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程序正义何谈实体正义 ——从程序法析郭飞雄、孙德胜案

纵观近年的政治构陷案，不难看出这些被当局视为异议的人士与犯罪不仅不搭界，而且也与当局所定罪名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欲加之罪——郭飞雄、孙德胜案亦如此。有些御用文人及媒体则强辞狡辩，如《环球时报》就对许志永、郭飞雄案说“表达异见不能越过法律边界”。好吧，就算是郭飞雄、孙德胜“表达异见”“越过法律边界”，当局要治他们罪，但也要遵守程序法保障其合法权益啊！

程序法对诉讼期间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各项权利等事项是有明文规定的，是没有争辩的空间的。这不是一个高深的法律问题，即使不是法律人也一看就明白。下面仅从程序法来分析郭飞雄、孙德胜一案从立案侦查到开庭审判在程序上存在的问题。

一、如果郭飞雄、孙德胜因“南周事件”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那么现场警察则构成玩忽职守罪

《起诉书》指控郭飞雄“严重扰乱了《南方周末》报社门口的公共场所秩序”，既如此为什么现场警察不及时制止呢？警察并非没有发现郭飞雄的行径，但为什么要听任该“犯罪行为”持续4天之久？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0条中“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之规定，如果郭飞雄、孙德胜的这些行为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那么现场警察则构成玩忽职守罪。然而，现场警察有一个因此被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吗？

二、剥夺律师会见权

当局指控郭飞雄、孙德胜所涉罪名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37条所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三类案件，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无需经侦查机关许可。根据《刑诉法》第33条规定，受委托律师随时可以会见当事人，但是郭飞雄、孙德胜两人委托的律师在整个侦查期间无法会见其当事人（具体情形见笔者《郭飞雄案脱光中共当局的底裤》）。

三、剥夺律师复制案卷材料权

《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中有“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在本案中，现场视频和照片等材料是对案件事实认定最具关键性的证据，然而天河区法院不允许辩护律师复制8个光盘的数字化案卷材料（包括现场视频、照片等证据）。律师不熟悉这些关键性证据，怎能对当事人进行有效的辩护？难道要律师配合当局走过场、演戏？！

四、公然破坏公开审判原则

公开审判原则是世界各国刑事审判的普世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本案不属于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案（此类案不公开审理），根据《刑诉法》第13条的规定，此案应公开审理，而且这种公开审理不限当事人亲友，对合法公民、媒体记者等均开放。

然而，本案以公开审判之名行秘密审判之实。开庭那天天河法院氛围异常紧张，整个法院停止办理任何案件，周边犹如军事管制：早上8：30开始，大批警察在法院的两边道路设岗盘查，周边布署大批警力及便衣布控，几名外交人士及欧美记者均不得靠近法院。

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先是向单位请假被强硬拒绝，因为其所在单位收到警方通知。后来她到了广州，还是不被允许旁听——人道、人性何在？北京的王宇律师在前往法院途中的地铁口就被国保抓走，手机被抢走；公民陈云飞、张圣雨、马胜芬、杨崇、刘少明、郭春平、罗庭峰等数十人未靠近警戒区即被控制在天河民警训练基地，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得以自由。马胜芬由此引发心脏病发作，至今仍在医院治疗。

据进到法庭旁听的孙德胜的哥哥孙金喜说，能容纳30余人的旁听席全被当局安排好的无关人员占据了——这是当局惯用的手段，不单是此案。这说明：一是当局害怕更多的人了解事实真相；二是相关责任人给自己留后路，凡审判此类所谓“敏感案”法院都要全程录音录像，以附卷存档，因此法院需要制造公开审判的假象，以应对未来的清算。

