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道歉之後

吳迪(啟之)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07月17日
曾經的紅衛兵宋彬彬(中)和其他紅衛兵一起在卞仲耘的半身像前鞠躬。卞仲耘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她在1966年文革期間被毆打致死。

Han Meng

曾經的紅衛兵宋彬彬(中)和其他紅衛兵一起在卞仲耘的半身像前鞠躬。卞仲耘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她在1966年文革期間被毆打致死。

今年1月12日,文革「紅衛兵」的象徵性人物之一、原北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及其同學劉進等人,回到母校向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師們道歉,不意引起軒然大波。一時間,群情洶洶,議論蜂起,唇槍舌劍,派別林立。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宋彬彬的道歉是否真誠,以及如何看待她在發生在48年前的「八五事件」中的責任——1966年8月5日,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遭學生毆打併最終被折磨致死。彼時,宋彬彬是該校高三年級學生,據她和她的一些在場同學後來解釋,她並未參與毆打,也曾試圖勸阻,但未奏效。她在道歉信中表示,她沒有盡到保護師長的責任。

雖然宋彬彬道歉事件過去已近半年,輿論也趨平息,但這一事件僅僅是個開始,將來不同形式的對文革的反思還會發生,分析這一事件所引起的爭議背後的社會心理,對中國未來的走向有着重要的意義。

根據各種公開發表的文章言論,以及私人信件往來,我將對宋彬彬道歉引起的不同反應概括為五種:贊成、反對、譴責、還不夠,以及借題發揮。其中,以「譴責派」的聲音最大。在我看來,這些不同觀點的背後折射出的是真相難求,共識缺位、寬容稀薄,以及族群對立、社會撕裂、暴戾之氣充塞瀰漫的現實。下面依次述之。

一、贊成派。這一派大致包括三種人——

第一種人是女附中的老師和宋的校友。他們肯定宋彬彬的道歉,認為,宋勸阻了打人者,搶救了卞校長,不應該追究她。四十多年來,她替別人背黑鍋,生活在陰影之中是不公正的。如女附中原校長王本中在1月12日的師生見面會上談到,對於「八五事件」,「宋彬彬承擔了一些其實不該承擔的責任」。她「本人很坎坷很苦惱,希望她可以解脫,但是永遠解脫不了,你把事實講了以後也解決不了的,因為宋要武已經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政治符號了。」但是,這種聲音很小,外界鮮有所聞。

第二種人是社會人士。他們或着眼於道德意義——宋的道歉有益於國民反省。宋之一小步,中國一大步。或着眼於效果——宋打破了信息封鎖,將文革放在聚光燈下,使罪魁禍首無處遁形。或着眼於轉型正義——文革中的作惡者無計其數,而道歉者鳳毛麟角。苛責道歉人,本身就可能不公。或着眼於法理——指責宋假道歉真辯解沒有道理。道歉者有權自辯。

第三種人是文革研究者。他們了解事實真相,知道歷史的複雜性。比如針對社會上流傳的「老紅衛兵乘機翻案」「紅二代佔領道德高地」的說法,文革史學者丁東便在《道歉是推動反思的契機 ——答鳳凰歷史記者問》(2014-02-03)一文中指出,這次「道歉-反思」活動的參加者,並非都是老紅衛兵和紅二代。其中有不少是在文革中受打擊迫害者,如當年女附中的「反動學生」羅治、父親在肅反中自殺的「黑五類」子女馮敬蘭、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顧頡剛的女兒顧湲等。針對實驗中學把宋選為「知名校友」,並以宋給毛戴袖章為榮的指責,丁東認為,宋在校慶活動只是一個被動的角色,以宋給毛戴袖章一事為榮的是校方。此事正說明學校負責人對文革的無知。

針對輿論指責劉、宋隱瞞真相的說法,文革史專家、北大國際政治系教授印紅標認為,劉進、宋彬彬作為「八五事件」的當事人,只有澄清相關事實的責任,沒有調查並公布全部真相的 資格和能力。

針對有人懷疑宋的動機,指責她辯解的說法,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在發表於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善待文革人道歉》一文中指出,「任何一個道歉人都有權為自己辯護,道歉並不意味着徹底放棄澄清事實的權利,自辯本身就屬於追究真相的一部分。……道歉者的自辯不僅是權利,在諸多不實指控中,甚至還是澄清事實真相的義務。」

