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君:重要的是老栗

(注:新书出版在即,有老栗一章,值此危难之际,择选精华发表,以求教识者,增进理解,也好。国君即日)

无私是英雄主义的本质——爱默生

那时候,大家都穷,捏着一角报纸,燃着一点希望就从外地来京,仅读过一篇文章就可跋涉千里叩门拜访,相托于衣食住行。穷困的世界里,是绝不穷困的理想,一个个清寒的城市里、县城小镇里布满了这样大大小小的“思想部落”。

老栗的家,就是这样一个部落。迎来送往,怪力乱神。人来多了,钥匙就压在门口,谁来谁开门,家成了交通站。一日,老栗回家,家里已聚满了人,进得门中,人问:你找谁?把“交通站长”老栗弄得怪不好意思的。

那时候起码也得二三十年了,当代艺术还在一堆观念里蠢蠢欲动,正值破土发芽,远没今日热腾腾的名利。

穷,主要是饿肚子,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张三来,李四走,老栗北京城里的蜗居成了一个流浪艺术家的中转站。叩门,名字递上(那时不兴名片),称个艺术家名号就进得门中,蹭饭喝酒、胡吹神侃,也不是胡吹,多形而上。更有挈妇将雏者,一家子做客盘踞,窄窄的房间就挤满了人。

老栗待人如子,处之泰然,张罗着吃喝拉撒,没有私生活可言。

一日,喂饱了罗中立、何多苓,面条告罄,不期,周春芽托着空腹又来。穷啊,吃不上的,怎么办?老栗就默默出门,变戏法式地带回了一包面条,煮给周春芽饱饱地吃下。原来,他把旧报纸打包,卖了几角钱。

故事是听来的,赶紧微博一下,因为口述,把名字写成了方力钧、王广义,人都安插错了,可不一会儿回应者众,伊德尔、罗氏兄弟跟帖爆料,坦白交代他们是怎样挈妇将雏、长时间在老栗家蹭吃蹭喝,而如今已是当代艺术大佬的方力钧未置一词,转发了微博,并无更正。

如今,这些曾经落魄的流浪汉们早已荣坐当代艺术神殿,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般威猛神勇,他们心里应该不会忘记了当年的老栗。

老栗的心思早不在此,他说:“维权律师里的郝劲松更像艺术家”。

一张无奈的、悲情的脸划过媒体,老栗的。画面来自第七届北京独立电影展现场。电影展被警察部门突然阻断,老栗在接受媒体采访,表情平静、沉郁。对媒体的问询,他并无控诉的愤慨,只是和蔼中透着无法撼动的坚定:办,继续办,明年还会办的。

众所周知,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举办的北京独立电影展是最具活力的艺术活动之一,但也是最让人悲愤压抑的艺术活动,因为常常遭受强力部门的干预。几次电影活动都时断时续,要么干脆停止,正常的艺术展映成了艺术事件,也算一年一度的“行为艺术”吧。

第八届独立电影展遭劫的时候我恰在宋庄,目睹了警察骚扰的实情,影展被迫以猫捉老鼠的形式改在晚上“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放映。宏伟是影展负责人、栗老的得力助手,是他在苦撑着一切。晚上,我们特意看望,在宋庄凄冷的院子里举杯喝酒、苦中作乐,笑看无奈,体验无良,竟也大醉。

其实,独立电影并非商业娱乐电影的敌人,也并非要对抗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在一个多元主张与个性张扬的时代做自己喜欢的电影而已。相比于利益期待与大众狂欢,独立电影有些超然物外,有难得的理想主义气质。独立,何尝只是物质与形象,实在是一种值得称颂的“我为电影狂”啊。

艺术老爷与审查官们可不在乎这个,他们很自卑,故很敏感,把艺术弄得不自由、不独立,但老栗说:可以抱怨,但不能失望。他依然呼吁有关方面给予起码的理解和宽容,认为这是社会走向多元的必备条件。对于独立电影人,他在在强调:“要专注自己的事情,以坚定、平和的心态对待眼前所有的难关”。

