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金燕：慈悲心·监狱——良心犯家属的身份困境

文/曾金燕 2014年8月5日于香港

愿伤害我的身体和我的生命的人长寿

没有疾病或仇敌

克服所有修道上的障碍

证得法身

离于生死轮回

这段祈愿文摘自顶果钦哲法王的《你可以更慈悲》（The Heart of Compassion），原文“迅速证得法身”中的“迅速”被删除了。也许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慈悲心。慈悲不是可怜，不是同情，也不仅仅是怜悯和共情。它是一种理性认知，更是一种内在修行。词语表达限制了它的含义。慈悲心处理受害者与施害者关系方面，如开篇祈愿文，被曲解的时候居多。而施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往往交互缠绕，只叙述一种身份，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

囚徒与后囚徒面临的多重不自由

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试图提出的一个问题：主张法治、民主和自由而被限制、压制、迫害的囚徒，如何与秘密警察及其背后的社会，建立具体的、日常的互动关系和抽象的政治关系。

良心犯在本文指因独立表达或实施维权而被限制人身自由及入狱者。他们首先面对物理意义上的不自由。良心犯们因政治迫害而无法自主支配个人空间、时间、乃至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这些限制反过来导致其进一步失去个人发展机遇，面临更严重的物质和社会资源匮乏。

良心犯出狱后，从几乎一无所有到突然面临资本操纵下各种体制规训，生活工作空间非常有限，进入后囚徒时期。如果社会恰巧在此时发生急剧转型走向开放，后囚徒因被迫害的历史、坚持的社会理念而广受社会尊敬。这大大有利于其恢复正常生活，重新走向个人自由。反之，社会公共空间和支持程度收缩，后囚徒处于格外孤立的境地，其社会家庭回归历程就更加依赖于个人资源、修养和机缘。

长时期承受政府施加在脆弱肉身上的不公正、不人道待遇，后囚徒的心理创伤难以得到疗愈，被压抑的愤怒甚至仇恨有待消解。而秘密警察在其出狱后施加的跟踪、窃听、监视、威胁、孤立……都阻碍他重归家庭和社会，破坏其缓解社会关系冲突的努力。

株连迫害家人与亲友，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至今依旧为警察系统政治工作的常规手段。日常生活中朋友、同事、亲戚恐惧牵连带来的后果而对后囚徒产生的疏远和提防，加重了后囚徒的愤怒、怨恨、疑心与不安全感。

长期面对此种环境，后囚徒本能地会建构一个“安全区”来保存自己。在极端环境下自保的“安全区”，给良心犯带来另一种不自由的风险，即阿兰牧师所言“对于一个囚犯来说，真正的监狱是在他走出监狱的这一天才开始的”。中国语境里，这形成了专制政权下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监狱的隐喻；也指为了对抗监禁压迫，而在精神和心理世界建构的“安全区”，限制了囚徒、后囚徒的自我发展，使其活在一个无形的狭窄牢笼。

囚徒所能自主掌握的现实自由如此稀少，如何善用有限的自由权利，决定了在极度缺乏社会自由的情况下，囚徒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身份转换，获得个体自由。这就涉及良心犯们如何消解内心怨恨，走过成名陷阱，理性地反省个人生命史，客观地处理自身与压迫者和公众的关系，重建新的自我，进行可持续的社会自由事业。对专制者的批判文献汗牛充栋，本文将镜子转向我们自身，剖析我们在专制机器前高贵的脆弱与恐惧。

良心犯家属

孤立良心犯，切断瓦解一切可能的社会支持，是政府当局阻止良心犯继续工作的基本策略，也是保存其政治权力的基本技术。良心犯家属首当其冲。她们大多是女性、老人与孩子，她们是多重意义上的囚徒。

如果说良心犯被迫害源于他们的独立观念或行动，那么其家属被迫害，则起源于爱——父母兄弟儿女之爱、夫妻情人之爱以及亲戚朋友之爱。中共历次社会运动中，千百万妇女、老人和儿童因家人而受到政治牵连迫害，作为统治者阶层的中共各级领导人家人也难以幸免。当下周永康5岁孙女被禁止上幼儿园的传闻，即是一例，为文明社会所唾弃。良心犯的家属被孤立、软禁、跟踪，对公众来说更不可接受。

这些家属被株连而经历的政治挤压，甚至不亚于良心犯本人所经历的：良心犯家属面临和良心犯类似的多重囚徒困境；又因其女性、老人与孩子的身份，在现代化过程中，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又急速滑向更加弱势和边缘的处境；她们面临的第三重不自由，是传媒与同情者口中反复论述的他者身份——被仅仅作为妻子、女儿、母亲而提及。

救援家人的发声过程中，她们通过家人所从事的事业，启动或加深对法治、民主和自由的认知，进行事实上的维权活动，已然从被动的他者转变为行动的主体，社会角色因此发生转变：她们不仅是家庭价值与爱的捍卫者，还成为家人从事人权和政治活动的工作助手；有的成为广义上的民主自由事业伙伴，有的成为独自担当一面的社会运动主角。

