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讓兩種極端化民族主義撕裂新疆(上)

中國中央黨校民族宗教理論室主任 靳薇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近年,中國的邊疆動盪,引起廣泛關註。學界及社會大眾熱烈討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施予各種舉措,但目前來看,極端事件並未停止。最典型的如新疆,暴恐事件漸趨多發,2013年,造成人員傷亡的暴恐事件即有200餘起。2014年剛過半餘,震動全國的重大涉疆暴恐事件就出現數起:3月1日昆明,4月30日烏魯木齊、5月22日烏魯木齊,7月28日新疆莎車縣。

中國邊疆動盪的深層原因何在?應該採取哪些措施才能盡快實現安邊固疆?本文試圖以新疆為藍本,分析動盪的原因並提出可行的對策建議。

兩種民族主義從勃興走向極端化

二十世紀出現過三次民族主義浪潮,對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均有重大而深遠地影響。發端於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世界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至今仍在持續發酵。

作為地球村一部分的中國,雖沒有如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預期地步蘇聯東歐後塵,因民族宗教問題分裂崩潰,但也無可避免地受到這一浪潮的席捲和波及,國家民族主義和本位民族主義發展迅猛,並出現了極端化趨勢。這兩種民族主義一個強調國家整體,一個強調民族個體,其內在張力已經給中國在本世紀的和平發展帶來壓力和挑戰。

國家民族主義在中國一直存在,但因種種原因目前這種極端化的趨勢已經越來越突顯。政治上,(決策者)強調集權,迷信國家暴力,行動中付諸剛性強力維穩;經濟上,崇拜GDP,掌控資源開發利用權限,用政府經濟手段包辦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文化上,推崇極端唯物主義,與宗教為敵,輕視異族的文化。與此相對應,本位民族主義的訴求也在走向極端。在政治上抗拒同一,要求分享政治權力和席位;經濟上要求更多的發展機會,強烈要求兌現優惠照顧的允諾;文化上力圖全面復興本族傳統文化,發展語言文字,保護傳統宗教。

國家民族主義與本位民族主義的極端化,以及它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各執一端的訴求,所造成的沖突已經日益明顯公開。兩種民族主義的內在沖突,正在更深層次上威脅著中國的邊疆穩定、進而影響全國的社會安全。

新疆的焦慮

而新疆,則是國家民族主義與本位民族主義極端化後形成的內在張力與博弈表現得最為集中和突出的地區。在這一地域,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堅持與治理方式的因循守舊搭配,在與膨脹的本位民族主義相遇時,相互之間缺乏游刅的空間,完全是硬硬相撞。

任何社會都有矛盾和沖突存在,所謂“和諧”的社會,並不是沒有矛盾,而是能夠預防和化解矛盾、消除事端、最終實現發展和共贏。新疆的社會焦慮的日益嚴重,則正是由於缺乏矛盾的化解,日積月累,陳陳相因,才形成了惡性循環。

兩種民族主義都面對信任危機

在新疆,兩種民族主義都面臨著信任危機與焦慮。民族之間、民眾和政府之間的不信任和不被信任,造成了政治上的集體焦慮。

這首先表現在基層乾部工作壓力巨大,但執政能力欠缺。目前中國不穩定的社會政治原因主要是貧富差距、執政能力差和貪污腐敗。新疆也概莫能外。但在新疆還有特殊因素影響穩定:其一,對少數民族乾部缺乏足夠的信任,難以放手使用,而各級政府官員尤其是基層乾部執政能力欠缺; 其二,以暴制暴,讓暴力不斷持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為了充實基層一線的行政領導力量,新疆開始聘任復轉軍人擔任鄉鎮一級的黨委書記。這些漢族乾部在政治上“可靠”,工作生活很辛苦。但也要看到,由於沒得到必須的培養訓練,這些乾部的管理能力欠缺,既不懂民族宗教政策,也不會說少數民族語言。在南疆幾個地州,維吾爾族的人口比例超過90%,而且鄉鎮幾乎全是少數民族民眾,但這些帶翻譯的地州書記如果使用簡單粗暴的而又符合他們思維習慣的“準軍事化”方式做地方管理,就會造成民怨積累、問題擴大。