2012年10月,一个民间艺术组织将年度“艺术理论奖”颁给了老栗。颁奖词说:“重要的不是艺术”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的前沿思想,至今仍是中国当代艺术不可解脱的“紧箍咒”,意味着中国艺术不能只限于形式语言,需要更为进取而开放的“大灵魂”,成为时代和历史前进的精神原动力”,时间过去快三十年了,他提出的命题仍然奏效,可见进步一说的可疑了。

获奖的十万元奖金被老栗原封不动地捐给了电影基金,目的当然是支持那些为电影梦想而努力的“鲁滨逊们”。

我有幸成为这次颁奖的主持人,照例提前来到宋庄,已是严冬来临的傍晚,有点儿冷。一家湘菜馆里的小聚,落座,点酒。问老栗,喝点儿什么?

“白酒”,声音轻轻的。于是就呷着最普通的北京二锅头开聊,当下时政、艺术现状伴着火辣辣的湘菜弥漫开来。说着说着就聊到了眼下的宋庄,官家与商家的大尺度介入,流浪艺术家的困窘随即而来,没有了民间,没有了恩赐的自由,权力之手无处不在,连老栗都边缘了,宋庄的冬天可不就来了么。

民间打造一个模式,差不多成型了,政府等强力部门就过来掺沙子,“共产”,最后,抛开民间,变成国家景观,艺术领域的“国进民退”如此上演,举国皆然,并无新意。老栗早就逃离这一切,又跟这一切周旋,也被这一切算计,直至再度边缘化。他就这样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抱走,或被大卸八块,不知该做何想。或者,他本没有这样的独占欲与功利心。宋庄的这滩水,曾被“善治水者”的老栗搞活了,如今的宋庄,怎么活呢?

“我们不是职业革命家,搞不了政治,只是想做喜欢的事,并把他做好”,老栗淡淡地说。

我的《杜尚传》出版后一直想做期像样的沙龙,想来想去还是老栗合适。他照例答应,奈何忙碌无比,临近年末才敲定时间。那一天,“字里行间”的书店里,来了很多人,徐星主持,我们三个人就一起聊杜尚,聊杜尚是假,聊当代艺术的中国现状是真。徐星由作家到纪录片,老男人理想不死,很理想,也很野种,别有杜尚的风韵。老栗自不必说,那是大师级的人物,就我一个门外汉,居然弄了本艺术家的传记招摇,其实,我的写作纯属爱好,顶多属于读书笔记,连权作充数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于是,徐星居中连线,三个人聊,主要是听老栗聊。

老栗开门见山:“很多年轻人知道梵高,其实因为梵高是个文学人物,欧文·斯通的人物传记《渴望生活》让梵高变得非常普及。艺术史上杜尚比梵高重要得多,原因是杜尚非常强调心灵自由以及艺术语言与表达的自由。”

点题之后,关心的还是杜尚与中国当代艺术的联系,那是老栗最熟悉的,因为他见证了大部,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参与者。

老栗回顾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破冰的艰难,中国打开大门之后,各种艺术思潮、艺术创作被引进来,“久旱逢甘霖”的艺术家们基本上照着西方艺术史的发展线索模仿了一个遍。

1985年秋天,杜尚的弟子、波普艺术家劳申•伯格来中国做展览,随即引发各地艺术家效仿的风潮,许多艺术家都玩起了“现成品”。

“最有名的一件作品出自黄永砯”黄永砯是与蔡国强、徐冰、谷文达齐名的当代艺术家,是“厦门达达”的创始人,1987年,黄永砯把《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两本教科书在洗衣机里搅了两分钟,搅拌后的书碎裂成泥,混在一起,意义不言自明。

现成品艺术的“一夜开花”,老栗认为,是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文化环境与民众情绪密切相关的。“8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还没有开放的商业背景,处在一种反文化、文化批判的革命情绪当中,非常容易接受达达。”

“黄永砯既受达达的影响,又受禅宗的影响,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史里典型地受到西方艺术影响,但同时又非常有创造力的作品。”

