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灾难与人性的声音 一位记者的震区思考

注：江雪，《华商报》资深记者，8月4日赴鲁甸震区采访。6天时间里，江雪对地震灾区的救援状况，当地灾民的生活、补给，及地震带来的诸多苦难进行了详实的特写。报道除见诸《华商报》外，更在新媒体的舆论场中传播。其理性的观察和极具人文关怀的写作，让更多不为人关注的受难村镇、人群得以通过媒体传达最本真的声音。

半个小时的访谈中，我们谈到了灾难报道的尺度、媒体人的观察意识，以及对苦难的认知。江雪是一个语气平和的人，没有过多批评与抱怨，在震区，她见到了太多人的困苦和努力，她将这些记录下来，所述的文字，为我们观察灾区现场，打开了另一扇窗。

记者站：

在震区的6天，您所发的稿件很多在关注“民间力量”这个话题，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如今的鲁甸地震，民间力量和政府救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江雪：

民间力量参与救援，这个问题我在去鲁甸地震现场的路上时候就思考过。2008年我去汶川采访，也没想到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志愿精神，当时被震撼到了。我曾看到5个山东农民开一辆农用车，开了几天几夜到四川救援，我看到他们时候，正在搭帐篷。他们是非常底层的民众，但救灾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员。

这次去了以后，民间力量更加突出，比如“救灾协作大本营”，地震第二天就成立了，我去之前就在微信上看到这样的信息。

当时我们报社就派了我和一个摄影记者，《京华时报》派了4个人，《南方都市报》派了8个人，其实汶川时候我们就知道，人太少了不行，这种大灾难信息非常丰富，有时候人会惊慌失措。但因为我之前经历过汶川地震采访，并且这几年心里一直在思考（民间组织）这些问题，所以相对还是比较有数的。当然我是深度部记者，也想做一些深入的文章，但因为只派了我一个人（文字记者），媒体在现场又追求一种存在感，因此到了当地，我也在《华商报》上发了一些动态的东西，虽然我关注民间力量，当然也想看看从汶川到鲁甸这几年，政府和民间力量在救援方面有没有进步。稿子里面我也提到，政府肯定有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是远远落后于民间力量的。

进步表现在包括政府会马上在当地召开一个沟通会。要知道在雅安地震时候，这个会是第七天召开的，鲁甸这次第四天就召开了。虽然也不算是太早，但对深入一线的救援者来说，这已经是很不错了。

记者站：

往往在灾难面前，除了参与救援、报道外，总是有不同的杂音出现，比如批评救灾不力，或民间救援混乱，这些杂音会对救灾或报道产生怎样的影响？

江雪：

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杂音很正常，如果只有一个声音，那也是有问题。比如有批评政府的救灾不利，这也并不是一种杂音，算是一种事实。政府在救灾上也有很多变化，也在适应，NGO也是一样，有批评的声音是正常的，如果没有人关注，才是悲哀的。

要说杂音，你知道在地震发生当天，基本上全是郭美美的话题在传播，有人说这是转移视线，我们其实看到民众的关注很快就到地震这个点上。因为伤亡人数还在不断的攀升，包括造成这么大伤亡与当地山村贫困的内在联系，这都是需要关注的话题。

但我直觉感受到，包括我朋友圈中的人，对地震的关注还不够。实际上这也反映出我们的舆论环境问题。地震这么大的议题，是需要严肃媒体的。你看新华社在地震初期发了很多头条的报道。

事实上我以前也很少在微信、微博上发我自己采访的内容，毕竟我觉得采访内容还是为自己的媒体服务，但是这次大家对震区这么关注，我自己也要做一些这样的传播，对灾情是有帮助的。

记者站：

这次鲁甸地震报道中，您的一些稿件也在新媒体上得到传播，如何去看待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传播方式？

江雪：

其实在新媒体上，我觉得大家对地震的关注度还是不够。但灾难毕竟是苦难，微信上很多人其实也不愿意直面这些苦难的东西，这也是可以理解。但好在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专业媒体在，所以你必须去做这些事情。

你看这次地震，最先被关注到的就是“混水煮面”这个事件。实际上我一直没有参与这个事件的讨论。这么多人的苦难在这放着，所以在地震开始的那段时间，媒体人还是尽量传播救灾的信息，让灾难程度减小一些。