也许起步时她们对独立表达或职业维权了解不多，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她们中不少人迅速成长为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她们是良心犯家属，她们更是陈明先、袁伟静、曾丽、王庆华、汪艳芳、韩新娜、廖敏月、曾姗……这个名单很长，是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入狱，出狱后百折不挠创办出版社和教育机构的王之虹；是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劳教三年的李旺玲；是以作品表达“沉默的力量”的诗人、画家、摄影师刘霞……

他者身份忽略了她们自身也是良心犯的处境（失业、失去经济收入、失去自由、被殴打……），不承认她们在公共领域以工作伙伴身份做出的贡献，将她们排除在更加深入的支持服务和对话工作范畴外。他者身份消解良心犯家属的主动能力，普遍地固化、强化了她们的从属性和依附性。

这种消解是潜在的、隐性的，埋藏在公众习以为常的每日生活和用语中。比如以同情的形式，称她们为“弱女子”、“不得不代夫出征”。比如以赞美的形式，称她们“具有牺牲精神的母亲”，“比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还更加高贵”。比如仅仅把她们当作情感倾泻而非智力交流的对象。比如颁发奖项给良心犯时，忽略其家属作为重要工作伙伴的贡献。

她们成了房间里永远的大象，无处不见却处处被压抑、贬低、漠视。对家属消解主体和客体化过程，不仅发生在女人身上，同样发生在男人身上。当董继勤坚持其维权主张与妻子并肩反抗时，他被殴打、监禁、入狱，但他被反复提及的身份，却是为倪玉兰代言的丈夫。因为爱家人，因为对公义的坚持，因为争取权益的抗争，为他人代言时，她们丧失了自己的话语，丢失了自己的人权。

超越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

一个女子，丈夫入狱期间，以笔书写她的抗争，呼吁还给丈夫自由。丈夫出狱后，他们争吵、哭泣、分离。这个女子再嫁了，新的丈夫，据说是一名国保。

这个故事是真事还是谣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何在民间疯传，为何遭到强烈的驳斥，为何根植于良心犯的噩梦。丈夫入狱，女子拉扯孩子，难以在社会立足生存，公众普遍同情；女子书写抗争，为夫代言，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公众普遍尊敬；女子与丈夫分离，公众或是遗憾或是理解生活的复杂性。但女子的新丈夫，若是一名便衣警察——国保，意味着什么？

她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爱上那个抢夺她的财产和家人，扔给她面包仅仅让她活着的强盗？她的生存，她的存在感，必须依附于强盗，与强盗发生联系才能维系？这不仅可能发生在她身上，也可能发生在许多良心犯身上。首先不要低估肉身的脆弱性，低估政治迫害在具体实践中的形式多样性。被孤立的个人，难以与有专业心理学家、国家暴力机器和无穷无尽财务资源的秘密警察系统长期抵抗。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生在她身上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发生在良心犯身上，良心犯与秘密警察形成共生的利益体，互为镜子，他者和同者融为一体，却难以觉察。走出监狱那一天，却不能走出她/他身上背负的入狱受过难的抗争者标签。需要依附于秘密警察的存在才能确定自身存在的意义，即为隐秘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女色和物质利诱后进行人身威胁进而为我所用，历史上和国际政治上从来不算新鲜。这一招屡试不爽，是因为人性脆弱。然而，《色·戒》里执行刺杀汪精卫政权特务头子任务的王佳芝，最后放易先生一条生路，导致她与昔日战友死于易先生的刑场。残酷政治中，人性的脆弱反而彰显了人的高贵。放易先生走的一瞬间，王佳芝脱离了她作为政治工具和交易品的物化身份，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放走易先生的结果，是肉身毁灭于王佳芝所救援的对象——代表压迫者和殖民利益的政权手中。

回到我讨论的这个极端案例，如果那女子没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却嫁给了一名国保，她面临的困境不亚于王佳芝。穷困潦倒之时，她也清醒地了解加载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的苦难，是由秘密警察系统所代表的政权及身后的社会直接造成的。

但她依旧嫁给了那个以温情面貌出现在她身边、做安抚维稳工作的、一名具体的基层国保警察。那名警察可能是《悲惨世界》里的贾维尔（Javert），抑或是前警察、有江湖袍哥之称的现作家野夫吗？他实现人的能动性，激发内心深处的个人良知，在工作职能里突破所谓的国家安全和秩序的需要，打动了那女子吗？如果他们相爱了，会成为一曲千古绝唱吗？如果她与他生活，会堕入万丈深渊吗？

毫无疑疑问，专制国家的警察系统不会放过任何个人包括那名国保和那名女子，必定以各种方式宣扬他们的胜利，加重对良心犯和公义事业的侮辱。汪精卫政权里的易先生，必然行国家机器的事。退一万步讲，哪怕易先生本人不情愿，他所在的机构已经能够越过他行驶镇压机器的功能，消灭自己的敌人。除非他们能立即远离自己的故乡，彻底脱离控制他们的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那需要一种连根拔起的决绝。谁不知道，流亡是另一种无形监狱。

