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如哈佛大学学者威尔茨（Cheryl B. Welch）指出的那样，二十世纪思想最为惊奇的变化之一是对托克维尔著述的重新关注，并且这一现象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仍然没有减退的迹象。 更为出人意料的是，向来在中国默默无闻的托克维尔竟然于2013年一夜成名，长期几乎无人问津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高层领导的推介而成为畅销书，学界媒体一时间竞相谈论托克维尔。今天，这股在商业和媒体炒作推动下形成的托克维尔热显然已经退潮，不过托克维尔此次中国之旅可能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很多中国人应该发现，这个法国人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关于法国革命和美国民主写下的文字对于理解中国的历史和当下竟然会有高度的相关性，能够提供意想不到的启示。归根结底，今天西方和中国之所以同样会被托克维尔吸引，那是因为包括西方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仍然处在被托克维尔视为天定命运的民主的挑战之中。对于今天已经非常成熟却又困难重重的西方民主而言，他对其时代方兴未艾的民主的观察和预见依然切中要害，而即使把它们运用于初步成型的中国民主社会也有显著的说服力。至于他对拥有漫长集权传统的古老法国的艰难民主进程及其革命命运的剖析，背负着相近的历史传统和面临类似的政治民主转型挑战的中国人更加心有戚戚。
托克维尔今天已享誉世界，然而他曾一度在西方包括在其祖国法国被忽视甚至几乎遗忘。虽然《民主在美国》 （1835、1840）【本文采用的《民主在美国》版本为：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 ed. Edouardo Nolla.Paris :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90. 2 volumes.以下简称DA，标明卷数和页码，在文中夹注。该版本包含了托克维尔的大量草稿，这些草稿对于理解其思想非常重要。】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出版后为托克维尔在美国、法国和英国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但在其逝世后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上半期，尽管他的著作仍然在美国和法国断续再版并且也不时被学者讨论和引用，但他逐渐淡出了政界、思想界、学术界的视线。雷蒙·阿隆提到在五十年代之前的巴黎高师和巴黎大学很少有人会读托克维尔，美国著名社会学学者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谈到他三十年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时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托克维尔。 二战以后，托克维尔的影响在美国继而在法国不断上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纷纷借助其著述来阐释现代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阿隆在1979年发表论文宣告托克维尔“被重新发现”。 其后，这一“发现”加速进行，不断有关于托克维尔的论著问世，2005年是托克维尔诞辰两百周年，在法国、美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波兰、加拿大、阿根廷、日本等地举行的庆祝和研讨见证了托克维尔思想的复兴，而近几年学者们也开始关注托克维尔的思想对于理解欧美之外的地区的民主进程的意义——托克维尔在其世界之旅中取道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学者们对这一“重新发现”托克维尔的现象本身也感到好奇，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和所折射出来的西方政治和思想的变迁。 今天，可以说，托克维尔已经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乃至文学等学科被追认为伟大作者乃至奠基人， 其作品也成被视为这些领域的经典之作。不仅如此，他也进入了公众视野，不时出现于美国总统等政治人物的言谈中。二十世纪后期和二十一世纪初期见证了一个托克维尔时刻的到来。
二
托克维尔声誉的衰荣变迁本身就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和民主发展的见证。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上半期托克维尔在美国和法国遭到的冷落可以归结于类似的原因。在美国，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城市化、中央集权和阶级矛盾的发展，托克维尔所勾勒的乡镇气息浓重，被身份平等、地方分权和公民政治生活所主导的美国似乎就要成为明日黄花。同一时期，法国则困扰于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宣告的平等大势与当时法国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看起来背道而驰。
