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实习记者相惠莲）8月20日，身心俱疲的沈虹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了老家河北沧州。她换掉了北京的手机号码，并着手装修一间闲置了十多年、有些泛潮的屋子。与首都逼仄的两居室相比，这里要宽敞几分，邻人饲养的羊羔不时踱过窗前。
三人不得不离京的理由是，该上小学的小儿子没能拿到北京的就读证明，只得返回原籍献县念书。沈虹的丈夫平日忙于运送机器、展柜，常常夜里发货，凌晨才回到家中，有时去山东济南，一跑就是好几天。为了保住丈夫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这个家庭决定分离。
除了照顾两个孩子，沈虹还没想好接下来能在农村做些什么。
来自朝阳区小红门乡的这四口人并非个案，还有诸多家庭陷入彷徨。由于今年北京部分区县收紧的非京籍适龄儿童就学政策，不少非京籍孩子不得不离开北京——这座他们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城市。主要面向打工子弟的朝阳区同心实验学校沈金华校长对财新记者表示，“大部分孩子回老家当留守儿童了，留京根本没有希望。”
众多没拿到就学准入的孩子被拦在公立小学的校门外。开学近在眼前，多数家长徒劳地辗转于教育系统的各个关口，失落之情溢于言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非京籍入学政策进一步收紧的原因，是“北京人口控制的大气候”。持续了整个夏季的拉锯正在接近尾声。
失学，或者留守
离京的前两天，沈虹参观了一场西部留守儿童的影像展。不忍自己的孩子也被制造成留守儿童，也不忍给家乡年事已高的父母再添麻烦，她整理起行装，和孩子们一同回去。不过，与丈夫的别离，却使她成了一名“留守妇女”。
和她境遇相似的还有高碑店乡的王蓓。进入8月，决心留在北京继续争取的她把孩子送回老家，担心对孩子照顾不周之余，也算是做二手准备。
这个算盘打得并不如意。回到河北承德后，当地的校长告诉她，7月初就该来登记父母双方的身份证号，现在报名已经截止，想上学必须再读一年学前班。
私立学校也曾在王蓓的考虑范围内，那里不需要严苛审批。但她告诉财新记者，除了少数教育部认可的学校，其他都无法提供正规学籍，若要就读，需先将学籍挂靠在老家的小学。然而，她找不到可托的关系，也担心三两年之后不再得到老家学校的许可，孩子届时成为“黑户”。
她陷入无从选择的焦虑。倘若回老家，2007年9月出生的女儿入读一年级时，刚好赶上过8岁生日，总显得有些迟。“我和丈夫来北京十二年，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现在就两条路，一条失学，一条留守。”
崔各庄乡的母亲崔岩则带着女儿一路东奔西走，仍然寄希望于留下。“一是考虑到自己的生计，二是为了更好的资源。”孩子的户籍落在河北西柏坡的一个贫困村，十几里开外的邻村才有学校，读毕小学还得转移到县城才能继续学业。
此前，为了保证能进入优质的小学，崔岩和沈虹都将孩子送进了公立小学的学前班。“是小学自己办的，听说有95%的可能性能进这所小学。”为此沈虹送了4000元的礼，实际上，她的大女儿刚在这所小学读完四年级。按照先前的设想，今年9月起，姐弟俩就可以相互照应，一同回家了。
但现在的沈虹只等着开学给小儿子办好就读手续，随后回一趟北京，拿着在户籍所在地盖好章的单子给女儿办理转学。
老家的上学路不好走，三里土路，下大雨就得停课。而她更为歉疚的是，女儿原本走得顺风顺水的绘画道路将因这个决定而中断。“老家不怎么重视音乐美术，只上语文、数学。”
沈虹最后一次来到北京的学校是在7月中旬女儿的结业仪式上。走廊上，她遇见老师，询问起女儿的考试成绩。“挺好的，有前十名。”她当即哭了出来。
拦路者
5月之前，三名母亲并未过多担心孩子的就学问题。
