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祚來:說不盡做不完的啟蒙與抗爭

08月09日(六)

公知(公共知識分子)一出現,很快就被污名化,而對公知的批評與指責,卻來自兩個方向,一左一右,左的方面認為公知就是敵對勢力,傳播的無非是普世價值,以及與政府為敵,右的方面呢,認為公知沒有獨立性,只有政治反對的知識分子才是有價值的知識分子。

我在多篇文章中為公知辯白,甚至認為任何反公知的人,都是公知,因為都在講公共話題,都是關注公共社會,都是基於知識傳播與觀點論爭,右的方面,只是一些學者認為自己做的或想的,更決絕一些,不再相信黨國政府有任何自新的可能。現在又發現新觀點,以批評理性啟蒙為新銳,認為提高公眾道德自律、法治精神、尊重私權是不自量力。還認為,知識界本身的問題大,知識界自己需要啟蒙。

我認同中國知識界本身問題也大,因為中國知識界被打壓得太殘酷,也被圈養得太嚴重,造成整個知識界抗爭與獨立的現狀不盡如人意,但我們仍然難以判斷,是知識界問題嚴重,還是全民素質出現的問題更嚴重,但這並不影響知識界奉獻自己的公共知識,特別是因網絡而出現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不僅致力於既有傳統意義又在當代意義的知識啟蒙,而且同時致力於聲音的獨立表達與社會抗爭。

我對因網絡而出現的公知群體非常看重,甚至認為,他們是當代中國啟蒙與抗爭領域一支重要力量。公知們的啟蒙,主要是訓政,當年國民黨講憲政三步走,從軍政、訓政到憲政,國民黨的訓政是自上而下的,而當代中國公知們對黨國政府的訓政,是自下而上的,劉曉波起草的零八憲章、焦國標的炮打中宣部、公知們發動的普世價值討論與傳播等等,無不是訓政之舉,訓政是對黨國領導人的政治啟蒙,同時也是知識人的自我啟蒙,以及對公眾的政治常識啟蒙。

許志永、王功權、笑蜀等人倡導的新公民運動,其中有理性中道客觀這樣的一些價值倡導,他們在中國現在這樣的局勢中,選取中道路線,是繼劉曉波憲政政治主張受高壓打擊之後,不得已而為之的社會運動或抗爭,同時也是一種權利意識啟蒙,新公民運動通過教育平權告訴當局,納稅人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人權,特別是子女受教育權,這樣的權利意識啟蒙,難道沒有意義與價值?當局打壓的程度,往往與其社會進步價值成正比。

不願意政治文明進步的當局,往往從反面證明你的理論與實踐的價值度。新啟蒙運動在各個層面上都有知識普及,譬如納稅人這樣一個概念,我通過微博與網友互動時,許多網友認為自己不是納稅人,以為只有交納了個人所得稅的人,才是納稅人,我告訴他們,只要在中國居住、消費的人,都是納稅人,因為你的消費支出中,包括對國家交納的稅收了,而這一常識在西方國家百姓每天消費收據中均已寫明,買了一百元商品,商店如開出一百零九元收據,其中會分項寫明,稅收九元。

只是中國有關方面忽略或故意忽略了這項費用而已。我是稅法專家嗎,不是,我只是將常識分享給了公眾,作為文化學者,如果我將日本文化戰略寫成文章普及到網絡,這屬於公知傳播行為,但我將人人都是納稅人這樣的常識傳播時,我盡的是一個公民的責任。當人們都意識到自己是納稅人時,情形就不同了,他們對國家就有了主人意識,就會覺得,公務員是由我們每一個納稅人供養的,我們有責任監督,有權力批評,他們不僅要公開國家財政收入與支出,還應該公開個人收入或私有財富。如果將知識分子的公共寫作價值僅僅定位在讓公眾免於恐懼,並且對未來抱有希望,這樣的定性也太狹窄了,而認為普及理性與法治精神等等是不自量力,這就一桿子掃蕩一船人了。你的視野也許高過別人頭頂,但你的身高卻不一定,遺憾的是,許多人總是把自己的眼高當成自己的身高。還要提醒一句是,一篇文章,如果主旨是談公共寫作讓公眾免於恐懼,懷抱希望,但全篇主要內容均指責其它人致力於啟蒙的寫作是不自量力,這樣的寫作,是非常令人遺憾的,如果他飽滿地寫一篇公共寫作與免於恐懼之間的重要關聯,是不是更有意義?因為泛泛地否定別人的努力,而蜻蜓點水式地表達自己觀點,都是時評文章之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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