人们可能认为，一战以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世界战争对自由主义构成了生死攸关的挑战，因此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此时被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正是在这一挑战中，自称为“新自由派”的托克维尔的思想开始彰显其意义。在希特勒挑起二次大战前不久，流亡英国的德裔犹太学者迈耶（Jacob Peter Mayer）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托克维尔的思想有助于理解极权主义。他于1939年出版了题为《大众时代的先知》的托克维尔传记。在这本在托克维尔发现史中具有开拓意义的小书中，迈耶把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下卷中描绘的在平等时代可能出现的家长制国家视为二十世纪法西斯国家的原型。
托克维尔正是以极权主义先知的形象进入了冷战时代。二战之后美苏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形成，西方的自由民主笼罩在共产主义的阴影之下，前途未卜，这时候托克维尔的思想却开始倍受青睐。人们发现托克维尔已经在一百年前“预言了”二战的世界格局——曾经预言了1848年革命的托克维尔似乎是现代社会难得的先知。在《民主在美国》上卷末尾，他耸人听闻地宣告美国和俄国有一天将会在天意的隐秘意图的召唤下各自掌握半个世界的命运，前者以自由的行动为手段，后者诉诸奴役（DA,I,314）。在下卷的末尾，他以这句话结束全书：“我们今天的各民族不可能在其内部阻止身份变得平等，但是平等将它们带向奴役还是自由，光明还是野蛮，繁荣还是不幸，这取决于它们自己。”（DA,II,282.）托克维尔在宣告了平等的必然性的同时指出平等既可能与自由结合又可能成为通往奴役之路，二战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峙俨然呈现了平等的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命运。因此，托克维尔为战后的冷战自由主义提供了灵感。
伯林视托克维尔为消极自由思想的先驱之一，而哈耶克则把托克维尔阐释为最早批判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思想家之一。然而，伯林和哈耶克均没有重视托克维尔对个体主义和现代个体自由的批评。他们很大程度上仅仅把托克维尔作为马克思的对立面来理解。无疑，托克维尔在二战后的被发现是西方政界和思想界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需要。因此，托克维尔思想的复兴确实打上了冷战意识形态的痕迹，而1990年前后东欧及苏联的剧变也被解释为托克维尔对于马克思的彻底胜利。 然而，仅仅从意识形态或者仅仅以自由主义vs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托克维尔都是对其思想的一种化约和简化，因而也是一种扭曲。如果只是把托克维尔视为个人自由和自由民主的提倡者，那就忽视了托克维尔对民主和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和困难的深入思考，我们也因此无法理解近年来西方人在面临“民主的危机”时何以依然从托克维尔那里寻求思想资源。颇为吊诡的是，自西方人在1989年高唱民主凯歌和历史终结后还不到二十年，他们又忧心忡忡地开始谈论“民主的危机”， 而这时他们发现托克维尔早已预见和诊断了这一危机。 托克维尔指出，现代民主隐含某种内在的非政治倾向，它与平等的集权趋势结合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这一判断切中了当下的西方民主所遭遇的困难。民主在其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的时候也暴露了其脆弱之处，或者说正是由于其过于成功而有可能走向自我瓦解。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法律当中缺乏绝对的善(DA,I,14)，那么民主的政府和法律也不例外，并且“每个政府在其自身中蕴含了一个与其存在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缺陷。”（DA,I,108）因此，当下之所以是托克维尔时刻，并非因为他的预言和意识形态价值的相关性，也不在于他被冠以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或政治思想家等类似标签而标示出某种时髦的学术意义，而是由于发展到今天的民主已经充分地呈现了他所考察过的、与民主原则交织在一起的力量和虚弱。我们仍需要和托克维尔一起思考民主的魅力和艰难。
三
我们可以首先在阿隆对托克维尔的发现特别是他对马克思、孔德、托克维尔思想的比较中理解托克维尔时刻的内涵。在阿隆看来，相比于差不多同时代并且同样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孔德和马克思，托克维尔的思想有三方面的原创性：首先他把民主或者说身份平等而不是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其次，他反对社会和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可能。最后，他强调政治具有自主性，并不从属于经济。 阿隆在把托克维尔解释为社会学的奠基人的同时指出他和孟德斯鸠同样属于政治哲学传统。二战以后西欧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福利国家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或至少是缓解了十九世纪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欧与美国社会日趋接近，被社会平等和资产者化的趋势推动。 虽然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马克思宣告的资本主义的自我摧毁以及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与二战后的西方社会现实相去甚远。