其实，伤痛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我在微信、微博上发这些伤痛信息的时候，有的人也会说，你怎么不去更加深入地调查，去舆论监督？但实际上，灾害发生的时候，你没时间考虑这种东西，很短的时间里（这种稿子）也没法做出来。而救灾过程中，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要先把这一层信息传递出去，让大家关注救灾，这也能使政府主导的救灾工作做得更好，这是媒体人应该做的事情。

在这个阶段之后，媒体人当然应该更深入地挖掘，比如四川地震中的校舍塌陷，这个事情媒体关注后引发问责，是应该的。

也就是说，通过媒体要让人们知道灾民的生活状况。你比如说我在震区的一个村子里，四五天的时间，一个村子还没有领到一个帐篷，雨夜的时候老弱病残挤在一起，你说怎么办？这些我都写在手记里发出去。

在地震发生四天左右的时间，宣传部就开始要求各报撤回记者。那我们的报道到后期就不上网了，这也算规避风险。我发的记者手记，《华商报》其实也发了，但没有上网。我是期望让跟多人看到现场这个情况，就把这个手记给了网易，我做了修改，配上照片发了出去，这个传播的很好，也说明网络传播的重要性。

另外有一部分，我发给了王天定老师，他帮我整理了一下，发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而我也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转发，我看到很多朋友的也在转，这样也是希望让这些信息通过网络媒体传播的更广泛。

记者站：

汶川地震后，很多媒体人谈到了对灾难报道的尺度，认为赤裸裸地挖掘灾难背后苦难有失职业素养，作为观察者，在面对灾害和苦难，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

江雪：

我在通往震中的路上，看见一个人背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尸体，因为等不到殡仪馆的车来，就这么一路走。我当时也想做一个特稿，想反映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但就如我说到的，我要到震中去，之后虽然我写了一些稿子，却没有再提这个事情。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稿子，对痛苦进行深入的描写，这个本身大家有各自的看法，我对这种作品也没什么批评，因为关注点不同。但我们进入灾难现场，不应该太冒失，大多数人处在痛苦之中，如果一个摄影记者上去拍摄，这是对人家痛苦的一种干扰，挺残忍的。

我那天刚到鲁甸，在一家医院的门口，看见一个父亲和奶奶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可能没有抢救过来，他们抱着孩子坐在路边，旁边围着几个人，我身边有几个摄影记者就过去拍照，我当时没有过去，远远看了很长时间，心里很难受。这一家人过了一会就往前面走去，但又返回来，可能是在等车，那时他父亲把孩子放下来，还放了一个枕头在孩子头下面。当时很多记者跟着拍他们，闪光灯不停闪，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尊重他们。

所以我说要克制，就是记者在灾难中进入这个现场，要尽量温柔地接近被伤害者，包括对他们的问话，尽量地不要去打搅到这样的伤痛。这种克制，其实也是记者的伦理，或者职业素养的体现。
记者站：

您的《震区：苦难比想象的更巨大》在网上传播很广，为何要用“苦难”做题？

江雪：

我在写那篇《震区：苦难比想象的更巨大》的时候，地震已经过去五六天了，我觉得这些苦难没有得到应该的关注，但逝者已矣，活着的人显然又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很多震中的村里也是条件不好，公路被冲毁，地震第六天的时候，有的村子才接受第一批物资。很多村民都希望记者去看看，他们还没有领到帐篷。

但实际上政府和民间组织也在做，可能还是力量不够吧。所以希望这些报道传播之后，能得到更多的人关注，因为救援之后还有安置、重建的问题，这都在继续。

记者站：

如果回到震区，接下来您会关注什么？

江雪：

如果回到震区，我想我会关注重建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我打算还写一个稿子，我看《财新》有一个稿件《鲁甸：天灾与贫困》，这也是我关注的话题，包括当地人们的生活。

地震开始的时候，也有声音说为什么不把深山村子里的人迁出去，这个质疑有道理，但也很轻佻，你到实际的地方去看看，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迁出来，包括农民这种因灾致贫，这都是我关注的，所以我也想过一阵再去看看。

（来源：记者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