“自中国清代以后,中国受到西方的冲击后,中西之间的讨论就从没有停止过,“从‘器物’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中西合璧’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黄永砯的作品实际是通过自己的语言方式,回答对长期以来中西之争的看法,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们通过自己的生存经验和感觉能够创造出新的有价值的作品。”

这么说,杜尚的“反艺术”实验并没有终结艺术,反而点燃了国内艺术的创作之火。

大家都听入迷了,互动阶段问题很多,但关心的还是艺术家的创作自由问题,老栗就讲了个故事:1979年中山公园有个展览,是被关押和下放的艺术家回到城里之后自己组织的一个展览,叫做北京“新春油画风景静物展”。文革开始到70年代中期期间,连画风景和静物都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不能为革命服务,这个风景静物展本身就是一个态度。展览前言是一位从监狱放出来、文革后第一任美协主席江丰写的,其中有段话对我一直有影响:“‘这个展览是自由组织的,不设审查制度的,自由不是恩赐的,是靠争取的’。”

“自由不是恩赐,是靠争取的”,老栗又重复了一次。

 四

 2008年,吴冠中先生对媒体发炮:“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了”。讲得太好,激动莫名,赶紧电话致意,他说:“希腊有个哲学家,不知叫什么了,大白天提着个灯笼到处走,人家问他找什么,他说,我在找人。”

艺术界剀切直言的,吴先生是我感知的第一个之后就是丹青师,处士横议,进尽忠言,令人身处烈火又大块饮冰,夜不能寐。老栗的不温不火也是外表,接触时都是和善,也无激烈交锋,看不出什么,但其立场态度一样冷峻凌厉。近来拜访,得赠两册新书,是他文论的合集,出自台湾,一本是《反叛的重量:重要的不是艺术》,一本是《艺见的鸣放:从国家意识形态中出走》,仔细读之,才知其思考至深。由艺术而文化、而政治,他的论述是门外汉如我的高级读物,也是当代艺术的思想轨迹,特别受益。

“作为文化的中国,其实已经灭亡了”,老栗的这句令人想起丹青师的那个“猛地发现”:我们什么都不是,既不知道中国的过去,也不知道什么是西方。

“我们没有传统可以拯救,传统就是能够承传的系统,是一个活着的系统,是能够注入新鲜血液的,我们已经没有了这个前提,等于面对一块死猪肉。”

老栗很早由体制出局,不过异端,本无胆量反这个体制,是体制反他,慢慢练出了胆。所谓出局,开除也好,辞职也罢,仅仅是个名词倒也罢了,老栗愣把它做成了动词,你反我,我还反你,将错就错,见招拆招,就杀出一条血路,索性扯旗单干,各自清净。

在这样一个集体的文化中,过去是现在还是单位、组织,昨天是今天还是圈子、帮派,落单就是造反,老栗愣是不信邪地“娜拉出走”、“红四方面军西征”、“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玩儿。至此,老栗的时间开始了,而很多人鲜衣怒马、年近耄耋也没有自己的时间,等于没活。有了时间,也就有了自主的生命,他就“胆大妄为”,行走恣意地搅合着一场又一场的“牛犊顶橡树”之战,从艺术策展到艺见鸣放,从著文演讲到亲历亲为,追求艺术自由的立场相当彻底、鲜明。他成了当代艺术热情的讴歌者和大胆的实践者,成了自由艺术家们的助产士,当代艺术运动的命名师与吹鼓手。如今大熊星座般的艺术明星们多是他当年的“门下走狗”,多赖他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可有些人竟不认了,他也早不在意了,甚至有意避让。他对退隐感兴趣,对活在边缘的“艺术野狗们”仍感兴趣,他的心是常为弱者的。

他毫不讳言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而关于知识分子乃至如今被污名化的“公知”,他其实也早有己见。在他眼里,有博士学位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即令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是为追求观念而活的。知识分子必须是人所在的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如此标准,举目四望,确实萧然。

