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灾难与人性的声音 一位记者的震区思考

注:江雪,《华商报》资深记者,8月4日赴鲁甸震区采访。6天时间里,江雪对地震灾区的救援状况,当地灾民的生活、补给,及地震带来的诸多苦难进行了详实的特写。报道除见诸《华商报》外,更在新媒体的舆论场中传播。其理性的观察和极具人文关怀的写作,让更多不为人关注的受难村镇、人群得以通过媒体传达最本真的声音。

半个小时的访谈中,我们谈到了灾难报道的尺度、媒体人的观察意识,以及对苦难的认知。江雪是一个语气平和的人,没有过多批评与抱怨,在震区,她见到了太多人的困苦和努力,她将这些记录下来,所述的文字,为我们观察灾区现场,打开了另一扇窗。

记者站:

在震区的6天,您所发的稿件很多在关注“民间力量”这个话题,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如今的鲁甸地震,民间力量和政府救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江雪:

民间力量参与救援,这个问题我在去鲁甸地震现场的路上时候就思考过。2008年我去汶川采访,也没想到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志愿精神,当时被震撼到了。我曾看到5个山东农民开一辆农用车,开了几天几夜到四川救援,我看到他们时候,正在搭帐篷。他们是非常底层的民众,但救灾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员。

这次去了以后,民间力量更加突出,比如“救灾协作大本营”,地震第二天就成立了,我去之前就在微信上看到这样的信息。

当时我们报社就派了我和一个摄影记者,《京华时报》派了4个人,《南方都市报》派了8个人,其实汶川时候我们就知道,人太少了不行,这种大灾难信息非常丰富,有时候人会惊慌失措。但因为我之前经历过汶川地震采访,并且这几年心里一直在思考(民间组织)这些问题,所以相对还是比较有数的。当然我是深度部记者,也想做一些深入的文章,但因为只派了我一个人(文字记者),媒体在现场又追求一种存在感,因此到了当地,我也在《华商报》上发了一些动态的东西,虽然我关注民间力量,当然也想看看从汶川到鲁甸这几年,政府和民间力量在救援方面有没有进步。稿子里面我也提到,政府肯定有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是远远落后于民间力量的。

进步表现在包括政府会马上在当地召开一个沟通会。要知道在雅安地震时候,这个会是第七天召开的,鲁甸这次第四天就召开了。虽然也不算是太早,但对深入一线的救援者来说,这已经是很不错了。

记者站:

往往在灾难面前,除了参与救援、报道外,总是有不同的杂音出现,比如批评救灾不力,或民间救援混乱,这些杂音会对救灾或报道产生怎样的影响?

江雪:

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杂音很正常,如果只有一个声音,那也是有问题。比如有批评政府的救灾不利,这也并不是一种杂音,算是一种事实。政府在救灾上也有很多变化,也在适应,NGO也是一样,有批评的声音是正常的,如果没有人关注,才是悲哀的。

要说杂音,你知道在地震发生当天,基本上全是郭美美的话题在传播,有人说这是转移视线,我们其实看到民众的关注很快就到地震这个点上。因为伤亡人数还在不断的攀升,包括造成这么大伤亡与当地山村贫困的内在联系,这都是需要关注的话题。

但我直觉感受到,包括我朋友圈中的人,对地震的关注还不够。实际上这也反映出我们的舆论环境问题。地震这么大的议题,是需要严肃媒体的。你看新华社在地震初期发了很多头条的报道。

事实上我以前也很少在微信、微博上发我自己采访的内容,毕竟我觉得采访内容还是为自己的媒体服务,但是这次大家对震区这么关注,我自己也要做一些这样的传播,对灾情是有帮助的。

记者站:

这次鲁甸地震报道中,您的一些稿件也在新媒体上得到传播,如何去看待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传播方式?

