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建设公民社会需要民主修养

从社会领袖到普通民众,都需要民主修养。如果民主修养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就容易出现操纵选票。今日上午,84岁的汉学家余英时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科学社会馆出席座谈会时如是称。

座谈会主题为“谈人文修养”,为时两小时,现场600个座位全部爆满。这也是余英时参加此次“唐奖周”的最后一场活动。

“这次活动主要是‘谈’,”余英时一开始就强调,座谈会不是“你问我答”的方式,请台下观众充分发表个人意见。“民主社会就需要各种声音,越多越好,越不同越好。请大家多多发表自己的意见,让我可以学习。”

说是谈“人文修养”,余英时的重点实际上却是“民主修养”。他认为,从社会领袖到普通民众,都需要民主修养。“专制皇帝只需要抓住权力,不需要民主修养,”他说,所以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这样的领袖也会操纵选票。

另一方面,如果民众的民主修养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比如那个人是我的亲戚,我就选他,这样操纵选票的事情也会比较容易发生。”

如何培养“民主修养”呢?余英时提到黄宗羲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没有议会,因此希望能在学校里培养“民主修养”,比如社会领袖所提出的什么为是,什么为非,应该拿到学校里去讨论,而不仅仅是传达。

在谈到现实中“民主修养”的例子时,余英时重申他对台湾“太阳花运动”的看法。“有些媒体报道说我的观点是不要捣乱,这是不对的,”他说,首先公民对政策不满,是有抗争权的;但其次,抗争的过程中应有民主修养,不是直接诉诸暴力。

余英时形容自己“在中国是看着学运长大的”,他说自己对太阳花运动“很感动”:“是否可以进立法院可以讨论;但他们在离开时把立法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这很了不起。”

“那如果在北韩,抗争也不应使用暴力吗?”现场马上有观众提出问题。

“当然和平抗争手段的前提是有民主社会,”余英时笑称,“我想如果是在北韩,抗争中就很难避免暴力。”

余英时也提到香港,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香港追求民主自由的主力大多是学生,而年纪大一点的人,反而会因为利益问题缩手缩脚。

余英时认为,民主和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支点,那就是开放。一个开放的社会是可以自我修正的。“一个文质彬彬、有礼貌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是非不辨,而应该有辩论的修养。”

“中国文化并不是处处与民主自由相反,”他再次重申,并提到康有为也论述过尧舜时代的民主。

“人文修养是近代提出的问题,”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弱水表示对余英时的赞同,并补充说,人文修养应有“批判思考力的培养”。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继兴则提到,孙中山曾表示:“说到修身,我们应该多向西方学习”。“我觉得很奇怪,修身本是很中国的概念,为什么要向西方学习呢?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

余英时:建设公民社会需要民主修养

9月20日,唐奖大师座谈会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馆举行,汉学奖得主余英时发表“人文修养”的演讲,凤凰网大学问记录整理,独家发表,与广大网友分享。

以下为余英时演讲内容:

各位朋友,我很高兴在这里谈话,上次在这里是六年前的事情,因为身体的关系,一直没到台湾来,现在重游故地,是很高兴的事情。

谈话的目的就是引起大家的兴趣,我谈人文修养是很有意思的,这是大家谈,它的范围很广,今天是大家一起来讨论看法,在民主社会,看法越多越好,没有一个人的看法可以绝对正确。

我觉得人文修养在现代社会里面非常重要,前几天我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的对面,在专栏那里,有个记者就讲美国需要人文修养,重要的是我们要听听哲学家的话,他们是对这个世界有关怀的,当代社会基本被科学和技术统治,人文的关怀很少了。他认为三个人我们都应该读他们的书,一个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个是英国的艾萨布尔林,他的言论有助于我们对世界新的认识,还有一个教授是研究环境方面的。

在美国社会人文教育通过通识和人文教育得以实施,这对我们而言,更需要修养。

修养在中国一向是重要的,从汉朝开始,怎么教育太子成为一个专制的君主,从小就要进行人文教育,让他长大后怎么统治这个帝国,专制皇帝不是大权掌握,想干啥就干啥,而是要平衡这个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修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接受了,这是因为进入民主社会,我们改变了少数的统治,已经不适用了,我们现在无论是活动家还是平民都要新的修养。

在《美国的民主》中写到,一个皇帝的修养没有民主领袖的修养要求多,如果他旨在抓住权力,则可能走向操纵选票,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埃及,从传统社会转到民主社会,这过程却出现了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甚至出现了军人的统治,光强调一人一票还不足以实现真正的民主,这里有个修养的问题。

在明朝的黄宗羲写的《明夷待访录》中,他要办理一个学校机构,不仅是服务皇帝,而且面向所有平民,要有诗书学习,要有宽大的视野和文化,不仅是面向官僚,他已经有让老百姓参政的意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学校里说话。