老栗仿佛天生就是一个领袖人物,虽不激情四射,口若悬河,接近他的人常为其谦和憨厚的神态所吸引,也能感觉到那种心无杂质的坚定。他话语无多,却能在关键处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简洁而有力,然后“把你热情的想法吸纳过来,不自觉地形成一种执行力和组织力”,事情就在这样务实的组织中慢慢成型、实现,一根筋的执着有类那个理想主义者孙国栋。他也是理想主义者,不然不会有今天,但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是大话震天,情绪夺人,而是那种把理想与现实打通的人,也就是老六所说的:理想主义其实是一种很现实的东西。

老栗没那么多慨叹,只是一件事连着一件事地做,一如把艺术创作理解为做,理解为手艺活儿,他的艺术推动工程也就是这些吆五喝六地思想啸聚、杂七杂八地吃喝拉撒,包括他所做的艺术社区,以宋庄为例,最初的动机还是为流浪的艺术家培养“源头活水”,有那么一方生存发展的地儿,尽管现在政府工程,房地产项目太多了,老栗也有看尽生死般平静。

他曾经热情推动的当代艺术现在确实热得厉害,曾梵志的画都拍卖过亿了,可他却说:“别相信那个”,对“火热”的当代艺术市场,他认为不真实。他认可的艺术还是一个空中楼阁,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远没实现,侈谈什么繁荣发展?

学国画出身的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为什么梅兰竹菊、山水成为文人画的主要题材,因为文人远离了政教和写实宫廷绘画的观念,强调内省和孤芳自赏的个性。但是,文人画到了五四以后被彻底否定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虽然恢复文人画的正统地位,但对于大多数画家,它只是个壳,因为画家作为士的那种人文精神已经少见了”。

“大灵魂”里提到“关注现实乃至关注政治”,是从对人的生存处境——作为艺术的文化和人文语境的关注,以及艺术家人格中的良知的角度提出的,这应该是一个现代人的标志。

 老栗坏了规矩,冒犯了行政格局“一团和气”的人际关系,也破坏了“艺术阿里郎”的和谐气氛,总是显得不合时宜。可他又好像成功了,确实给沉闷市侩的艺术王国带来一阵刺激般的清风。

他也失败了,如西西弗斯般干完一场算一场,要么围剿,要么被收购,尽管他不以为意,权力采购商还是得利了。何况,尽管他的批评全说到了点儿上,但体制诱人,市场温暖人心,他的话也只是徒增装饰性的“自说自话”,无法奏效。

在一部《暖冬》纪录片留下了老栗裹着大衣和众多艺术家站在一起的感人形象。《暖冬》讲述的是艺术家遭遇强拆,他支持真正的维权行动,敢为他们的权利抗争加油,特别有种。

有几次,我征询他的意见,联署各种公民建议书,呼吁公正司法的,呼吁公权透明,他从来同意,并特别告诉我:以后不必征求我的意见,你看着签上我的名字就好。

时代犬儒太多、市侩横行,到处是饭桶的诱惑与饭碗的见识,老栗给别人煮得面条,自己也做得面条,不必看谁脸色行事。尽管桑榆近晚,火气无多,但恬淡之中还有大清醒,能够力所能及地做一个“革命党”。革命党不是“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那么简单的对立,而是如鲁迅般自觉“身为奴隶”,为人为我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反抗,而斗争,决不沦为奴才。不是追随谁去革命,他自己就是革命的。

陈丹青对央美的回忆充满温情,历数了思想解冻年代的惊奇人事后笔锋一转,为母校喊两嗓子的激情跃然纸上,因为“央美绝不是‘中央的’、‘中直的’那么简单,更可贵的它也是异端的渊薮、才子的窝点,其中最有种的老叛徒,名叫栗宪庭”。

“绝不充公”的老栗说过,重要的不是艺术,可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老栗。有老栗这样的人在,当代艺术也好,公民社会也好,我们心随所喜的生活也好,就总会那么一点力量、趣味和希望。

2014年5月28日

(据赵国君博客)

本文发布在 公民人物. 收藏 永久链接.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