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到鲁甸:废墟上成长的中国民间力量

云南鲁甸地震灾后第六天,在“壹基金”流动餐车吃上热乎饭的孩子

云南鲁甸地震灾区。这台流动餐车由越野e族陕西大队汉中分队提供

 

2008年汶川大地震,百万志愿者被认为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历史标志。从2008到2014年,历经玉树、舟曲、雅安等多个大灾难,民间救援力量到鲁甸地震时,“少了盲目,多了理性;少了单打独斗,多了协作互助”,其成长壮大又会是一个新的节点

  8月9日,鲁甸地震逝者“头七”。傍晚时下起了雨。在县城的广场上,人们在星星点点的烛光中缅怀逝者,祝福生者。

  而此刻,在地震后的残山破水之间,上千名民间救灾志愿者还在冒雨奔走:“越野e族”云南大队队长老纳,正在龙井村发放帐篷;“蓝豹”救援队队长简格民,正深入盲点,查看一个三镇交汇处的小村;“壹基金”公众参与中心姚遥,则被大雨困在龙头山的山头上,与伙伴们搭起帐篷,准备在危机四伏的山上过夜;而“安营扎寨”于县城一角的“民间救灾协作大本营”,仍然一派忙碌。

  快速成立的“民间救灾协作平台”

  震后第二天,一个聚合40多家民间草根组织的“民间救灾协作平台”就已建立,除了发布倡议书,还进行网上互动、信息共享等

  8月6日,鲁甸地震第三天。40岁的老纳驾驶自己的越野车,从位于鲁甸县第二幼儿园的大本营出发,前往受灾严重的火德红镇。

  他受托来为“壹基金”勘察一块可以设置流动餐车的地方。餐车已经找好,是“越野e族”汉中分队提供的,运转则由“壹基金”支持。地震后,灾区满目疮痍,热的饭菜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火德红,他遇到了“阳光公益”的张耀明。老张从广东惠州赶来,带着20多名志愿者,正在灾区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希望能深入到堰塞湖附近被困的李家山村,但此时道路不通,他正在联系。“我们这帮人不怕苦,不怕累,最怕没事干。”他说。在和镇长简单聊过之后,老纳决定放弃在火德红设餐车的想法,因为镇上已有能力供应一部分热餐,而他们,必须把餐车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最终,通过信息核实、现场勘察,餐车被安置在受损严重的龙头山镇光明村。

  这只是民间力量在灾区救援的一个普通场景。和2008年汶川地震相比,甚至和才过去不久的雅安地震相比,此次在灾区救援的民间力量,少了盲目,多了理性;少了单打独斗,多了协作互助。

  8月4日下午,地震发生第二天,已经有近十家基金会、40多支救援队挺进鲁甸。“壹基金”因7月份就派人在鲁甸的乐红乡救泥石流灾,情况熟悉,很快在鲁甸县城设置了指挥部以及仓库。而另外40多家草根的民间组织,很快在6家组织的牵头下,一个“民间救灾协作平台”建立起来。除了发布倡议书,网上互动,信息共享,他们还在县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处理想的地方安营扎寨。

  “汶川救灾时,火车上有一个人穿迷彩服,看见别人也穿,一问都是救灾的,就决定大伙儿一起,这样,下火车时就组成一个志愿团队,而鲁甸不是。在鲁甸救灾的人,不是在火车上或飞机上认识的,而是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协同作战,在国内一次次的救灾行动中联结起来的。”邢陌说,进入灾区的志愿者不再盲动,大多拥有自己的组织。

  邢陌在志愿者们中的大名是“老陌”。他是当年汶川地震中,著名的“NGO四川联合办公室”发起人之一,也是这次鲁甸民间救灾“民间协作平台”的总协调人。

  和政府对话:在碰撞中建立有序沟通

  “一刀切”的交通管制,使民间的专业救援队进入灾区的效率受到很大影响。在震后第四天的政府与民间救灾对话会上,怨气爆发了出来。

  8月5日上午,在通往震中龙头山镇的路上,已进行交通管制,为的是“留出生命通道”。但这也导致进入震中的车辆严重堵塞,将“蓝天救援队”、“曙光救援队”等多个专业救援队堵陷其中,队员们心急如焚。

