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位于东莞的耐克、阿迪达斯等直接知名品牌的代工厂东莞裕元鞋厂发生了因社保纠纷引发的几万人的大罢工，因社保罢工，这还是首次，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工人的集体行动不断改变着中国社会。
工人集体抗争与政策改变
苏熠慧认为随着农民工集体抗争事件不断发生，中央政府开始对原本资强劳弱且强弱悬殊的劳资形式通过法律和政策形势进行调整。
2005年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广东社会与人口发展蓝皮书》透露：
“珠三角群体性事件表现为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并牵涉大批警力。群体性事件发生呈组织化趋向，群体事件行为对抗性增加，主要表现为事件参与人行为过激，带有暴力倾向，如堵路断绝交通、冲击党政机关、围攻执法人员和袭警等……劳资纠纷占群体性事件发生率的首位，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这段话概括了珠三角作为全国劳资矛盾冲突的最前沿，工人集体抗争的景象，近些年来罢工越来越多。
小小鱼工友服务中心黄才根认为，近5年来的罢工比以前要多，是工人意识的觉醒，并且学会了复制成功案例。在浙江，很多是工厂倒闭或搬迁引发的罢工，一个工厂的工人罢工胜利，其他厂的工人就会效仿。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潘毅认为，珠三角的工人抗争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抗争。在工人早期罢工时，都是要走上街头，引起舆论注意，而现在工人的罢工策略已经比较成熟了，他们知道政府主要是要维稳，一般只是要把工人控制在厂内。
但工人集抗争已经在促进了政府改变政策，中央在2006年废止了农业税，2008年修订了《中国工会章程》，2008年开始实施《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仲裁法》，全国总工会制定了《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各大城市开始每年增加几乎十多年未曾变化的法定最低工资。
迈向组织化
2010年是中国工人集体抗争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富士康出现连环跳事件，引发舆论对血汗工厂的空前关注，5月份则爆发了南海本田罢工事件。这次罢工由于被媒体大量报道而引起举世关注，并成为2010年影响最大的标志性事件，之后则在中山、佛山、深圳、惠州、珠海等地相继爆发了连锁性的工人罢工事件。
2010年工潮发生的经济背景中一个突出的因素就是经济回升与持续的通货膨胀。就罢工原因来看，工资待遇过低是导致2010年罢工潮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几乎所有的罢工事件中，工人的第一诉求都是增加工资待遇。除此之外，也有少量罢工事件中工人会提出其他诉求。比如本田罢工便提出了要改选工会，引发这一诉求的原因便是本田罢工中出现了企业工会殴打工人的举动。
这反映了中国工会的现实，很多工人不相信工会，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工会。黄才根打了个比方：工会收了工人的保护费，但却不保护工人。他所在的浙江永康，每个工人每个月都要交6元钱的会费，但很多工人却压根不知道工会是什么。工会理应成为工人团结的阵地。潘毅总结了工人团结的原因，工人在具体的斗争中能跨越既有的差异团结起来，进一步会开始争取工会，工人会在很具体的事情中学到了经验。
近年的农民工罢工的数量和对抗性都趋向增加。部分罢工工人于罢工后成功争取改组工会，更多的罢工行动中都提出了类似的诉求。2013年，广州和深圳地区工会系统也开始支持基层工会直选 。
劳资矛盾新挑战
在讨论中，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王洪喆注意到，现在在罢工中出现了抓捕罢工工人并起诉的现象。先后有迪威信工人吴贵军、广州医院12名保安和广州东海橡塑2名男工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起诉。
但被工人被抓捕后往往在工人中更具有号召力了，苏熠慧这样评价道。而潘毅进一步指出，工人一旦被抓，会有更多的工人站出来要求释放被抓的工人。王洪喆认为，不少被抓的工人最终被放出来，恰恰是工人团结斗争的结果。
政府在面对愈演愈烈的罢工潮时，也在试图推进集体协商条例，调解劳资关系。近年各省都在推出集体协商条例，广东省集体协商条例（草案）受到了香港等地商会的强烈阻击，遭到了劳工学者和NGO的强烈反对，引发了巨大社会争议，2014年春夏之际引发了劳工界和资方的舆论战，至今仍未能出台。
中国工人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权益却一直受到损害。在政策方面，苏熠慧认为，政府需要对现有的利润格局进行分割，让工人享受到更多的发展成果，改善工人所在社区的医疗、教育、住房条件。更应该调整工会工作思路，让工会能切实维护工人权力。
（据2014年9月22日新生代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