二、反對派。這一派大致包括三種人——

第一種是某些當年的老紅衛兵。幾個月前,他們化名出現在北京八中校友網,大罵陳毅之子陳小魯,他在去年年底曾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發表公開道歉信。現在,他們又罵宋彬彬,並以各種方式向她施壓。

第二種人是「毛左」。在他們看來,文革是好的,毛澤東是對的。今天的貧富差距和腐敗成風,證明了「走資派還在走」!道歉會誤導年輕人,把劉鄧和紅衛兵的錯,栽到毛的頭上。

第三種人來自親官方人士。他們認為,現在的大方向是肅貪反腐,宋的道歉轉移了大方向,干擾了中央部署。

三、譴責派。這一派包括各種人:激進人士、「公共知識分子」、憤青、政治上的左、右翼、文革中的造反派、民族主義者,等等。五派中,「譴責派」的聲音最大。一個重要原因,是譴責「達人」多在海外,他們據時空之便,占自由之利。而贊成派在國內發聲,不得不小心翼翼。比如,女附中的老師們說話最有分量,但是他們拒見媒體,除了身體原因外,主要是心有餘悸。而女附中的大多數校友則不想趟這個渾水,尤其是看到氣勢洶洶的譴責之後。時空語境之不同,更使劉、宋和女附中團隊特別小心翼翼,格外注意策略分寸,以便在有限且嚴苛的言論空間中生存。

譴責派的理由很多,歸納起來大致有五:

(1)作秀說:宋的道歉是一場道德秀。

(2)辯解說:宋是假道歉,真辯解。

(3)掩蓋說:宋的道歉掩蓋了「八五事件」的真相。

(4)包庇說:宋的道歉包庇了打人兇手,包庇了操控紅衛兵運動的毛澤東 。

(5)否認說:宋的道歉是「文革虐殺否認派」的大暴露。他們否認的,「就是文革中紅衛兵大規模、群體性虐殺的事實真相。」 (《否認紅衛兵虐殺:對真相與記憶的挑釁》,2014-04-02)

在這五種說法中,若說宋之道歉是「作秀」,引來的卻是親友的埋怨,「毛左」的咒罵,上下左右的譴責,與其說她作秀,不如說她自找苦吃。「辯解說」不無道理。宋的道歉確實有辯解的成分。問題是,她有沒有辯解的權利?她的辯解對揭示真相有沒有好處?「否認說」則罔顧事實,橫掃一切。它對文革大批判的復歸,引起了眾多的反感。

「掩蓋說」最複雜最細微,也最讓局外人難以判斷。它指的是「八五」前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紅衛兵?毆打卞校長的是不是紅衛兵?宋是否參加了紅衛兵?宋是不是揪斗校領導的組織者?是否勸阻過打人的學生?是否將卞校長送到醫進行槍救?是否改名「宋要武」等具體史實。

而在這五種說法中,最有力的是「包庇說」。其代表性言論如:你們稱兩次勸阻打人,可事到如今,你們卻說不出一個打人者的姓名?你們是真的勸阻了嗎?如果是真,你們就應該知道打人者,而你們不說,就是包庇;如果說,宋彬彬是高三的,不認識打卞的高一和初中的學生,那劉進(宋彬彬北師大女附中同班同學)調查了一百多人,難道還不知道打卞的兇手嗎?還有一種質問,似乎更命中要害:毛是紅衛兵的紅司令,你們避而不談毛在文革暴力中的作用,這是最大的包庇!

