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公共知識分子）一出現，很快就被污名化，而對公知的批評與指責，卻來自兩個方向，一左一右，左的方面認為公知就是敵對勢力，傳播的無非是普世價值，以及與政府為敵，右的方面呢，認為公知沒有獨立性，只有政治反對的知識分子才是有價值的知識分子。
我在多篇文章中為公知辯白，甚至認為任何反公知的人，都是公知，因為都在講公共話題，都是關注公共社會，都是基於知識傳播與觀點論爭，右的方面，只是一些學者認為自己做的或想的，更決絕一些，不再相信黨國政府有任何自新的可能。現在又發現新觀點，以批評理性啟蒙為新銳，認為提高公眾道德自律、法治精神、尊重私權是不自量力。還認為，知識界本身的問題大，知識界自己需要啟蒙。
我認同中國知識界本身問題也大，因為中國知識界被打壓得太殘酷，也被圈養得太嚴重，造成整個知識界抗爭與獨立的現狀不盡如人意，但我們仍然難以判斷，是知識界問題嚴重，還是全民素質出現的問題更嚴重，但這並不影響知識界奉獻自己的公共知識，特別是因網絡而出現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不僅致力於既有傳統意義又在當代意義的知識啟蒙，而且同時致力於聲音的獨立表達與社會抗爭。
我對因網絡而出現的公知群體非常看重，甚至認為，他們是當代中國啟蒙與抗爭領域一支重要力量。公知們的啟蒙，主要是訓政，當年國民黨講憲政三步走，從軍政、訓政到憲政，國民黨的訓政是自上而下的，而當代中國公知們對黨國政府的訓政，是自下而上的，劉曉波起草的零八憲章、焦國標的炮打中宣部、公知們發動的普世價值討論與傳播等等，無不是訓政之舉，訓政是對黨國領導人的政治啟蒙，同時也是知識人的自我啟蒙，以及對公眾的政治常識啟蒙。
許志永、王功權、笑蜀等人倡導的新公民運動，其中有理性中道客觀這樣的一些價值倡導，他們在中國現在這樣的局勢中，選取中道路線，是繼劉曉波憲政政治主張受高壓打擊之後，不得已而為之的社會運動或抗爭，同時也是一種權利意識啟蒙，新公民運動通過教育平權告訴當局，納稅人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人權，特別是子女受教育權，這樣的權利意識啟蒙，難道沒有意義與價值？當局打壓的程度，往往與其社會進步價值成正比。
不願意政治文明進步的當局，往往從反面證明你的理論與實踐的價值度。新啟蒙運動在各個層面上都有知識普及，譬如納稅人這樣一個概念，我通過微博與網友互動時，許多網友認為自己不是納稅人，以為只有交納了個人所得稅的人，才是納稅人，我告訴他們，只要在中國居住、消費的人，都是納稅人，因為你的消費支出中，包括對國家交納的稅收了，而這一常識在西方國家百姓每天消費收據中均已寫明，買了一百元商品，商店如開出一百零九元收據，其中會分項寫明，稅收九元。
只是中國有關方面忽略或故意忽略了這項費用而已。我是稅法專家嗎，不是，我只是將常識分享給了公眾，作為文化學者，如果我將日本文化戰略寫成文章普及到網絡，這屬於公知傳播行為，但我將人人都是納稅人這樣的常識傳播時，我盡的是一個公民的責任。當人們都意識到自己是納稅人時，情形就不同了，他們對國家就有了主人意識，就會覺得，公務員是由我們每一個納稅人供養的，我們有責任監督，有權力批評，他們不僅要公開國家財政收入與支出，還應該公開個人收入或私有財富。如果將知識分子的公共寫作價值僅僅定位在讓公眾免於恐懼，並且對未來抱有希望，這樣的定性也太狹窄了，而認為普及理性與法治精神等等是不自量力，這就一桿子掃蕩一船人了。你的視野也許高過別人頭頂，但你的身高卻不一定，遺憾的是，許多人總是把自己的眼高當成自己的身高。還要提醒一句是，一篇文章，如果主旨是談公共寫作讓公眾免於恐懼，懷抱希望，但全篇主要內容均指責其它人致力於啟蒙的寫作是不自量力，這樣的寫作，是非常令人遺憾的，如果他飽滿地寫一篇公共寫作與免於恐懼之間的重要關聯，是不是更有意義？因為泛泛地否定別人的努力，而蜻蜓點水式地表達自己觀點，都是時評文章之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