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建设公民社会需要民主修养

座谈会主题为“谈人文修养”，为时两小时，现场600个座位全部爆满。这也是余英时参加此次“唐奖周”的最后一场活动。

“这次活动主要是‘谈’，”余英时一开始就强调，座谈会不是“你问我答”的方式，请台下观众充分发表个人意见。“民主社会就需要各种声音，越多越好，越不同越好。请大家多多发表自己的意见，让我可以学习。”

说是谈“人文修养”，余英时的重点实际上却是“民主修养”。他认为，从社会领袖到普通民众，都需要民主修养。“专制皇帝只需要抓住权力，不需要民主修养，”他说，所以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这样的领袖也会操纵选票。

另一方面，如果民众的民主修养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比如那个人是我的亲戚，我就选他，这样操纵选票的事情也会比较容易发生。”

如何培养“民主修养”呢？余英时提到黄宗羲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没有议会，因此希望能在学校里培养“民主修养”，比如社会领袖所提出的什么为是，什么为非，应该拿到学校里去讨论，而不仅仅是传达。

在谈到现实中“民主修养”的例子时，余英时重申他对台湾“太阳花运动”的看法。“有些媒体报道说我的观点是不要捣乱，这是不对的，”他说，首先公民对政策不满，是有抗争权的；但其次，抗争的过程中应有民主修养，不是直接诉诸暴力。

余英时形容自己“在中国是看着学运长大的”，他说自己对太阳花运动“很感动”：“是否可以进立法院可以讨论；但他们在离开时把立法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这很了不起。”

“那如果在北韩，抗争也不应使用暴力吗？”现场马上有观众提出问题。

“当然和平抗争手段的前提是有民主社会，”余英时笑称，“我想如果是在北韩，抗争中就很难避免暴力。”

余英时也提到香港，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香港追求民主自由的主力大多是学生，而年纪大一点的人，反而会因为利益问题缩手缩脚。

余英时认为，民主和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支点，那就是开放。一个开放的社会是可以自我修正的。“一个文质彬彬、有礼貌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是非不辨，而应该有辩论的修养。”

“中国文化并不是处处与民主自由相反，”他再次重申，并提到康有为也论述过尧舜时代的民主。

“人文修养是近代提出的问题，”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弱水表示对余英时的赞同，并补充说，人文修养应有“批判思考力的培养”。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继兴则提到，孙中山曾表示：“说到修身，我们应该多向西方学习”。“我觉得很奇怪，修身本是很中国的概念，为什么要向西方学习呢？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

余英时：建设公民社会需要民主修养

9月20日，唐奖大师座谈会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馆举行，汉学奖得主余英时发表“人文修养”的演讲，凤凰网大学问记录整理，独家发表，与广大网友分享。

以下为余英时演讲内容：

各位朋友，我很高兴在这里谈话，上次在这里是六年前的事情，因为身体的关系，一直没到台湾来，现在重游故地，是很高兴的事情。

谈话的目的就是引起大家的兴趣，我谈人文修养是很有意思的，这是大家谈，它的范围很广，今天是大家一起来讨论看法，在民主社会，看法越多越好，没有一个人的看法可以绝对正确。

我觉得人文修养在现代社会里面非常重要，前几天我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的对面，在专栏那里，有个记者就讲美国需要人文修养，重要的是我们要听听哲学家的话，他们是对这个世界有关怀的，当代社会基本被科学和技术统治，人文的关怀很少了。他认为三个人我们都应该读他们的书，一个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个是英国的艾萨布尔林，他的言论有助于我们对世界新的认识，还有一个教授是研究环境方面的。

在美国社会人文教育通过通识和人文教育得以实施，这对我们而言，更需要修养。

修养在中国一向是重要的，从汉朝开始，怎么教育太子成为一个专制的君主，从小就要进行人文教育，让他长大后怎么统治这个帝国，专制皇帝不是大权掌握，想干啥就干啥，而是要平衡这个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修养，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接受了，这是因为进入民主社会，我们改变了少数的统治，已经不适用了，我们现在无论是活动家还是平民都要新的修养。

在《美国的民主》中写到，一个皇帝的修养没有民主领袖的修养要求多，如果他旨在抓住权力，则可能走向操纵选票，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埃及，从传统社会转到民主社会，这过程却出现了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甚至出现了军人的统治，光强调一人一票还不足以实现真正的民主，这里有个修养的问题。

在明朝的黄宗羲写的《明夷待访录》中，他要办理一个学校机构，不仅是服务皇帝，而且面向所有平民，要有诗书学习，要有宽大的视野和文化，不仅是面向官僚，他已经有让老百姓参政的意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学校里说话。