我们不教授皇帝说是就是是,说非就是非,皇帝的是非也必须拿到学校里,让大家发表意见,好好讨论。虽然中国没有民主文化,但是黄宗羲这里已经有着这种萌芽意识。

民主社会首先有言论、集会、思想和表达的自由,这些自由就是公民的抗争,公民对政府有不同意的地方,要出来抗争,怎么抗争是可以讨论的事情。

没有修养,采用暴力,就是违背民主的初衷的。这种表达权利的方式,需要有修养的,这就是人文修养的重要性。

五四时代,我们提出了民主和科学,这两个东西都是从西方来的,当代在中国甚至世界,这是西方传播的最重要的价值,这不是我的武断说话。十几年前英国皮特瓦特生的《二十世纪思想史》,访问了各国的思想界代表,包括五四时期的那些思想,共同的就是肯定民主和科学。一个共同观点是民主社会是开放的社会,需要修正就要修正,科学也是这样的,否则就没有进步了。

科学和民主之间有一种互相关系,有科学态度的人也会是很有民主修养的人。不过今天我要改变一下看法,今天科技已经不需要提倡,因为人人都有科技意识。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强调一下民主的修养。

民主社会的人文字彬彬,大家有礼貌,但是非还是需要辨别的。我们选什么书也可讨论,像芝加哥大学的十大经典。我们有了这些准备,我们走向民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卷入暴力。前段时间太阳花运动,我很感动,学生进入立法院,在离开的时候,打扫的干干净净,这是很了不起的。

传统中国,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武力后盾,所谓的禅让也是这样的,以前不是看谁更代表正义,而是看谁更有武力,现在台湾的民主化打破了这种朝代循环的现象。

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因素,虽然不是现代人权和民主的概念,但是至少有这样的概念,把西方概念翻译过来最早的时王韬,他在美国看到三权分立等,就觉得非常先进,受过传统影响的严复等人也开始关心转型问题,他们当时都是儒家领袖,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康有为,他们也是欣赏周朝时君民共治的精神。

他们在接触到西方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主张国粹,但观念要扩大,我们要接受外国来的东西,比如佛教。特别是禅宗是中国的国粹,是当之无愧的。怎么面对中国和西方的接触,我们可以好好讨论。

我们要取得民主的修养。政权的取得不光是量的问题,不仅是多少选票,也是质的问题,如果选票被操纵,没有人文修养,往往只是根据朋友的关系来拉票,不考虑怎么改进社会,这样的民主同样不理想。

我们进行民主修养,选票就不会容易被操纵,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投票、多党和竞选,甚至有为所欲为的自由了,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问题。

我不是要鼓动大家,而是说有不满,可以进行抗争,但需要和平方式,实在不行还可以通过选举投票给反对派的人,这是我强调人文修养的主要原因。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发表自己的意见,让我得到教益,谢谢。

附录:余英时对现场提问的回应

余英时:1、刚才我提到和平的抗议,是针对民主社会而言的,对北韩这样的体制,还有苏联这样的国家,他自己就崩溃了,解体了。暴力的运用只会在暴力统治之下有效。还有个历史教训,在司马迁史记中也有提到,专制社会中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就会用暴力压制,出现以暴制暴。我希望民主社会最好别用这样方式,我们不能因为对社会有一点不满,就要完全推翻。既要推翻传统文化,也要推翻西方文化,那就没有文化了。

2、关于读书,我觉得要多读,胡适之说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大胆假设之前还要大量读书,否则怎么假设,大量读书也可能就求证出来了。怎么读,要有兴趣,没有兴趣的书就赶紧丢掉别看了。

在自己感兴趣的书里,越看越有趣,就会越来越深入,这样就能自然而然发现原创的东西。张学成就说,跟和我有关的东西,我丝毫不放过,与我无关的,即使泰山我也不看。

康德讲真善美是最高的价值,我的建议是个人喜欢哪条路,就在这路里摸索出来很好看的书。

3、关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就是要避免残忍,慢慢像孟子说的对任何人保持尊敬。儒家反对:“杀一不辜,行一不义”。美国对残忍的事情是看不惯,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有关。

有人落水,美国人会毫不犹豫跳下去,中国人则要看看怎么办。这不绝对,但总体上看是如此,中国是礼仪之邦,但现在堕落了很多。在非民主社会,人们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就会少一些爱别人的机会。

4、人文修养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吗?余英时:人文修养是普遍大家都有的,但完全平等没有分别也不是事实。社会一定会有有的人受教育高有的低。过去士大夫也是一个社会阶层,但这种阶层是要开放的,就是人人都有机会的。

(据2014年9月20日凤凰网大学问。记者:孙莹 王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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