  龙头山镇只有一条公路通达,加之夏季雨多,塌方不断,地震后虽经抢修,但道路时断时续。而“一刀切”的交通管制,使救援者进入灾区的效率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在汶川、雅安等地,可以说到达震区的路四通八达,即使没有通行证,民间救援力量照样可以抵达,但在这里不行。”老陌说。这让一些民间救援队心生怨气。“我们的车好不容易进去了,又不敢出来。但救援队的补给物资一般只带两天,这样,补给和轮换休息就没法跟上了。”一位救援队员告诉记者。事实上,在进行交通管制后,鲁甸县开出的通行证一度一天只有50个,而这50个,还包括政府机构的车等。

  此时,必须有一个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对话了。因为邢陌在云南公益界的影响,这个会由他去牵线搭桥。8月6日晚上,由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杨军主持的这个会,在鲁甸县召开。40多家民间组织,包括7家基金会的秘书长参会。他们代表已在灾区的民间组织和政府对话。当晚大家“控诉”的焦点,就是交通管制问题。

  “不是不接受管制,而是不能一刀切,把带着生命探测仪、全新装备的专业队伍堵在外头,放进去的却是没有专业力量的组织!”在会上,一位民间机构的负责人言辞激烈。多家救援队也一吐苦水。主持会议的杨军没有打断任何人的发言,并表示会将这些意见反馈给有关部门。“会很成功,大家算是畅所欲言。能和政府沟通,让民间组织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要求,这对民间在鲁甸的救灾非常重要。”邢陌说。他认为,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和政府沟通,在碰撞和交流中形成秩序,这非常重要。

  “在雅安救灾时,也召开了一个政府和民间组织对话的会,但那是地震第七天时。在鲁甸,这个会在第四天就召开了,这也是鲁甸救灾中的又一个进步。”邢陌说。

  政府与民间机构沟通有进步,但还做得不够

  “如果我现在要100个志愿者,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王小虎说。他是鲁甸县火德红镇镇长。他认为当地政府还缺少与民间机构对接的专业部门。“太漂亮了!”地震第三天,邢陌用这个词语来形容在鲁甸救灾的6个系统,赞叹他们的专业性和彼此的分享协作。例如:“壹基金”主导的“企业家救灾联合”等两个系统,还有“友成基金”、“爱德基金”等基金会系统,再加上草根的“民间协作大本营”,至少网罗了几千名志愿者。民间组织在鲁甸救灾中的成熟进步,看起来非常明显。但政府在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方面表现如何?

  “2008年地震时,我到四川救灾,住在帐篷里。十多天下来,腰都受影响,而这次,这么多草根志愿者进入鲁甸后,政府很快就能帮助协调到一块安营扎寨的地方。”邢陌认为,经历过一次次灾难的洗礼,政府在服务社会组织方面有了一些进步。

  但也有一位基金会的负责人认为,政府部门在服务社会组织方面还很落后。“很多地方,政府还是缺少和民间组织合作的意识和经验。”他说。

  事实上,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前,中国的民间组织和政府的沟通很少。如邢陌所说,当时的民间力量参与救灾,往往会避开政府,政府也像防贼一样,躲避着志愿者,其间也发生过多次摩擦。例如NGO四川联合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曾在救灾未结束时被警方调查,理由是他在紧急情况下用私人账户暂时接收了一些捐款。

  6年过去了,中国民间力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从怀疑、抗拒到接受,并主动对话以及提供服务,尤其是那些灾害频发地方的政府部门,已认识到,致力于社会建设的民间组织,在灾难救助中不可或缺。但也有人观察发现,在引导和服务于社会组织,善用民间力量方面,政府还做得不够。

  “如果我现在要100个志愿者,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王小虎说。他是鲁甸县火德红镇镇长,地震以来,一直忙碌于镇上的救灾工作。他觉得救灾工作非常需要那些具有专业能力的志愿者,他们能为政府分担很多压力。但是,当地政府在和民间机构对接方面,还是不明确。

  这也是“壹基金”鲁甸救灾总指挥沙磊的感觉。沙磊说,“壹基金”和政府部门的沟通比较顺畅。例如“壹基金”此次在灾区服务的1000名志愿者中,有一半是“壹基金”吸纳的,另一半,是在鲁甸县团委登记的。但沙磊觉得,政府还是缺少一个专业的部门,来对接所有来灾区的社会组织。

  据悉,云南省仅在团委系统招募的志愿者就有1万多人,其中在鲁甸服务的就有5500人。在对接社会组织方面,昭通有一个“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但是由各民间机构成立的。在灾难频发的云南省,因为文化多元,社会组织数量比较多,也比较成熟,政府管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目前在《云南省自然灾害救助规定》中,涉及社会组织救援的,只有简单的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主管部门、社会组织、志愿者共同参与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队伍,加强业务培训,配备必需的交通、通信等应急救助装备。”