在譴責派中,激進者是主力,「公知」是先鋒。激進者多在海外,佔據自由言說之利,其言論對國內影響甚巨。「公知」多在國內,其標榜自由主義,懷抱憲政理念,追隨者眾。這內外兩種力量相加,使譴責派在諸派之中,處於壓倒之勢。

激進者如美國芝加哥大學文革研究者、「八五事件」發生時為北師大女附中高一學生的王友琴,在接受香港《開放》雜誌的採訪時說:「(宋彬彬)在過去的十年里,她一直相當積極地否認文革中的迫害和殺戮。她是紅衛兵中對文革事實的『否認派』。」「『否認派』的用意,首先是否認文革受難者,因受到迫害、監禁、被殺害以及被迫自殺的人;第二,否認紅衛兵在一九六六年暴力迫害中的主力作用;第三,否認紅衛兵暴力的規模和殘酷程度。 」(《開放》雜誌,2004年1月24日)而國內的不少「公知」則把宋彬彬歸為替「老兵」翻案,為「紅二代」張目。

四、「還不夠派」。在贊成與譴責之間,有一個廣闊的、界限不甚分明的中間地帶。很多人在這個地帶留連。留連的原因有多種,有人是出於「政治正確」,有人是出於中庸之道,有人是出於有保留的同情。這一派的基本觀點是,宋的道歉和女附中團隊的調查,值得肯定。但是,她們做得還不夠。不夠的理由很多:因為她是學校的負責人,因為「她任副主席的學代會參與的對卞的批判,埋下了卞仲耘之死的伏筆。」(劉長:《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的歷史迷障》。2014-01-14) 因為她是給毛戴了紅衛兵的袖章,把毛尊為紅司令,紅衛兵的暴力從此更加勢不可擋。因為她的名字引來了「要武」的最高指示,而「要武」對武鬥和暴力起了推波助瀾作用,「宋彬彬在道歉中並沒有承認這一責任。」(徐友漁:《國家更應該為文革道歉》,騰訊文化2014-01-13) 因為「調查組在距真相一步之遙處裹足不前,不願說出虐殺事件的直接責任人。」(章立凡:《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余此等等,不一而足。總之,這一派遵循的是「疑罪從有」,而不是「疑罪從無。」

五、「借題發揮派」。大體上可分兩種人,一種人是朝人去,另一種人朝體制去。其共同點是以此為引子,由此及彼。比如,有人奉勸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濱以及「文革中的幹將們、打手們、屠夫們,刀筆手們及早道歉是出路。」(解濱:《陳小魯、宋彬彬道歉了,下面該誰了?》)有人指控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劉少奇的女兒劉亭亭涉嫌打死了卞仲耘。

另一種人則以紹介新思想新理念新學說為職志,向體制、向首惡、向十七年教育開火,談論「國家道歉」、「平庸之惡」、「轉型正義」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如學者何清漣、蕭瀚、徐賁、徐友漁等。

以上五派,並不是固定不變的。隨着新材料的公布,新觀點的傳播,諸派會分化。比如我認識一位歷史學者(他因在體制內工作,不願公開姓名和他的電子信),剛開始,他對宋彬彬等進行指摘:「作為當事人,僅僅以『沒有勸阻』就脫得了干係了嗎?你當時壓根就沒想過勸阻嘛!甚至還跟着起鬨了,還動手了是不是?即使是沒直接打卞校長,是不是打過別人、罵過別人?……(女附中道歉者)以求得卞校長丈夫的原諒為終極目的,本身就說明了她們不想成為那個罪行的當事人,沒有勇氣把自己劃為那個時代的『有罪之人』。這樣的道歉與其說是求得死者家屬的原諒,不如說是求得自身的解脫。」三天後,他卻改變了看法,對我說:「她們已經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在中國文化中沒有懺悔因子,毛左們極力反對甚至威脅的背景下。她們可以說是拓荒者。」至於促使他改變的原因,我沒問,他也沒說。

這些不同的派別顯示出,文革糾纏改革,現實依然綁架歷史。

三十多年來的歷史政策,造成了真相掩蔽,是非不清。文革的遺留問題無法得到公正的處理。一方面,清理「三種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對造反派進行了徹底且嚴厲的整肅和清洗,造成了新的冤假錯案。另一方面,在1966年8-9月「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血腥暴力中負有重大責任者,非但沒有得到清算,反而當官發財,佔據要津。因為文革成了禁區,造成了大面積的思想混亂,有司以防民口為職志,執政以護圈騰來延年。下有毛左為浩劫評功擺好,上有薄氏假平等蠱惑人心。使不少青年人渴望再來一次文革。