譬如,新疆不少穆斯林有在家做禮拜的傳統。離清真寺較遠或沒有清真寺的牧區,一般都在家中面朝西做禮拜,天氣不好時也喜歡在家中做禮拜。部分漢族乾部不瞭解傳統習俗,乾涉在家中做禮拜的穆斯林,強迫他們到清真寺。而清真寺眾人聚集,又成為有些乾部眼中難以管理的不穩定因素。

其次就是對暴恐事件以暴制暴。目前新疆的地方政府幾乎將所有暴恐事件無一例外地定性為“境外分裂主義勢力的滲透破壞”,而對事件的細節缺乏足夠的瞭解。加上他們在處理方式上迷信國家暴力、認為強力維穩就可以解決問題,不註重對治理政策和策略結構性調整,結果形成了以暴制暴的循環,暴力變成了持續的後果。

從目前公開報道的暴恐事件細節看,有明確政治訴求、有預謀有計劃的主動挑起、高度組織化的個案只占一定比例,這類暴恐事件的確是由恐怖分裂勢力蓄謀而引發的。而無訴求的偶發事件卻不同,可能是個體因經濟、家庭或社會因素產生的暴力對抗和宣泄,其背景應該與內地因拆遷、徵地、討薪等日益頻繁出現的對抗和暴力事件相似,不過使用的手段更為慘烈,更多傷及無辜。這兩種形式的暴力事件,實則不應簡單地採用同樣的處理方式。

發展震盪導致社會普遍焦慮

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實則是經濟發展。新疆因經濟發展滯後、貧困問題突出,導致了社會焦慮普遍化。2010年後的加速發展也帶來發展震盪。民生問題成為極端本位民族主義進行社會動員的主要說辭,也成為社會暴力最有力的煽動工具。

首先是貧困帶來的焦慮。從統計上看,大多暴恐事件起源於或發生在新疆南部地區,這里是新疆貧困人口聚居之地,民眾被剝奪感相對強烈。

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發展嚴重滯後,經濟發展水平的排名持續下降,2012年人均GDP在全國倒數第三,僅高於貴州和西藏。新疆的貧困人口集中居住在南部地區。全區標準以下的貧困人口227萬人,84%居住在南疆三地州(喀什、和田和克州)。這一區域,居民中的維吾爾族超過90%。

貧困人口與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高度重合,造成了高度的群體同質化,為極端本位民族主義的社會動員提供了便利。“海灣國家生產石油民眾非常富裕,新疆也產石油但我們非常貧困,財富都讓漢人的政府搶走了”,這種說法在新疆已經流行了二三十年。隨著新疆與內地發展差距的拉大,新疆內部不同地區(漢族人集中居住的烏市、伊犁等地與南疆)之間發展差距的形成,少數民族民眾的被剝奪感日愈強烈,很容易激怒,也很容易被極端民族主義所動員。

其次是就業焦慮。中國的少數民族在工業化的進程中,由於語言、技能、教育水平、生活習慣、思想信念等各個方面的差異,無論是創業還是就業都不具優勢,在全國是如此,新疆也是一樣。2010年開始,中國內地19省市開始對口支援新疆。用於安居、教育、衛生等項目的“民生援疆” 給普通民眾帶來生活改善,但產業援疆在南疆的“跑馬圈地”式發展,卻催生了新的壓力。

當地的農民和普通市民很難參與到發展浪潮中,就業增收問題也難以解決,卻要承受物價上漲、房價上漲的壓力。南疆的特產如紅棗,過去一斤20元左右,已漲到50-100元;維吾爾族人每天要吃的羊肉,也從30元一斤漲到70元。