五、不按法定期限通知律师出庭辩护

《刑诉法》第182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

该法条的立意之一是保障辩护人有充足的时间熟悉案卷材料、通知证人、准备好辩护思路等。根据该法条的规定，天河法院将本案定于2014年9月12日上午开庭，通知律师出庭辩护的“出庭通知书”最迟就应当是在2014年9月8日前向辩护律师送达。然而该院刑庭工作人员直到2014年9月9日（星期二）上午才电话通知本案辩护人。人们也许会善意地认为这不过是工作人员的疏忽罢了，对案件的审理影响不大。问题的关键是，当辩护律师提出此问题之后，法院应立即予以改正，变更开庭时间。重新依法通知也是轻而易举之事。然而当局不仅不知错改错，反而威胁律师要承担法律后果——这不就充分暴露出公权力的傲慢与蛮横！

六、用下流手段阻止证人出庭作证

《起诉书》指控郭飞雄、孙德胜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其中有一项是有“证人吴杨伟（野渡）等人的证言”支持。根据《刑诉法》第59条的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为此，野渡特通过网络发布《关于郭飞雄起诉书的声明》，要求出庭作证予以澄清。鉴于以往的经验，野渡早就预料到开庭那天有可能被软禁、“被旅游”，故在《声明》中特别强调“鉴于一直以来发生的事实，如出现任何以软禁、‘被旅游’等非法手段阻止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人声明将撰写完整的证人证言交给郭飞雄辩护律师，此乃本人真实完整的证言，除此外不认可任何证言。”果不其然，开庭那天一大早两国保就将睡梦中的野渡“请”到外地“旅游”去了。

七、本案应依法与赤壁三君子（黄文勋、袁兵、袁小华）案合并审理

本案《起诉书》指控郭飞雄的两项所谓“犯罪事实”有两项：1、“2013年1月5日17时许，被告人杨茂东（郭飞雄）组织同案人袁小华、袁兵（均另案起诉）等人在广州市天河区富华饭店及其附近咖啡馆聚会，商议至越秀区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周末报社门口举牌、演讲。”；2、“2013年4月初，被告人杨茂东、孙德胜伙同同案人袁兵在湖南省长沙市其暂住处商议，计划在武汉、岳阳、长沙、株洲、衡阳、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进行‘街头举牌’，议定拍照后上传互联网……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既如此，郭飞雄、孙德胜与黄文勋、袁兵、袁小华三人就是“共同犯罪”，从法律上讲属于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人大法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情形，依法应合并审理；从查明事实真相出发也应将两案合并审理，本案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该罪只有首要分子才可能定罪，而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人为地拆分审理，将无法准确认定各当事人所起的作用，因而无法准确认定谁是首要分子。无法认定首要分子何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呢？！

现在已不是闭关锁国的毛时代了，直接将异议人士送到劳改场服刑已经做不到了！既然当局将“依法治国”挂在嘴上，那么将异议人士治罪在形式上还是要走一下法庭审判的过场，于是就要用法律这块贞节牌坊来为它的政治迫害遮遮羞。如果说实体法对事实的认定有见仁见智的分歧，法官有欲加之罪的自由裁量权的话，那么程序法对当事人、辩护人各项权利的规定是明白无误的，法官无法自由裁量。上述所列程序违法，当局也不是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知法违法呢？道理很简单：当局心虚，害怕用程序的正义来揭穿其实体的政治迫害！

程序法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是实体法之母，虽然有程序正义未必就有实体正义，但无程序正义就必然没有实体正义！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普世原则。正如日本学者兼子一所说：“实体法和程序法犹如一辆车的两个轮子，对诉讼都起作用，在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主从关系。程序不是实体的影子，而是可以使刑事实体美化或丑化的独立力量”。

上述事实不难看出：该案审理过程中，司法部门有些是赤裸裸的违法；有些是变相剥夺律师辩护权、证人出庭作证权、公民旁听权。刑法学教科书不是说通过审判一案件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吗？如果当局对认定郭、孙有罪有信心的话，那么让更多的人去参加旁听不是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吗？何必要动用如此多的警力违法阻止公民旁听呢？！

2014-9-18于广州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0期    2014年9月19日—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