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维烈:维权运动与群众基础关系

离开群众运动始终是脆弱的小圈子。维权运动要坚持,当然其坚持与否,不取决于少数精英,已经具有广泛的群众自主性,是与群众建立联系的基础。认为维权没有用,不能成为实现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利益,如同一条鱼设想自己在干岸上击水游动,这是多么荒诞的渴望。基础在哪里?既不能与资本家商人群体建立关系,又与普通群众隔绝,那在哪里扎根生长?维权运动是民间社会自身所在。

传统中国社会,除了官僚集体作为皇帝与群众的中介,关键是地方乡绅名流作为根本基础。辛亥革命时,由于晚清后几年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地方咨议局,地方政治议事有了官方形式,与传统地方社会自治有区别。地方士绅名流借此机会扩大了政治权力,提高参与度,为民国初期的政治起到铺垫作用。民国初年的代议制宪政,地方士绅名流自然平滑过渡为民众的政治代表,实现对中央集权分割制衡,因此民国初二年看以说是中国宪政最为黄金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西方现代思想传入时间很短,而且有长久的专制政治传统浸淫,竟然突然能转入宪政,社会实验的结果令人惊异。实际很好理解,宪政就是权力分割和制衡,尤其是对集权的大一统中央政权。权力就是利益,地方始终有分割权力的冲动,只是在中央集权控制下难以实现,而一旦中央集权倒下,地方势力立即填补地方权力空虚,自觉领导起地方政治事务。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宪政的因子,只是把儒家政治思想改换为现代政治思想即可。

由此我们要考虑这样的问题。中央集权政府崩塌,权威丧失,本身无关紧要,因为现在那些自治水平很高的国家,政府倒闭了并不影响社会有序运转。但是金字塔式的集权国家,尤其像今天这种消解社会的极权状态,考虑地方事务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社会有地方贵族来自然替代死去的政府,实现低震荡来承担地方政治管理,他们在领导地方事务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说的是具有良好社会组织生态的政治时代,49之后的情况就大不相同。由于辛亥革命发生时,外来殖民者虎视眈眈的国际形势,而且跟地方议会政治的参与有直接关系,地方想扩大自治权力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历史事件,颠覆传统王朝更替时的血腥杀戮,大规模清洗,有了现代政治文明协商谈判,并且开天辟地确立共和制度,取缔专制帝制。中央集权政府垮塌后,地方由谁来承担政治管理?过去地方贵族名流是潜在的政治替补,可以脱离政府而实现有条不紊地治理。不管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地方组织的发展和培育,社会自行管理能力发育成长至关重要,而且是务实之举。不论未来怎么搞宪政,这种基础离不开。所以公民社会建设和守护,跟当下统治者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必须要有主体性的自我建设,这是被统治者对自己负责,而且今天社会具有这种潜在能力。有些东西不能随统治者而改变,不能依赖统治者,以统治者为参照标准,不论支持或反对,必须要有主体性,为民间自身负责。

等待末日审判或者幻想天兵天将降临,那还不如不想,按着自然的节律发展还好一点。辛亥革命打破过去群雄逐鹿的征服杀戮游戏,以现代文明政治游戏规则来代替,具有重大历史启迪意义。传统社会结构为民国宪政奠定了基础。宪政框架确立后,最为关键就是对这种制度巩固和维护。当然历史上,好多国家的宪政实验经历曲折发展,反反复复,最终确立稳固下来。美国立宪属于人类特殊情况。英国革命持续半个世纪,最终以光荣革命稳固下来。法国革命持续波折时间更长,君主制与共和制反复更替。中国的宪政开启比俄国早,俄国在1917年确立宪政,但是脆弱的宪政被布尔什维克党徒发动政变而破产,直到苏联极权帝国覆灭,失落七十多年的宪政再此复返。我们的宪政实验以北伐告一段落,开始党国军事统治,在47年重新实行宪政,但是不幸49年而中断,直到如今成为人类少数没有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多么吊诡的历史!那时候的国际环境处在殖民征服时代,随时有被列强侵略的危险,因此民族主义思潮浓厚,民族主义过强的力量影响宪政巩固和发育。对于革命党人、地上贵族或者旧有官僚势力,都受着民族主义影响。但是在处理这方面问题却有不同考量。袁世凯也不是完全要复归旧君主专制,而是想既保留旧有传统政治元素又想设计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政治制度,确切说是满足精英的政治需求,他不喜欢代议制,认为与其儒家政治理念有悖。作为一个前朝旧权臣,在新的共和宪政制度下,感受到总统权力被严重削弱和处处限制,内心会怀念旧政治制度下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当时的政治潮流无法逆转,袁完全没有想到复归帝制是那么危险,彻底打击他并造成覆灭。虽然袁破坏民初的自由主义政治气氛,但是他仍然在宪政框架之下。袁想实现中央集权制,反对地方自治,希望形成强大的国家防御能力,这是他的民族主义体现。不能光站在袁的独裁角度来看那段历史,袁试图恢复专制的希望破灭,恰恰证明了当时民国宪政对专制抵抗的张力,民国不是哪一个独裁者或党派的。袁短暂的独裁统治,并不是举国在他一人统御之下,而是仍然处于中央与地方抗衡分治,在他之外具有各种丰富的政治力量。在民国里,确切说袁应该叫专制未遂。袁的污点历史,站着民初宪政黄金时代可以大加指摘,自由主义风尚对集权专制不容忍。
    