从阿隆的分析出发，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对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而他对政治的贬低也使他拒绝认为政治干预可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甚至推动社会平等。冷战的对垒尤其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表明，现代社会的自由或者奴役取决于人们的政治努力，而非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法则的后果——这正是托克维尔的政治关切的核心所在。冷战结束后不久，有学者认为应当超越对峙了两个世纪的马克思与斯密的意识形态之争，而超越的思想资源来自托克维尔。 马克思和斯密试图通过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变革和革命吸收乃至消解政治，而托克维尔自始至终都高扬政治在人类事务中的主导性，所以从马克思、斯密向托克维尔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治自身逐渐受到重视。无独有偶，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也经历了一场从马克思到托克维尔的决定性的范式转换，这场转换是用革命的政治阐释取代革命的社会解释。 “政治”的托克维尔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界和历史学界关注的重要人物并非偶然。可以说，托克维尔时刻的首要内涵是现代社会中社会平等的强大动力以及政治民主的创造自由的价值。
在阿隆的阐释里，托克维尔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民主在社会和政治层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虽然他也批评托克维尔没有注意到从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理解现代性的重要性，认为他并未充分关注民主社会中的不平等的消极后果，但他主要呈现的是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平等与政治的建构性意义的论述，而对于托克维尔所揭示的民主的消极面则较为忽视。阿隆尤其没有认识到托克维尔对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趋势和非政治化倾向的解释的重要性，这可能是因为在阿隆所处的时代结构主义仍然很活跃，并且左右尖锐对立的法国社会依然高度政治化。 更重要的是，阿隆的政治科学的重心是社会和政体当中的结构性因素，较为忽视政治的超验维度以及政治与心灵的关联。 因此，《民主在美国》特别是其第二卷对民主时代的个体和心灵的剖析并没有得到阿隆的重视，然而恰恰是这一剖析切中了当下民主问题的要害。事实上，在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民主的最大问题和潜在危机在于民主心灵因为个体主义而造成的民主个人的内在封闭以及彼此间的孤立，以及由此引起的民主社会的非政治倾向和专制可能。这是托克维尔时刻的第二个重要内涵。
美国社会学学者大卫·里斯曼可能是战后最早在战后借助托克维尔来考察现代心灵的学者。在其于1950年出版的名著《孤独的人群：关于变化中的美国性格的考察》中，他参照托克维尔对十九世纪美国人性格特征的观察指出十九世纪以来美国人的性格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遵循内在价值、信念和目标的内在引导型（inner-directed）性格转变为注重取悦他人、从众性的他人引导型性格。后者以消费者立场审视评估政治而非以前者的道德化姿态积极介入，总体上而言对政治较为漠然。里斯曼认为他人引导性性格所体现的因循主义（conformism）会抑制美国人的自主性（autonomy），导致个体性格的软弱和缺乏创造性以及政治活力的缺失。 里斯曼的学生桑内特则认为应该颠倒他的判断，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和西方人事实上从某种他人引导型性格转向了内在引导性性格，但在这种自我吸纳（self-absoption）的过程中个体其实并不明白他的内在性究竟是什么。 这种内在性表现为对亲密关系的过于依恋，这一依恋本身会走向自我挫败而难以得到满足，并且以个人化态度理解公共事物，结果在混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区分的同时导致了对公共生活的排斥，产生所谓“公共人的衰落”。桑内特同样参照托克维尔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刻画来理解美国公共生活的萎缩。被社会学者关注的公共生活萎缩的问题近年来同样成为美国政治学关注的重点，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是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他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和公民参与和社区生活的衰退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复兴社区生活的途径，其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仍然受到托克维尔的很大启发，因为正是托克维尔在美国发现：结社是公民自由的学校。 桑德尔认为现代社会中自由主义式的“无负荷的个体”侵蚀了注重共同善的美国共和主义政治精神，社群的解体以及公民失去对自己的生活的控制均对民主构成了威胁。他试图以托克维尔的“共和主义”克服自由主义对民主的腐蚀，在美国恢复当年托克维尔所欣赏的造就了强大公共精神的共和自由。
四