今年1月3日，沈虹曾收到过小红门乡下发的一份清单，要求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上交在京暂住证、劳动合同、父母双方连续三个月以上的社保等。其中最后一项从未出现在往年的清单上。
她有些诧异。平时帮人换煤气、送资料、缴费的她没有单位，更没有社保。丈夫驾驶自己的车跑运输，仅和有业务来往的公司签订合同，说明劳务关系，也没有能为其缴纳社保的单位。
所幸，十天之后，她收到了此规定作废的短信，便不再挂记。
此后，这家人根据以往经验准备了随迁家庭俗称的“五证”，即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薄、在京暂住证及户籍所在地开具的无人监护条件证明。这些也是5月出台的《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关于2014年小学入学工作的意见》中明确开出的条件。
“以往每年都是乡里直接下发借读证，但今年还要把材料交到区里审。”4月30日是小红门乡上交材料的第一天，沈虹拿着“五证”前往乡政府，却因没有社保证明被打了回来。5月6日下午，她托人打听到教委不再要求社保，隔一天又交上了材料。
她暗自高兴，也疑窦丛生。乡政府关于是否需要社保的说辞，在接下来的数天内变动了三四次。“我们根本追不上。”25日，她得知审批未过，拦路者正是社保。
5月14日递交材料后，崔岩多次查询办理进度未果。6月16日，她在崔各庄乡政府见到了结果反馈单。她翻阅了一摞单据，发现都没有加盖公章，除去孩子的姓名和编码，内容几乎一致。“全是被社保卡下来的。”
为了照顾孩子，王蓓近几年则当起了小时工。丈夫的单位此前称可以为其缴纳社保，但不提供证明，两人担心钱白白流走，因此均未缴纳。
从乡里得知需要三个月的社保证明后，5月18日，她找到中介公司，将夫妻两人的社保挂靠过去，以每人每月1500元左右的价格向前补交。次日，她揣着缴费发票再度前往乡政府。
一下子石沉大海。6月中旬，王蓓从朝阳区教委处得到口头回复，必须具有5月25日前连续六个月的社保证明，此刻为时已晚。
求诸法律
多方奔波无果后，崔岩转向了法律途径。
7月15日，她和5名崔各庄乡、4名平房乡的家长将一沓份行政诉讼状交至朝阳区法院，要求各乡政府及教委向孩子发放就读证明。囿于昂贵的诉讼费用，家长们辗转找到一名公益律师，同时被告知，这条路可能很长。
摆在面前的事实确乎如此，收案并不意味着立案。此后，崔岩在赶往朝阳区教委上访之前添了一项任务，即前去法院咨询立案进度。每周一是厅长接待日，是她必去的日子，多次碰壁后，8月25日，她终于见到了最初收案的那位厅长。
这一次，家长们得到了“回去再等”以外的答复：市高院对案件高度重视，正在索取相关数据，区法院也在和教委进行交涉，希望家长自己再争取一下。
此时他们已经争取了三个月。
事实上，崔岩同时递交的还有另外一份民事起诉书，被告是原先工作的商贸公司。当中提到，“从原告入职至提出离职请求期间，被告一直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任职期间多次要求缴纳社会保险，均被被告拒绝。”这正是她无法提供社保证明的原因。
于她而言，个人和公司的矛盾与孩子就学的困扰交织在一起。6月初，她办理了离职手续，开始专心为孩子奔波，这同时意味着三个月的失业。沈虹、王蓓也都搁下了原先的工作。
“区教委、法院、教育部、市教委、区政府，我们都去遍了。”沈虹称，大部分时间里，家长们能做的也就是等待。
大雨将至的6月21日，她和百名家长在北京市政府门前捱过一整个下午，一如既往地没有盼来回音。长长的绿荫道上，他们坐着，愁眉难解。衣着鲜艳的孩子们权当这里是游乐园，似乎并不清楚眼前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据2014年8月28日财新网。文中沈虹、崔岩、王蓓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