贾维尔以自身的死证言自省和升华，野夫成为今日之野夫，不但脱离了警察系统，还经历了牢狱之灾。回到这个极端个案，他们一起生活而堕入深渊，需要那女子和警察有多大的勇气与超越政治、道德正确的远见？还需要他们所处的社会对人性有多深的理解和包容？

然而，我还是赞扬王佳芝那样的女子。在一个窒息的铁屋子，在被长期多重监视的生活里，至少有一个瞬间，她不让自己沦落为行尸走肉的政治工具，不让自己被卷入代表正义的革命事业而成为与专制者共生的硬币另一面。几乎是毫无选择的事业里，她犹豫柔弱的刹那，成就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她所救的对象抑或她所嫁的丈夫，很可能配不上她的爱。而她这一举动造成的后果，决定了她永远被咒骂的悲剧命运。

温情在窒息中萌动，柔软在铜墙铁壁对抗里存活，是政治反抗已被扼杀的社会里要保存的希望，是哈维尔论述的“良心”的起始，是“平民的独立生活”，是无权者的反抗。王佳芝那样的女子，作为高贵的、悲剧色彩的精神隐喻，是人之为人而非他物的象征，提醒我们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

看清楚这个极端个案，就能了解良心犯最深层的噩梦。发现最恶的可能，才能找到最善的自己。与秘密警察长期共处，依赖秘密警察供给的食物才能物理上存活，被软禁或异地监禁时如何与国保相处，日常生活里如何将阿伦特所言的庸俗之恶当作自身的疾病一样接纳和处理，如何面对赞同或批评自己的家人，如何不愤怒偏见地继续推动社会进步事业，光有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远远不够，需要大慈悲的智慧和柔软的心肠。

活在具体的当下

在你必须跨越的生命之河上，没人能够替你搭桥，只能靠你自己。不错，有无数的通道、桥梁和半神人物愿意带你过河，只是需要你为这些付出你的自我。你会把你的自我抵押出去，然后失去它。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独有一条供自己走的路。它通向何方？不要问，走就是。

——尼采《教育者叔本华》

过危险的生活是达到自我的一种方式。对抗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性别文化、无所不在的专制政权和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本压迫，肉身何其脆弱。有人把自己交给了强者，有人把自己交给了政府，有人把自己交给了宗教，有人把自己交给了公众期待，有人直接进入了死亡。活着的，挣扎的，摸索着要走向自由的，已是浑身褴褛。通往自由的道路，是一曲悲戚的低吟。它总是被公众的喧嚣淹没，但从未间断。作为良心犯和良心犯家属，需要格外清醒地看见自己所处的时代，看见自己，孤独地与自己相处。

继承尼采关于“我为何成为今日之我，我为何要为今日自己受苦受难”的哲学拷问，福柯谈过很多关怀自我、建构主体的技术，包括对自身永不停歇地提问、反思和创新。汪艳芳们迈出了第一步，但建构主体性，不仅要打破外在的政治、经济、文化束缚，还涉及到打破内心深处的“我”那个蚕茧，发现自我，重新创造自我。阅读经典获得精神资源，活在具体的当下获得心灵滋养。

《我系何式凝，今年五十五岁》里写到作者遇见的学者、马来西亚异议分子Isham。他被判刑十二次，流亡英国二十多年后回国。被经常长期单独关押，没有纸和笔，不知刑期何时结束。他在狭小的囚室里养流浪猫，偷偷种菜，每天用口粮面包创作第二天就会被丢掉的雕塑。他说：

就像明天要死了那样地祷告。就像永远都会活着那样地工作，也像永远都会活着那样种菜。

我不是一个好的佛教徒，因为不肯将自我交给慈悲的佛。但我总是喜欢改写佛家修行祈文，来隐喻我笨拙言辞难于达到的意境。

不要迎合遵从一般人的态度，而要独居

远离你的故乡

要觉得你已经享有足够的感官欢愉

保持最谦卑的状态

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在心中部署一个密探——

从事能够根除对所爱之人的执着

不去留意人们说些什么

让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要感到忧伤

即使风把你珍视的一切带走

对今生了无悔恨

仿佛你是一个垂死的乞丐

不断念诵“我一无所需”这个咒语

稳稳握住控制你命运的缰绳

让自己被真正修行之云围绕

作者曾金燕为香港大学在读博士生，研究中国社会运动新实践之网络抗议、行动主义纪录片、政府与民间个体的关系和女权主义。

联系作者：[email protected]。

参阅作者近期作品：

Hu, J., & Zeng, J. (Directors). (2007).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China.

Zeng, J. (2011). Freedom. Jail. Life. [in Chinese]. Hong Kong: Step Forward Multi Media.

Zeng, J. (January 2014). The Protesting Body in the Party-State. Transmediale Magazine, Transmediale Festival 2014, Berlin.

Zeng, J. (April 2014).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Grassroots Feminist Protests: A Case Study of Ai Xiaoming’s Nude Breasts Photography Protest Online. The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5(1).

Zeng, J. (June 2014). Jie (La boîte). [in French]. Translated by Judith Bout. Books. Paris.

（据2014年8月5日微信公号“还女生平等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