  在《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中,有“社会动员”一条,规定:团省委、省红十字会加强志愿服务管理;及时开通志愿服务联系电话,统一接收志愿者组织报名,做好志愿者派遣和有关服务工作;根据灾区需求、交通运输等情况,向社会公布志愿服务需求指南,引导志愿者安全有序参与。

  专业性:“民间救灾的表现一次比一次好”

  以往到达灾区后,大家都是扎堆往震中跑,或者跟着媒体的报道走。这次,除了一些队伍还比较盲目外,很多组织都不再跟着热点走。而是有自己的行动计划。

  8月9日,震后第6天,“壹基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火德红镇的安置点发放“温暖包”,另一方面,是给一个孤岛村庄龙井村发放物资。晚上下起了大雨,志愿者们被堵在路上,已做好了在山上过夜的准备。

  在灾难救援中,信息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沙磊说,龙井村一直没有成规模的物资进入,而救援者最希望的就是挺进孤岛。对这些需求的信息,他们都会进行交叉核实,包括联系当地的乡镇干部,了解路况,是否有人进入等等。

  “经历过这么多年灾难,民间力量的表现一次比一次好。”沙磊说。

  此次赶来鲁甸的民间救援力量,大多是在汶川地震后发展成长起来的。24岁的黄梅属于“盘县义工”组织,多天来奔走于重灾区的村庄。她告诉记者,盘县义工因为汶川地震而建立,如今已发展成一个系统,大家日常通过QQ群、微信群等连接,平时主要在乡镇开展发放“温暖包”、“防灾教育”、垃圾回收等公益服务,这次救灾,盘县义工派出一支专业救援队,另派遣10位志愿者。她本人到鲁甸后,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以及“壹基金”对接,投入救灾。

  沙磊认为,民间力量在历次救灾中的砥砺成长,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在救援中表现得有序、理性,也显示出了各自的专业性,首先表现在,对灾难的反应非常迅速。“壹基金”救援队当晚半夜就赶到,物资在凌晨6点就到达了。其他各家救援队也都反应迅速,这和平时积累的经验有关。

  另外,以往到达灾区后,大家都是扎堆往震中跑,或者跟着媒体的报道走。这次能看得出来,除了一些队伍还比较盲目外,很多组织都不再跟着热点走,而是有自己的行动计划。

  民间救援的专业性另一个表现是形式多元化,有关注儿童的,有专门提供物资服务的,也有供应饭食的。大家分工协作,也资源共享。还有,在对信息的处理上,救援者姚遥发现,此次救灾,民间力量更为重视信息的流通,信息发布也更加专业。另外,各家基金会都注重信息播报,几乎都在做“日报”,就是将每天的救灾信息发布出去,这非常有利于信息的沟通。

  不再“单打独斗”的志愿者:我寻找的是生命意义

  “那次我意识到,民间单打独斗,是没有工作效果的,自身也难以得到保障,也知道了联合的力量。”

  8月7日,黄梅劝返了两个在鲁甸县街头遇到的重庆女孩,都十七八岁,一看就没有任何经验,出门也没有给父母说。黄梅说,这样出来的志愿者,没受过任何训练,带两瓶矿泉水就往震中走,比较盲目,安全出了问题怎么办?

  她说,如今的志愿者大多都有自己的组织。以盘县义工而言,义工加入后,必须接受培训。出门时,所在的机构都会给大家买保险。

  “一般独来独往的人,也救援不了。前两天有6个人进去,出不来,断水断粮,组织11个人来救他们下来。”志愿者石头也说。他认为,对志愿者来说,组织是很重要的。

  2008年,邢陌在四川,和公益伙伴们一起,协调了大约200多家民间机构救灾,他认为,那是民间力量的第一次大联合。“那次我意识到,民间单打独斗,是没有工作效果的,自身也难以得到保障,也知道了联合的力量。”他说。

  如今,在鲁甸,正是这种联合的力量,将无数的爱心与公民的责任心汇聚。石头是越野e族普通的志愿者之一。他开着自己的越野车,在灾区运送物资。在崎岖的山路上,他突然感慨说:做公益,其实就是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人活着是为什么。在他眼里,无数公益人,走的是一个诠释生命意义的历程,“大家彼此连接,这是最不容易打破的一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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