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倾听无声者的声音

谈及沉重，不由想起一部沉重之作——《世界的苦难》（一九九三）。这部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这位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与二十二位合作者向世人奉献的、表现当代社会普通人生活中种种苦难的著作，为我们记录和研究口述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一九九九年这部基于对社会疾苦大规模调查的著作英文版面世，名为《世界的重量：当代社会的社会疾苦》（The Weight of the World：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在历时三年的调查中，研究者们以外来移民、失业工人、无家可归者、公司女职员、失业经理人、农民、中学生、临时工、工头、街头混混儿、基层管理者、社会工作者和警察等等以社会下层为主的普通人作为访谈对象，通过“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的考察”，向人们呈现了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故事、他们的痛苦和对痛苦的感受。布迪厄等作者以深切的悲悯之心和细致的关注、耐心地倾听走进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并由此而承担了社会学研究的政治使命与道德意涵——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通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根源。

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

布迪厄等对“世界的苦难”的研究是从探访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故事开始的。通过一个个似乎卑微琐碎的有关痛苦的讲述，研究者以洞若观火般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发现个体遭遇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试图以此超越社会科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二元对立。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着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客观外在的因素到处都是，体现于劳动力市场和住房供应市场的结构之中，表现于学校体制毫不手软的约束之中，铭刻在经济继承与社会继承的机制之中。”（布迪厄、华康德，一九九八年，263—265页）

“社会苦难”或“社会疾苦”（socialsuffering）在医学人类学重要代表人物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的研究中也是一个核心概念。他的研究强调痛苦是一种社会经历，并力图打破以往的分隔——将个体从社会层面的分析中分离，将健康从社会问题中分离，将表达从经验中分离，将痛苦从干预中分离。那些标准的二分法实际上是理解的障碍，它阻碍我们理解人类痛苦的形式如何可以同时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经历痛苦与创伤的模式如何可能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Kleinman， 1997， ix-xxv）

在此我们又一次体会和感受到米尔斯（C. W. Mills）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强调，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烦恼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在此意义上，影响每一个人的历史乃是世界的历史（米尔斯，一九九六年，31—43页）。当然，对苦难的社会性理解更可追溯至已成为社会理论经典的涂尔干的自杀研究。在涂尔干看来，自杀是个人行为，但该行为受到人周围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因而自杀更是一种社会事实（涂尔干，一九八八年，257—280页）。

通过对普通人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通过研究者与被访者面对面的交流，特别是通过与历史的亲历者具有深度和密度的互动，我们就有可能在个体的经历和讲述与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之间建立联系，有可能在个人的“苦难”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之间建立联系，并就此进程获得理解和解释。例如，在《世界的苦难》的描述中，社会疾苦存在于种族问题、邻里关系、黑人贫民窟、基层职能部门、工人阶级命运、教育体制、家庭代际关系等几大领域中。其来源被布迪厄归结为与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化同时出现的“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撤退”；它们可以表现为公共物品供给上国家的退出及公共服务的枯竭、国家体制中的“制度性自欺”、由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工人阶级涣散和劳工运动的消解、教育体制制造的社会排斥和集体失望、与所有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家庭代际关系的断裂等等；所有因处于特定结构而感受到的“位置性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和与集体衰落相伴的个体遭遇都可以归结于苦难的政治根源——社会性的丧失和国家的运作。

苦难的力量

展现不为人知或被人视而不见的“社会痛苦”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理解和解释，揭示社会苦难的根源和通常被掩盖的制造苦难的机制。凯博文的研究批判性地揭示了现代化的特定版本建构道德困境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日常实践如何将社会经历变成了“自然的”或“正常的”，从而模糊了“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政治的和专业的过程有力地形塑了对社会痛苦类型的反应，这些过程包括权威性的和经过论证的对于集体苦难的认可。因而研究所要面对的更为有趣和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痛苦是如何在社会中产生的，作为一种文化过程的对于痛苦的承认又是如何获得和抑制的（Kleinman，1997，p.1—23）。

布迪厄更是将“社会痛苦”这一充满病理学隐喻的概念转换为社会学概念，并由此阐明自己的研究目的：“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症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他将政治比喻为医学，认为政治家如同医师：仅仅记下症状和病人的陈述是不够的，必须努力去发现疾病，而疾病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必须着眼于推理从而揭示结构性的原因。社会科学要能够解释社会病患的最明显的征兆，判断和理解导致病患的真实原因，就需使人们意识到被掩盖的各种形式的不幸的社会起源，包括人们最熟悉的和最隐秘的。他要突破各种各样的屏蔽，这些屏蔽背后掩饰的是社会疾苦。他还要动员人们控诉那些使他们变得不道德和堕落的社会运作机制，而正是这些社会机制滋养了人们的反感、苦恼、绝望（布迪厄、华康德，一九九八年，262—280页）。正是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成为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generosity）的工具。从布迪厄等对于社会苦难的调查、揭示和寻找原因中，可以体验到“社会学的的确确有着除魔去魅的效果”，亦不难感受到一种博大、深邃、浑厚而且充满悲悯的胸怀。

在我们长期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村庄里，农民称自己为“受苦人”。这虽然是从事农业种植业者的自谓，但其包含的意义却远比从业概念沉重得多。对当地农民来说，“苦”既是身体的感受，也是精神的体验；是对客观事物的评判，更是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的表达。“身体之苦”和“心灵之苦”构成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当然也构成他们的历史的重要内容。可以概括地说，这些普通农民的历史正是一部苦难的历史。