可见，《民主在美国》往往成为美国人思考其社会和政治演变历程的起点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美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考察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而是因为他对现代人的心灵与政治的密切关联的剖析切中了民主的要害。这一点在七十年代末以来在法国思想界得到了显著的回应。勒福尔（Claude Lefort）指出托克维尔对困扰民主心灵的不确定性（incertitude）的描述应该成为理解民主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不过他批评了托克维尔认为这一不确定性可能为专制做准备的看法，认为它虽然造成了民主社会的动荡，但同样使任何专制不可能获得稳固的信念基础。勒福尔似乎暗示不确定性可以成为民主活力的源泉。比勒福尔晚一辈的戈谢（Marcel Gauchet）和马南（Pierre Manent）则不那么肯定。他们在托克维尔那里找到了思考当代法国和欧洲的民主危机的重要启发。在戈谢看来，托克维尔认识到平等及其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将深刻地改变了人际关系，这一改变将对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托克维尔的独到之处。而托克维尔所描绘的摧毁一切阻碍的平等大潮在二战特别是六八年以来正在加速发展，其力量和后果是托克维尔自己所未能想象的。 个体在各方面对平等权利的诉求推动了人权话语在当代西方特别是欧洲获得了支配性地位，成为某种民主信仰。托克维尔所揭示的民主的个体化倾向在当代欧洲得到了最充分地发展，而他所预见的这一个体化所带来的私人化和非政治化倾向也是今天欧洲个体化的特点。戈谢认为自六十年代以来在欧洲展开了私人化的个体化进程，它“既是反权威和反制度的，也是利己主义的、心理性的和享乐主义的。它鼓吹的是在追求自我的独特性的独特实现的同时平静地与建制之间发生了断裂。” 在戈谢看来，民主的历史就是民主的危机的历史，但今天的民主的危机不同于以往民主从外部的反民主力量（如十九世纪的复辟旧制度的努力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所遭遇到的危机，而是一种内部的危机：看起来89年以来民主的胜利意味着民主终于建立在了彻底的人权之上，但这一人权张扬的个体主权和拒绝他治的自治却对民主所需要的集体自治和人民主权构成了挑战；在使个体权利神圣化的同时，民主有可能失去把这些个体转化为集体力量的能力。所以，民主的问题是“民主反对自己”（la démocratie contre elle-même）：“其法律基础与其政治表达对立，其发生原则与其有效的自我治理对立”。 因此，当下民主的危机源于人权充分张扬之后所彰显的民主的非政治性。 戈谢对当代民主危机的阐释可以说揭示了托克维尔所指出的与民主当中与其自身的原则相联系的内在缺陷。不过，戈谢虽然指出了人权的最近发展是民主危机的根源，但他认为人权获得的进展是不可逆的，因此他并不打算批评人权和个体主义，而是要在人权的基础上使个体认识到，只有在共同体的集体力量和自治中自由才有意义。 在这一点上，他和托克维尔分道扬镳了，因为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对个体主义的批评。
马南同样注意到当代人权的非政治性。他注意到，与近代人权宣言所表达的人权观念相比，当代人权学说体现出明显的非政治性，也就是人权以普世道德的姿态和普遍性的法律和规则要求成为社会组织原则，对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均构成了挑战。与这一人权超越政治的现象并行的是个体脱离政治的倾向。随着民主的推进，托克维尔所揭示的“相似者感受”被不断强化。平等制造了独立、分离、相似的个体，强化了人的自我意识，甚至使他们产生自足的幻想和自我的封闭，结果相似者的观念并不能把他者作为他者来对待并向他者开放自我。这样一种个体主义使个体倾向于退缩到自我的世界中，侵蚀了公共和政治生活，淡化人的公民身份，或者说，它使人并不觉得公民的政治生活对构成其作为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或至关重要的。平等在打破了等级和团体的约束后使人更为接近，但其过度发展却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同时在个人身上制造了人与公民的分离。这双重分离随着当代人权话语的发展而强化，这是当代欧洲的危险。
在欧洲，这一危险部分出于欧盟的建构对民族国家的侵蚀，部分源于民族共同体本身所能激发的凝聚和认同正在被削弱。这种削弱同样发生在民族国家框架并未受到外部冲击的美国，其原因则是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共同体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泰勒同样受到了托克维尔的启发。他指出虽然托克维尔所恐惧的柔性的民主专制并未在西方成形，但他所揭示的导致这一专制的个体主义或者说个体的原子化却仍然是当代西方应该恐惧的威胁：“危险的东西不是现实的专制控制，而是碎片化——那就是，人民愈来愈不能形成一个共同目标并落实它。碎片化发生在人们越来越原子主义地看待自己之时，换句话讲，人们越来越少地认为自己与其同胞公民结合在共同的事业和忠诚里。他们可能实际上感到与别的一些人结合在共同事业中，但这些事业更多地是小群体而不是整个社会：例如，一个局部共同体，一个少数族裔，某个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徒们，某个特俗利益的促进者们” 托克维尔曾指出平等会自然地把人们分成众多的个别团体，它们也会形成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批判的集体个体主义。泰勒担忧的是这一碎片化的“自我滋养”（self-feeding）：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的下降将强化团体认同，而这一认同反过来进一步侵蚀民族凝聚力，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人们无法通过共同的政治商议和行动形成共识，于是绕开民主政治和代议制诉诸司法和利益运动来实现其诉求，结果民众进一步丧失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进而强化其原子化的态度。