改革以來,官權獨大,吏治敗壞,社會不公,兩極分化。腐敗之風蔓延到全社會。和諧時時高奏,維穩壓倒維權。一批「紅二代」承父蔭,施特權,黨政軍集體接班,壟斷政經資源。楊繼繩在2011年發表的《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一書中,把中國社會分成五大階層。第四個階層是農民、工人、農民工,第五階層是城鄉貧困人口。楊的結論是:「我們當前的階層特點就是,80%的經濟活動人口在經濟財富上處於社會中下,這是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高階層的財富獲得的不透明,所以社會對他們並沒有完全認同。」(《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09-11》  )

這一背景使贊成派看到了女附中道歉-反思的啟蒙意義。他們知道,一味地質疑宋彬彬的動機,一味地抓團隊的小辮子,既不利於青年一代了解文革,也不利於民間反思,更不利於敦促官方改變現行政策。如蕭瀚在《「善待」文革人道歉》一文中指出,「在官方壓制文革反思背景下的中國,民間還有頑強破土的『文革人』道歉焦慮,是件特別難得的事。……無論道歉的內容多麼不盡如人意,都至少首先要珍視『文革人』道歉這一現象,對道歉行為本身首先要肯定、鼓勵和支持以及幫助。」嚴搏非則在《被低估的道歉》中指出,宋的道歉是「具有極重要的政治意象」「蘊含的重大的歷史意義」。它「開啟了對極權政治下普遍人性扭曲的深刻反省」。丁東亦「希望民間的道歉活動,能夠成為推動文革反思的一個契機。」 (《道歉是推動反思的契機——答鳳凰歷史記者問》)

老紅衛兵反對劉、宋道歉,是因為,一者他們對當年打人抄家心裡有愧,二者他們擔心事情鬧大了,會擾亂他們平靜安逸的晚年生活。至於「毛左」反對劉、宋發聲,則是因為上有「保護首惡」的國策給他們撐腰,下有憎恨貪腐的民眾給他們打氣。

「事無兩樣人心別」。贊成派看重的是效果,是大節,是還原歷史;譴責派看重的是動機,是細節,是群眾情緒。贊成派從事實出發,以歷史研究為基礎;譴責派從印象、經驗或理念出發,以政治訴求為目的。北大教授孔慶東曾言:「那些紅二代,飛揚跋扈,搞極左行為。改革開放之後,他們被平反,變為西化派,倒賣國家資產。今天又把他們個人的罪行推到文革頭上,這才是歷史的真相。」

因此,在同樣的背景下,譴責派做出了與贊成派完全不同的選擇——抓住了宋彬彬和女附中團隊,把她們當做「老兵」和「紅二代」的全權代表,把宋的道歉視為「老兵」為「紅八月」翻案,把女附中團隊視為「紅二代」佔了政經便宜,還要佔道德高地,企圖改寫文革歷史的一小撮偽善者、陰謀家和作秀分子。他們想通過對宋、劉,對女附中團體的譴責,控訴文革暴力,揭櫫首惡罪責,批判現行政策,從而動搖執政黨的合法性。

「還不夠派」嫌宋彬彬的道歉反思不夠,很大程度是因為「現實綁架歷史」——在文革之惡未得清算,某些紅二代獨佔資源,某些官二代獨享特權,社會心理仇富仇官的語境下,如果完全放開符號人物宋彬彬,他們在潛意識中會感到擔心和害怕,擔心輿論的指責,害怕偏離「政治正確」。因此,他們一定要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拒絕批准宋彬彬的道歉,不放女附中團隊過關。

「借題發揮派」中的兩類人,動機大不同。朝體制去的是基於歷史的混沌,政改的停滯,做的是啟矇事業。而朝人去的,多是文革中受到傷害者或現實中的失意者,他們有報仇雪恨之心,無實事求是之意。沒有底線,不擇手段。只要為了能夠泄憤出氣,即使胡編亂造也在所不惜。

宋彬彬道歉是一個試金石,它提醒我們,經濟的高速發展,既不能成為文革歷史的遺忘劑,更不能成為血腥暴力的遮羞布。十年浩劫造成的集體創傷,遠遠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平復。

吳迪(筆名,啟之)是研究文革的電子雜誌《記憶》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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