民国初年,民主代议制其中的政治代表由原来地方士绅精英名流自觉充当,这个过程非常自然地发生。精英阶层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包括革命党人的精英本位意识,忽略了群众运动,或许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发动群众运动就能够解决政治问题。关于群众运动问题,这个环节由后起的社会主义者来填补和完成,并因此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和命运。民初时的民主状态比英国革命之后更深广泛,英国早期民主政治的参与资格是以达到某个财富标准才可以,贵族占据主要地位,民初虽然也有财富学历年龄限制,但是普及度占到总人口6%的比例。那时精英完全可以胜任并处理好政治管理工作,但是国际形势始终在变,俄国被布尔什维克统治后,建立了人类首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国际地缘政治深刻影响我们的政治格局和未来发展。社会主义这种要发动群众进行运动的政治实践模式,精英主导的宪政政治很可能会败下阵来。列宁为了实现其解放全人类的宏大政治欲望,利用民族独立运动而展开势力扩张,中国便是他们的目标之一,从此影响中国政治到现在。布尔什维克的1917政变就是个例证,尽管社会革命党国会选举时胜出,但是具有群众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却具有叛乱宪政制度的实力和条件。当然今非昔比,国际政治环境,游戏规则,国内社会结构,国民素质,都与往日不同。远离人民群众是危险的,如同鱼与水断绝关系。毛特别强调群众运动,与人民的联系,最终以文革的形式展现出来,以独一领袖来直接面对人民群众,展开运动,这是很独特的。
    
尽管共是靠群众运动起家,但是自从官僚化、权贵化后,封闭和阻绝了群众运动的路径,以文革为终结,收缩到小圈子来解决,靠吸纳精英来实现统治,又复返到传统王朝分赃的政治模式。失去群众基础很久了,亏出巨大空白,并且严格限制社会群众自组织发展,精神上远离并敌对,与人民的矛盾无法调和并修复。人民群众内心远离了他们,而且仇恨不断增大。他们失去了这个重要存活的基础。他们失落的空白就是民间自主的机会。毛在二十年代便意识到,中国的地主及地方精英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最大阻碍,确切说是实现完全专制的障碍。他的这一愿望直到49后才逐渐实现,到文革彻底释放表达出来。以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目标为号召,消灭私人社会、私有财产、地主资本家和富农、宗教组织,等到极端政治出现时,怎么可能有抵挡和阻止的能力?袁世凯想搞独裁,结果被精英势力和地方军事集团打败,但是49后没有任何能阻止的力量。
    
精英与群众运动结合可以应对极端政治出现,如果同盟会革命党人能与群众建立好联系,不过他们很难联系群众,因为他们没办法跟地方精英吸附群众的能力竞争。有人指出,他们可以与各种帮派建立联系,晚清的社会组织帮派非常多,不像今天三人难成众,但是联系很微弱,算是失策。到后来要反对袁世凯独裁时,革命党人与地方起义的人建立联系(白狼起义),革命领袖已经意识到与群众建立联系的重要性了。一旦做了统治者,拥有了专制权力,立即就会疏远人民,北伐后的国民党如此,共亦如此,背离群众,杜绝群众参与政治,重蹈王朝覆辙的可能性非常大。
    
精英本位意识其实是一种狭隘的封闭,离开广阔社会,小圈子对于整个大气候等同于无。不要因为现阶段不能满足少数精英的政治欲望,而忽略并鄙弃群众运动,恐怕这个欲望今生是空的未来依然无望。维权运动是一个连结。是精英与普通群众结合的契机,现在没有建立联系,未来依然难以发生关系。小圈子作用不大,何况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小圈子,制造令自我感动的幻象的枯井。今天没有埋下伏笔,未来等天上掉馅饼?要么能聚合到大资本,要么就要建立与群众联系,否则就是幻想。在崩溃前,大资本不会流向任何民间,会被吸附在统治者那一方,不过就目前观察差不多逃离大陆了。但是对未来依然不悲观。少数知识精英建立在理性推演而得出判断结论,对现实没有多大意义,即使有意义,也是小圈子矫正认知而已。既无对未来的通盘考虑,也没有现实带动行动的意义,仅仅话语权和身份争论而已,这已经与现实发展不匹配了,不能叫什么先进性思想。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机会,现实形势也大不同。毛的群众运动思想,通过消灭社会精英,摧毁各种社会生态组织,从此打断了亘古以来精英与群众的联系纽带和基础。传统社会地方精英与群众的利益和精神情感水乳交融,对社会稳固治理起到决定性作用,皇帝也无法实现越过他们直接去统治民众。精英被剥离隔绝在群众之外,而且采取吸纳分赃,精英在今天普通群众眼里已经处在反面敌对角色,尤其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社会也有发育出好的因素,随便一个普通群众具有的认知水平和道德素养,可能比体制内精英更高。吸纳分赃有个限度,体制不是无限的,到一定时候就难以承受负载,社会具有的普通精英很多,而且公民自行生长能力很强,这些都是积极因素。即使没有精英主导,普通群众都可以实现很好自我治理,这更利于未来的民主。少数精英抱残守缺,为凸显其骄傲的特权地位,对普通群众持鄙弃和诬蔑,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些轻视观点和错误判断,大可不必在意,已经与真实社会发展状况无关。在此条件下,精英与群众建立联系,是为了更好合力实现政治转型。
    
所谓精英与普通群众建立联系,不是说每个精英与普通群众一对一联系,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中心会形成辐射圈,而且互联网技术对宣传、扩散影响力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现实观察发现,一个精英做一件事,往往会产生很大辐射效应。不要急功近利,要做务实的事情,不管它外部政治形势如何,公民社会自行建设和守护是自己的事情,是为未来宪政预备社会基础。辐射效应可以积累下去,是新形势下的“组织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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