泰勒呼吁重新对民主进行强化（empowerment）来抵制这一危险的碎片化倾向。他坦言这一强化颇为困难，谈到托克维尔提倡的分权和权力自主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有助于这一强化。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当下所谓的民主危机实质上是民主政治和政治本身的危机，根本上是由于民众忽视甚至拒斥政治生活所造成。这一危机暴露了托克维尔致力于剖析的民主的脆弱之处：注重个体权利和私人生活的民主的社会状态与以民众自治和政治自由为正当性来源和组织原则的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中国思考：在中国是否存在托克维尔时刻？托克维尔热已经烟消云散，这似乎表明托克维尔的思想对于中国并无持久性意义。并且，在中国并不存在西方的民主政治，谈何民主的危机？然而，如果依据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审视中国，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同样存在某种民主社会的危机。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首先是以身份平等为特征的社会状态。根据这一理解，中国无疑已经是民主社会。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显著发展趋势是平等特别是平等意识的不断推进，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及随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强化了这一平等观念。文革结束以来，这种平等意识开始以一种个体主义的形式发展，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显著的个体化进程。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仍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以及对个体权利的束缚，但是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社会想象里，平等与个体意识已经牢固确立。 也正是因为这种平等和个体意识，当下的严重不平等才被很多人视为难以忍受。但是，这种平等和个体化进程虽然与1949年以来中国的国家建构和国家功能的转化和变迁密切相关，但均体现出显著的非政治化色彩。在经历了长期的贫穷和封闭之后，大多数中国人首先追求的是个体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和职业上的个人发展，由此强化了现代个体的私人化倾向，结果大多数中国个体对社区和公共生活缺乏兴趣，甚至漠不关心。这种对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漠视心态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一方面被1949年以来中国独特的政治发展所强化。由于中国历史上从未形成士人精英之外的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传统，一般民众普遍认为政治并非民众之事。在1949年到1976年期间，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和阶级斗争等政治运动把政治渗透私人生活的每个角落，可以说形成了一种过度的政治化。它在激发短暂的民众政治狂热之后，很快导致很多民众厌恶甚至恐惧政治，进而强化了民众的非政治化倾向，视政治为个人生活的负担乃至威胁。七十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迅速把整个社会抛入到对物质财富的追逐中。同时，出于控制乃至垄断政治和公共生活的需要，政府也引导民众关注个人生活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追求甚于公共事业，而公民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不发达及其受到的种种限制也进一步消解了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和欲望。可以说，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从前面三十年的过度政治化突然转变为非政治化，中国人由于普遍缺乏立足于公民参与之上的政治生活而不知政治为何物。伴随着这一非政治化，当下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中涌现的是高度以自我为中心而漠视公共、社会甚至家庭责任的个体，他们不仅仅是阎云翔所描述的“无公德的个体”， 而且可以说是“无私德的个体”。公德的丧失往往强化了私德的败坏，反之亦然。由于个体之间缺乏纽带，也缺乏联合的意识和条件，这些个体普遍是虚弱的。与这种制造平等的、原子化的软弱个体的个体化进程并行的是国家力量在近年来的不断强化和集中。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下卷所勾勒的家长制国家与当下中国的情形高度契合。他在《民主在美国》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论述的国家集权与平等和个体化进程相互强化的现代进程正是晚晴以来中国历史的道路。在2013年托克维尔热中，他的思想中尤其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共鸣的地方，是他对具有古老集权传统的法国的现代民主转型中的革命命运的思考。可以说，中国同样在经历托克维尔时刻，而这个时刻也见证了正在民主化的中国社会的危机。
（据《东方历史评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