在喀什,援疆省市提出的口號是“深喀速度”、“上海力量”和“山東效率”,標語是“在喀什重建一個深圳”,矗立新建的是現代化的鋼筋水泥建築,無法分享發展成果的普通維吾爾人,進一步被邊緣化。援疆項目帶來的內地工人、技術人員、民工的涌入,與當地維吾爾族形成就業競爭,也加劇了他們的焦慮。

再之是援疆帶來的發展壓力。新疆的經濟承載力比較薄弱,2009年新疆的固定資產投資僅為1000餘億。2010年由於援疆工程啟動,一年間產業援疆投入的資金即1000多億,之後的兩年均遞增1000億元左右。援疆項目和資金,超過總額的50%投入新疆最貧困的南疆三地州,給當地的社會運行和適應帶來巨大壓力。

深層文化焦慮導致社會恐慌

文化焦慮與恐慌是新疆社會緊張的重要原因。極端本位民族主義之所以能在新疆有生長的土壤,正是借用保護文化與宗教之名,綁架了維吾爾民族中相當數量的人。

首先是教育方面,問題集中於雙語教育上。雙語教育,就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中小學同時接受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教育,是世界各國普遍推行的政策。這一政策,對幫助少數民族尤其是青少年融入主流社會、促進國家整合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過去幾年中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區推行的雙語教育,由於國家民族主義的影響,試圖“跨越式發展”,大躍進,以加速民族融合。一部分當地的行政領導並沒有考慮到雙語師資力量嚴重不足、民眾心理承受能力有限的現狀,用行政命令強行推進,造成了維吾爾族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恐慌,引起本位民族主義的強烈抗拒,才會有“國家和政府要消滅維吾爾族文化,進而消滅這個民族”的說法。

其次是宗教的恐慌焦慮。冷戰結束後,伊斯蘭教保守傳統勢力出現又一波復興,與全球化、現代化對壘。這一思潮對新疆影響明顯。在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國家民族主義對宗教的排斥日益明顯、管理逐漸嚴厲的背景下,本位民族主義及宗教勢力產生很大的焦慮恐慌,他們引入了國際伊斯蘭教保守勢力思潮,試圖用“阿拉伯化”、“原教旨主義化”抵制國家民族主義的管制和現代化因素的侵入。

外來宗教極端勢力的影響持續加強

極端本位民族主義的勃興,實則構成了外來宗教極端勢力生存的基礎,後者又綁架前者,兩者互為借力倚賴,互相利用。目前影響新疆社會穩定的所謂“三股勢力”(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中,宗教極端勢力是最重要的載體,他們往往採用恐怖主義的手段,目標是民族分裂。

實際上,宗教極端勢力對新疆的影響,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加強的,加上當時新疆當地在落實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偏差,導致宗教狂熱,埋下了隱患。此後,隨著蘇聯和東歐解體,“民族獨立”等理論和口號也在新疆廣泛傳播,使得宗教極端和分裂主義影響擴大,隨後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動進入了活躍期。

而在2008年北京奧運舉行前後,一些境外的分裂暴恐勢力也加強了對新疆地區的滲透,“3•14”、“7•5”兩起暴恐事件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才有了民族沖突加劇情況,內地談新疆色變的氣氛也隨之加強。

“7•5事件”後,新疆民族關系進一步惡化。宗教極端勢力的滲透和影響,使得“民族解放”、“推翻殖民政府”、“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等分裂意識進一步蔓延。隨著民族隔閡的加大,民族情緒增強,漢族和個別民族之間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清楚。原來維漢混居的城市,出現拋售住房、向本民族居住區集中的現象,漢族與維吾爾族私人間的交流越來越少。這為宗教極端勢力回升提供了條件,地下經文班也開始活躍,反對雙語教學,不分良莠全盤保護極端傳統的文化在新疆多地成為趨勢。

外部宗教極端勢力的蔓延擴散,是加劇新疆社會焦慮緊張的重要因素,這使得兩種民族主義的沖突加劇,對壘博弈也更為慘烈。(待續)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 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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