡危机时的精神具有价值。关于斯多葛主义是应对苦难的哲学，对于我们的地狱般的处境是有意义的。既没有逃离苦难，而又没有从容应对苦难的精神能力，存在必定更加痛苦和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