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苦难，农民必须调动全部的勇气、能力和智慧，在其中求得生存。这构成了在苦难中挣扎的历史，而正是在此意义上，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创造和推动了历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对于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苦难构成那个时代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但这种种痛苦却是弥散于生命之中的，通常是无从归因的，因而他们对苦难的表述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有先赋性和宿命论色彩。将个体的身体之苦和精神之苦转变为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从而激发阶级仇恨和阶级意识，是在革命政权进入乡村社会之后才发生的。正是通过“诉苦”、“倒苦水”、“挖苦根”等权力技术的引导，领导阶级才将农民的阶级意识挖掘出来，从而通过苦难的归因完成革命动员的任务。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苦难的力量，即将苦难转变为推翻旧社会的革命力量。

由国家主导的、以革命运动的形式推进的社会工程和社会试验带来整个社会的改变，也带来普通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变化。革命的目标在于拯救劳苦大众，革命的过程被声言是解除苦难的过程，但救苦救难的革命也有可能造成与其初衷不同的后果，进而带来新的苦难感受。

历史具有一种力量：我们从普通人民的强韧生存中能感到这种力量；我们从导致社会结构性巨变的革命中能感到这种力量；我们从不同时代专制者对历史的惧怕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力量。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统治者尤其是专制暴君都惧怕历史。无论他们是否真的相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历史都像是盘亘在他们心底的魔影。他们的残暴其实来自于恐惧，对历史的恐惧——赶尽杀绝是害怕复仇，封杀历史或伪造历史是害怕留下罪恶的历史记录，防民之口是惧怕在任人评说的历史中遗臭万年。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从农民对苦难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感到苦难是有重量的，苦难也是有力量的。底层的表述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而关键在于苦难若能进入历史（被讲述和被记录），苦难就有了力量；否则普通人的苦难便一如既往地无足轻重。历史已向我们显示：对苦难的记录可以改写历史甚至重构历史，这是苦难的历史力量；揭示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便不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而是具有社会的力量；去除了先赋性或宿命论的迷障，揭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就会有颠覆的力量、重构的力量、获得解放的力量。

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民众的历史一直都无足轻重，如同水滴随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翻不起一点涟漪，留不下些微痕迹。多年来的访谈和研究工作已使我们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苦难的社会属性和苦难的历史力量，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哪怕他/她是普普通通的“受苦人”，都应该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人，不可以随意地消失！历史，不可以轻易地被遗忘！而历史和现实却一再地告诉我们：无论是谁，只要是作为工具而存在都不会、不必留下历史。普通老百姓在统治者眼中一直就如同沙石泥土、蝼蚁草芥，是“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工具。普通人在历史中的销声匿迹恰恰因为他们是工具，而工具是不必留下使用记录的；工具甚至还不如统治者钟爱的香车宝马、宠物珍玩。应作为根本的人在历史中消失了，只作为统计数字而存在；在统治者的视野中也消失了，只作为工具而存在。这样的现实和历史也让我更加确信，每个有可能记下自己的、家庭的、他人的历史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因为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

苦难在普通人的生存中是主要的内容，在苦难中生存也获得一种力量，就此意义而言，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力量，每个人的历史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有意识地忘却历史特别是苦难的历史是统治权力的一种技术，与之相对应的权力技术则是加强幸福的感受和记忆。难道不是吗？我们屡屡看到，幸福感是可以制造的，微笑是可以练习的。难怪有人感叹：“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口述历史研究还是一种探索，其间充满了从思想到方法的种种挑战与困境，也同样不应忽视对历史建构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思考。正如布迪厄所特别强调的，“如果进行沟通交流，没有什么比同时关注从访问者和被访者之间的互动生发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更真实也更切实的方式了”（布迪厄， 一九九九年，607页）。具体而言，在口述历史的尝试中，研究者与读者在面对当事人/亲历者的讲述时，位置应该是同样的；这就是说，读者可以赞同也可以不赞同研究者的分析、解释，而且可以在阅读历史时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而我们的工作似乎是一种穿针引线，通过口述历史的重构把那些以往发不出声音的人们的声音传达出来。

就此意义而言，底层的历史不是为官方史、精英史拾遗补缺。口述史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

或者代替他们书写历史，而是力图拓展一方“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而研究者除了将这“历史”记录下来，还须结合社会理论做出分析、加以表达。就此而言，相对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我们的努力将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使“苦难”经历的讲述成为一种历史证明，为千百万底层人民的生存做见证。

口述历史如同文字历史，当然也是一种建构，但应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建构，也是符合生活逻辑的建构，是不违背常识常理的建构。而且不能因为文字历史也同样是一种建构而不顾其真实性——本质的真实。

苦难的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讲述当然是个人性的，是许多个体的或者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生活故事。正是由于个人的苦难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或者简单地说由于“苦难的社会性”，个人讲述才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意义。这也是个体性的“苦难的讲述”能够成为历史的原因所在。而以往底层普通人的苦难和他们对苦难的讲述通常被淹没、被遮蔽的原因，就在于历史书写中的权力关系——历史从来就是统治者的历史、精英的历史，而“底层不能发出声音”。

“苦难”的社会属性（social suffering）确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表明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揭示“苦难”的深刻根源。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但它绝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事业，而是关系全体人民生活和命运的历史过程。千百万普通人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与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这样一段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的转型当然应该也可以从普通人民的生活经历和常识常理（common sense）来理解和分析。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讲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有着共同或不同命运的“受苦人”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无疑是历史巨轮下的铺路沙石，然而被碾压的沙石难道就不应该被关注、被记录、被表述吗？毕竟那是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而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将文明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命题才真正有意义。

（Bourdieu， Pierre (1999)，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Society. Polity Press；Kleinman， Das， and Lock(ed. 1997)， SocialSuffer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26.80元）

(据《读书》2008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