我们不教授皇帝说是就是是，说非就是非，皇帝的是非也必须拿到学校里，让大家发表意见，好好讨论。虽然中国没有民主文化，但是黄宗羲这里已经有着这种萌芽意识。

民主社会首先有言论、集会、思想和表达的自由，这些自由就是公民的抗争，公民对政府有不同意的地方，要出来抗争，怎么抗争是可以讨论的事情。

没有修养，采用暴力，就是违背民主的初衷的。这种表达权利的方式，需要有修养的，这就是人文修养的重要性。

五四时代，我们提出了民主和科学，这两个东西都是从西方来的，当代在中国甚至世界，这是西方传播的最重要的价值，这不是我的武断说话。十几年前英国皮特瓦特生的《二十世纪思想史》，访问了各国的思想界代表，包括五四时期的那些思想，共同的就是肯定民主和科学。一个共同观点是民主社会是开放的社会，需要修正就要修正，科学也是这样的，否则就没有进步了。

科学和民主之间有一种互相关系，有科学态度的人也会是很有民主修养的人。不过今天我要改变一下看法，今天科技已经不需要提倡，因为人人都有科技意识。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强调一下民主的修养。

民主社会的人文字彬彬，大家有礼貌，但是非还是需要辨别的。我们选什么书也可讨论，像芝加哥大学的十大经典。我们有了这些准备，我们走向民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卷入暴力。前段时间太阳花运动，我很感动，学生进入立法院，在离开的时候，打扫的干干净净，这是很了不起的。

传统中国，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武力后盾，所谓的禅让也是这样的，以前不是看谁更代表正义，而是看谁更有武力，现在台湾的民主化打破了这种朝代循环的现象。

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因素，虽然不是现代人权和民主的概念，但是至少有这样的概念，把西方概念翻译过来最早的时王韬，他在美国看到三权分立等，就觉得非常先进，受过传统影响的严复等人也开始关心转型问题，他们当时都是儒家领袖，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康有为，他们也是欣赏周朝时君民共治的精神。

他们在接触到西方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主张国粹，但观念要扩大，我们要接受外国来的东西，比如佛教。特别是禅宗是中国的国粹，是当之无愧的。怎么面对中国和西方的接触，我们可以好好讨论。

我们要取得民主的修养。政权的取得不光是量的问题，不仅是多少选票，也是质的问题，如果选票被操纵，没有人文修养，往往只是根据朋友的关系来拉票，不考虑怎么改进社会，这样的民主同样不理想。

我们进行民主修养，选票就不会容易被操纵，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投票、多党和竞选，甚至有为所欲为的自由了，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问题。

我不是要鼓动大家，而是说有不满，可以进行抗争，但需要和平方式，实在不行还可以通过选举投票给反对派的人，这是我强调人文修养的主要原因。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发表自己的意见，让我得到教益，谢谢。

附录：余英时对现场提问的回应

余英时：1、刚才我提到和平的抗议，是针对民主社会而言的，对北韩这样的体制，还有苏联这样的国家，他自己就崩溃了，解体了。暴力的运用只会在暴力统治之下有效。还有个历史教训，在司马迁史记中也有提到，专制社会中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就会用暴力压制，出现以暴制暴。我希望民主社会最好别用这样方式，我们不能因为对社会有一点不满，就要完全推翻。既要推翻传统文化，也要推翻西方文化，那就没有文化了。

2、关于读书，我觉得要多读，胡适之说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大胆假设之前还要大量读书，否则怎么假设，大量读书也可能就求证出来了。怎么读，要有兴趣，没有兴趣的书就赶紧丢掉别看了。

在自己感兴趣的书里，越看越有趣，就会越来越深入，这样就能自然而然发现原创的东西。张学成就说，跟和我有关的东西，我丝毫不放过，与我无关的，即使泰山我也不看。

康德讲真善美是最高的价值，我的建议是个人喜欢哪条路，就在这路里摸索出来很好看的书。

3、关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就是要避免残忍，慢慢像孟子说的对任何人保持尊敬。儒家反对：“杀一不辜，行一不义”。美国对残忍的事情是看不惯，这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主修养有关。

有人落水，美国人会毫不犹豫跳下去，中国人则要看看怎么办。这不绝对，但总体上看是如此，中国是礼仪之邦，但现在堕落了很多。在非民主社会，人们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就会少一些爱别人的机会。

4、人文修养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吗？余英时：人文修养是普遍大家都有的，但完全平等没有分别也不是事实。社会一定会有有的人受教育高有的低。过去士大夫也是一个社会阶层，但这种阶层是要开放的，就是人人都有机会的。

（据2014年9月20日凤凰网大学问。记者：孙莹 王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