江雪:

其实在新媒体上,我觉得大家对地震的关注度还是不够。但灾难毕竟是苦难,微信上很多人其实也不愿意直面这些苦难的东西,这也是可以理解。但好在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专业媒体在,所以你必须去做这些事情。

你看这次地震,最先被关注到的就是“混水煮面”这个事件。实际上我一直没有参与这个事件的讨论。这么多人的苦难在这放着,所以在地震开始的那段时间,媒体人还是尽量传播救灾的信息,让灾难程度减小一些。

其实,伤痛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我在微信、微博上发这些伤痛信息的时候,有的人也会说,你怎么不去更加深入地调查,去舆论监督?但实际上,灾害发生的时候,你没时间考虑这种东西,很短的时间里(这种稿子)也没法做出来。而救灾过程中,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要先把这一层信息传递出去,让大家关注救灾,这也能使政府主导的救灾工作做得更好,这是媒体人应该做的事情。

在这个阶段之后,媒体人当然应该更深入地挖掘,比如四川地震中的校舍塌陷,这个事情媒体关注后引发问责,是应该的。

也就是说,通过媒体要让人们知道灾民的生活状况。你比如说我在震区的一个村子里,四五天的时间,一个村子还没有领到一个帐篷,雨夜的时候老弱病残挤在一起,你说怎么办?这些我都写在手记里发出去。

在地震发生四天左右的时间,宣传部就开始要求各报撤回记者。那我们的报道到后期就不上网了,这也算规避风险。我发的记者手记,《华商报》其实也发了,但没有上网。我是期望让跟多人看到现场这个情况,就把这个手记给了网易,我做了修改,配上照片发了出去,这个传播的很好,也说明网络传播的重要性。

另外有一部分,我发给了王天定老师,他帮我整理了一下,发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而我也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转发,我看到很多朋友的也在转,这样也是希望让这些信息通过网络媒体传播的更广泛。

记者站:

汶川地震后,很多媒体人谈到了对灾难报道的尺度,认为赤裸裸地挖掘灾难背后苦难有失职业素养,作为观察者,在面对灾害和苦难,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

江雪:

我在通往震中的路上,看见一个人背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尸体,因为等不到殡仪馆的车来,就这么一路走。我当时也想做一个特稿,想反映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但就如我说到的,我要到震中去,之后虽然我写了一些稿子,却没有再提这个事情。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稿子,对痛苦进行深入的描写,这个本身大家有各自的看法,我对这种作品也没什么批评,因为关注点不同。但我们进入灾难现场,不应该太冒失,大多数人处在痛苦之中,如果一个摄影记者上去拍摄,这是对人家痛苦的一种干扰,挺残忍的。

我那天刚到鲁甸,在一家医院的门口,看见一个父亲和奶奶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可能没有抢救过来,他们抱着孩子坐在路边,旁边围着几个人,我身边有几个摄影记者就过去拍照,我当时没有过去,远远看了很长时间,心里很难受。这一家人过了一会就往前面走去,但又返回来,可能是在等车,那时他父亲把孩子放下来,还放了一个枕头在孩子头下面。当时很多记者跟着拍他们,闪光灯不停闪,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尊重他们。

所以我说要克制,就是记者在灾难中进入这个现场,要尽量温柔地接近被伤害者,包括对他们的问话,尽量地不要去打搅到这样的伤痛。这种克制,其实也是记者的伦理,或者职业素养的体现。
记者站:

您的《震区:苦难比想象的更巨大》在网上传播很广,为何要用“苦难”做题?

江雪:

我在写那篇《震区:苦难比想象的更巨大》的时候,地震已经过去五六天了,我觉得这些苦难没有得到应该的关注,但逝者已矣,活着的人显然又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很多震中的村里也是条件不好,公路被冲毁,地震第六天的时候,有的村子才接受第一批物资。很多村民都希望记者去看看,他们还没有领到帐篷。

但实际上政府和民间组织也在做,可能还是力量不够吧。所以希望这些报道传播之后,能得到更多的人关注,因为救援之后还有安置、重建的问题,这都在继续。

 

记者站:

如果回到震区,接下来您会关注什么?

江雪:

如果回到震区,我想我会关注重建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我打算还写一个稿子,我看《财新》有一个稿件《鲁甸:天灾与贫困》,这也是我关注的话题,包括当地人们的生活。

地震开始的时候,也有声音说为什么不把深山村子里的人迁出去,这个质疑有道理,但也很轻佻,你到实际的地方去看看,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迁出来,包括农民这种因灾致贫,这都是我关注的,所以我也想过一阵再去看看。

(来源:记者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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