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近3年来广州劳动争议诉讼情况发布了《白皮书》。2013年，广州法院受理一审劳动争议案件12399件，超过深圳的12041件、东莞的11091件，成为广东一审收案最多的地区；珠三角地区广深莞三大城市在2013年劳动争议案件共计35531件，劳动争议呈现高发态势。2011–13年广州法院受理一、二审劳动争议案件总量分别为15492件、16554件、16208件，合计48254件，超过了2008–2010年的统计数据，说明广州劳动争议案件整体处于上升态势，案件总量一直处于高位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案件争议事项，主要集中于经济补偿、确认劳动关系和索要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近几年社会保险争议案件大幅上升，以广州中院2013年受理的3809件案件，涉及社会保险争议就有2445件，占64.2%。积欠社保和经济补偿金、未签合同双倍工资补偿，都属于劳动者追讨历史欠账的斗争。
统计数据显示，申请仲裁的群体性劳动争议逐年递增。以广州为例，2011–13年这类案件分别为8127件、9593件、10820件，占全部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的比例分别为29.0%、34.5%、40.8%，呈逐年上升态势。经仲裁裁定后，2011–13年进入诉讼的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仍分别有2856件、2738件、2487件，显示出仲裁仍未能完全解决问题。
劳动仲裁和劳动诉讼情况只能反映整个劳资冲突状况的一部分，更多的劳资冲突并未进入仲裁-诉讼程序。近几年劳工集体行动明显增多，上千人的大罢工越发频繁，典型案例如东莞裕元鞋厂四万多人规模的大罢工。进入仲裁的群体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长，由此更可见整个劳资冲突局势正在上升；越来越多劳动者日益失去了对仲裁的信心和耐心，从而诉诸直接的集体行动维护自己权益。
对于此种新局面新形势，人们应该透过现象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社会背后悄然发生的本质性变化。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却是官营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这三大资本的快速积累和扩张，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能够为三大资本提供稳定廉价的劳动力。传统乡村社会可以提供稳定廉价劳动力的原因在于可持续的传统生活方式，这又基于乡土文化价值和小农家庭生产方式。现在这两者都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消费主义市场化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农村的每个角落，随着各种家电农机的大规模下乡，农民家庭的生活需求完全市场化、货币化，过去那种种几亩地、养几头猪和几只鸡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彻底瓦解。还记得大概2004年到2008年这段时期猪肉价格过山车般的疯狂吗？那就是传统家庭养猪逐渐消失，被规模化工业养猪方式取代的过渡期表现出来的供需失衡的状况。传统的农民家庭粮猪循环经济才是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
目前农业的这种在服务层面的高资本机械化投入，与土地的家庭小块承包经营制并没有什么矛盾，农民只需要投入很少的劳动，依赖过量的化肥农药，照样能够完成农业的生产。最终结果相当于是国家拿财政补贴来给予农民工家庭一定的社会保障补助。无论乡村外部的经济危机是否爆发，因为农业的生产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投资行为），而是劳动力收益比较的农民理性行为，只需要少量的资金成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又因为国家的保护收购和种植补贴基本上没有市场风险，相当于是国家在控制农业（特别是其中粮食生产）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只不过这种模式能够给予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比不上市场化的打工工资。另外，农业生产中的经济作物或者蔬菜大棚等，则不是国家来控制成本收益，而是由市场来控制其成本和收益的，有风险，但劳动投入收益也高。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农人选择搞有机农业来规避激烈的过剩的市场竞争。所以，农村中的过剩劳动力和残值劳动力会操作国家保护的农业生产，不管外部是否爆发经济危机，这个粮食的生产安全是有保障的。所谓市场化、规模化的种粮大户，本质上就是机械服务的承包商，每亩的租金还是相当于农户的应有收益，便于机械操作的基础设施和水利建设，照样还得政府来承担，种植补贴照样要政府给。
除此，村庄大规模撤销合并的民办小学、医疗诊所，使得农民家庭的教育医疗成本大幅度上升。也就是说，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在最近十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仅仅依靠农业生产完全无法提供这笔收入。年轻人的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已经远远高于农业生产能够提供的收入，他们必须依靠打工。农村成为他们家庭家属的生活居住之地，而不是保障生存的工作地方。以前，乡村社会对工业化资本的作用就是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现在呢？无论国家新农村建设怎么搞，这个成本也降不下来了。新农村建设最多是缓冲了一下经济危机爆发后社会阶级对撞冲击的程度，减少大量失业后产生的大量罢工和社会动乱。但现在，这个作用有多大也不好说了，农民工已经不愿意在失业时退却到家乡躲避灾难，后退没有空间了，而是想着积极的来争取劳动权益。大量的集体维权和罢工因为低工资而发生，因为社保纠纷而发生。
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竞争格局的变化也对农民工阶级的权益维护产生很大影响。在全球产业链的收益分配中，中国制造业多是向西方高端产业做配套加工和代工，中国农民工阶级工作时间最长，工资最低；这个产业链的投资体系发端于美国美元资本，各要素各环节都以美元计价，全球各国都被纳入到这个产业分工体系中。这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西方转移出去了大量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依靠全球投资利润和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回流，繁荣本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业，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业岗位。这个全球化体系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它之所以能全球推行，创造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奇迹，完全得益于中国乡土社会能够提供巨大的稳定的廉价劳动力。中国政府得益于此，可以通过汇率和物价控制，使得农民工工资结构性过低。美国工人，中国工人，同样是在一个全球产业链上，同样要养家糊口，为什么工资会有鸿沟般的结构性差异呢？原因就是前面所分析。
2008年，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大量的服务业消失，制造业无法转型，西方失业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外部市场的不稳定，给了中国产业资本进一步扩张的机会，特别是服务于美元主导的全球产业链的沿海工业，压力之下得以大量内迁。金融危机以来的六年，大量资本投向农村，正是中国农村全面市场化的阶段，不仅是农村生活，更是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市场化。得益于这种模式的资本积累，迟早要受到惩罚。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将导致这种模式无以为继。这个产业体系也必然遭到中国农民工阶级的挑战，或者它转移到非洲更便宜的地方。中国自主投资的产业体系也越来越有竞争力，正逐步蚕食和取代这个美元资本主导的产业体系，这同时也给了农民工争取高工资的更多空间和机会。
中国正进入到一个劳动者维护权益高涨的时代。
（据集体谈判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