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7月29日“新华社发布”客户端专电，了解到“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已决定依据党章和有关条例的规定，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据说老周是1949年以来备查的首位正国级高官啊！中央决心查他的违纪问题，还真是不容易。
在这个时候，鄙人在网上说几句，绝对不是落井下石。要知道，鄙人对老周意见一直是比较大的。这里不妨盘点一下鄙人对他的主要意见。
鄙人对老周的第一大意见，是认为他对表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那20个字的操弄太过头，几乎将其弄成了“太上宪法”，破坏了宪法法律实施。那20个字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20个字不是他首创的，而且，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一般性地说说问题也不大，毕竟，口号治国的习惯，在我国官场根深蒂固，当不得真。但老周处理不当的地方是，他试图把它抬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以致其错谬之处被明显放大，且直接扰乱宪法法律实施。其中最明显处，是人大制度下明明是立法主导，但这20字不提立法，却扯“执法为民”，喧宾夺主。特别是“服务大局”的提法极其倡导，造成全国上上下下很多机构以“服务大局”来压制遵守宪法和法律，搞得乌烟瘴气。
后来鄙人和一些法学界人士向最高层对这个提了反对意见，上边从善如流，那种搞法很快停了下来。但停下来肯定不是老周的意思，而是更大的官或领导集体的意思。后来我注意到，老周明显不服气，在中政大60年校庆上说这20字是以谁谁为什么什么的组织定的，但官方媒体早就没宣传这个提法了是客观事实，他也没能让其复活。对我们法律人来说，这就够了。
不过，那时候鄙人还是相信他的，把自己的意见直接向他反映过。
鄙人对老周的第二大意见，是他明显支持薄、王在重庆乱法争权。薄、王的所谓打黑明显是黑打，他们在那里无法无天，肆意抓捕、滥施刑讯、践踏公民基本权利。老周作为这方面的直接领导、最高领导，居然始终不向重庆提出依法办事的要求。不仅如此，他还一再肯定和鼓励薄、王的做法。更离谱的是，在薄被立案调查前夕，他还亲自去薄开会的处所帮薄撑腰打气。这个事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向同僚解释的。因为，那个时候，薄谷开来谋杀和薄滥用职权的情况，他应该比谁都知道得清楚。
老实说，在薄、王后期，鄙人已经不信任老周了，觉得他很可能做坏事。
例证是，我写了《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这是上书啊，鄙人对其他领导说也呈送给了周，但其实没有给他。为什么呢？鄙人在邮局突然想，这报告老周几乎肯定转交薄、王，给他不是害自己吗？所以，临时就决定不发送给他。
第三大意见就是山东临沂墨镜的案子，这案子老周主导处理得太差劲了，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那些公权力行为很没有章法，显得主导者无能到了惊人的程度。那些做法对内不利于法律实施，对外败坏中国国际形象。当时鄙人曾说：我国人权保障方面是有些问题，但是绝对不是像这种个案向外展示的那样糟糕；我们现在好想要故意对外开一个窗口，向外界展示我们的人权保障状况如何如何不好，而其实这类个案并不具有典型意义。
鄙人对老周的第四大意见，是他违反宪法、法律和党内基本已经形成的较好惯例，利用其工作平台大规模干预个案的处理，未审先定，批示定案，把很多刑事案件的审理搞成了演戏，严重亵渎法律。据鄙人所知，那时他领导的机构提出每年“协调”200个案件的目标。如此一来，上行下效，岂不全国到处都是党的部门出面“协调”案子？哪里还能依法办案？这不是明显倒退吗！老周那时搞得确实很糟，他主要负责的机构的工作，比他的几个前任领导时做得差多了。
记得当时鄙人忍无可忍，与苏州大学法学院周永坤教授商量，请他写了篇批评他领导的机构并表示希望撤销这个机构的论文，由我签发在《法学》月刊。此文在法学界反响强烈，客观效果应该是好的，有利于改进党的政法工作。但鄙人个人是付出了代价的，终审签发稿件的职权从此被拿掉了，此后只在《法学》月刊挂虚名，直到今天。
最后，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我对老周更大的意见是，他当年作为党内管政法的最高领导，既不懂宪法法律，也不学宪法法律，更不尊重宪法法律，视宪法法律为乌有。这让我们这些法学界的人特别失望。他的行为对中国法治事业的损害很严重。
另外，从现有的资料看，老周没能严格自律，家人亲属利用他的地位某私利的情况相当严重。他有些做法如果被证实，其作为可能同黑恶势力差不多，如关于刘汉与袁宝璟案关系的那些传闻。这个现在事实还不清楚，还不好说。
老周那几年领导政法工作的恶劣方式及其有害影响，应该全面系统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