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兴起，“围观”成为一种政治的介入方式。正如作者所说，作为过去鲁迅笔下的“看客”，这种旁观者文化是如何借由网聚效应，转化为一种新的公共参与精神。这种中国目前独有的政治景观，具有何种社会意义？

由于Web 2.0表达手段的兴起，网络上逐渐出现一种“围观改变中国”的声音。比如，《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在2010年1月13日发表题为《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论述网民的围观具有强大的力量。《新周刊》在当年11月出版的第335期杂志上，以“围观改变中国”为题推出封面报道，声称“围观，可能会改变中国，并注定会改变我们自己”。

围观，在汉语的语汇里，本来是个贬义词。究竟发生了一种怎样的过程，使得这个词在当下被赋予如此向上的力量？

好撒玛利亚人

围观的主体是旁观者。所谓旁观者，指的是某个事件的观察者，距离此一事件足够近，如果他/她选择介入，就能够以某种方式介入。

说到旁观者，不能不令人想起一个社会心理学术语“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这一心理学现象指的是，在紧急情况下，个体在有人在场时，出手帮助身处困境者的可能性降低，援助的几率与旁观者人数成反比。换句话说，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当中任何一人进行援助的可能性越低。

在讨论旁观者效应之前，先来讲一个圣经上的故事。它是“旁观者效应”的原型。“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是基督教文化中一个很著名的成语，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它来源于《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37节中耶稣讲的寓言。

律法师觉得爱神不是问题，爱邻舍太有问题。耶稣就讲了下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犹太人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注意这个故事里的其他角色：利未支派（或称利未人）是雅各的儿子利未的后代，属犹太十二支派之一，专责协助祭司进行宗教仪式，并管理会幕或圣殿内的一切事务。上帝选派利未人去事奉他，因为利未人的祖先与摩西一起反对百姓拜偶像。

在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听众那里，撒玛利亚人一般含有贬义。因为撒玛利亚人（北国以色列王国）受到的宗教约束比较少。他们崇拜偶像，与异族通婚，为南国犹大王国的人所不认同。他们虽是兄弟，但因为数百年的分裂、竞争、甚至战争，早已变成了仇敌。在民间，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互相不交往长达数百年。

耶稣用这个寓言说明，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乃至人的文化背景。犹太人自己的祭司和利未人虽然是神职人员却见死不救，仇敌却成了救命恩人，见义勇为者。

好撒玛利亚人寓言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影响是，许多国家制定了“好撒玛利亚人法”，用立法手段保护做好事的人。

《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在美国和加拿大，是给伤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追究，从而鼓励旁观者对伤病者施以帮助。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好撒玛利亚人》法要求公民有义务帮助遭遇困难的人（如联络有关部门），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德国有法例规定“无视提供协助的责任”是违法的，在必要情况下，公民有义务提供急救，如果善意救助造成损害，则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责。

旁观者效应

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然而，在下面的这些例子当中，没有人去照样行。

心理学入门书中有关“旁观者效应”最常引用的例子，是凯蒂·吉诺维斯一案。1964年3月13日，28岁的凯蒂·吉诺维斯下班回家，快到公寓门口时，被一个男人攻击并捅死。从上午3：20到3：50，受害人多次呼救，但公寓附近听到她呼喊的十数人中没有一位报警。这起谋杀是心理学入门书中有关旁观者效应最常引用的例子。它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当年3月27日《纽约时报》上刊出了一篇题为《38位谋杀目击者无人报警》的报道，称在长达半个小时的受害者被残害的时间里，38位令人尊敬、遵纪守法的纽约市民，竟然没有一人打电话向警察报警。其中一位目击者在事后向记者解释其行为时说：“我不想搅入这件事中。”（后来一些调查表明，《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有诸多失实的地方，比如目击者并没有那么多，而且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目睹了整个过程。）

《纽约时报》的阿贝·罗森塔尔（后来他成为这家报纸的总编辑）1964年出版了《38位见证人：吉诺维斯案》一书，试图解释这种怪象的成因：“为什么当吉诺维斯小姐遭到袭击时，38位邻居没有拿起电话报警？没人说得清楚。这些目击者本人也说不明白。可以设想，他们的冷漠完全是大都会众生相中的一种。这几乎是一种生存所需的心理：如果一个人周围生活着数百万人，这必定带给他生存上的压力，而防止这些人侵犯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漠视周围的人群。生活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中，人们对邻居及其困难的漠视是他们条件反射似的思维所致。”

这种解释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人类思维与行为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两位社会心理学家比布·拉坦和约翰·达利试图探究更深层的原因，通过一系列经典的心理实验，他们发现了“旁观者效应”的存在。在一个实验中，拉坦和达利让一个学生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假装癫痫病发作。当隔壁房间里只有一个人时，听到声音后，他有85%的可能性会冲进这位学生的房间提供帮助。但是，当实验对象觉得还有其他4人也听到了声音时，他们去帮助这名学生的可能性只有31%。在另一个实验中，如果有人独自看到黑烟从门下冒出，他有75%的可能性要去报警，但如果他与一群人在一起时，去报警的可能性就只有38%。

该如何解释这种效应？拉坦和达利认为，首先，其他人的在场造成了责任的扩散。因为还有其他观者，个体不会感受强大的压力去采取行动，因为采取行动的责任由所有在场的人分担了。当大众都对一件事情毫无反应时，为什么责任要归因到自己一个人身上？还有，自己一个人势单力孤，发声或者行动，能够改变什么？与其如此，不如省点工夫。

其次，人们想要以一种正确的、能得到社会承认的方式表现自己。当其他观者没有反应时，个体会将此作为一个信号，认为自己也没必要做出反应，或者认为自己的反应会不妥当。研究者发现，当某种情境具有比较大的模糊性时，观者介入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减少。比如在此案中，旁观者可能认为吉诺维斯只是在跟她的男友争吵。

“旁观”这种行为对媒体有着独特的影响。媒体存在所谓“旁观者的凝视”（spectatorial gaze），视觉关联度高的媒体，比如摄影、电视和电影，更是如此。约翰逊·施罗德说，“凝视远不同于观看——它指涉某种权力的心理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凝视者优越于凝视对象”。约书亚·梅洛维兹注意到：“一个地位高的人常常有权利长时间地看着一个地位低的人，甚至盯着他/她上下打量，而地位低的人必须转移目光。”这意味着，媒体的“凝视”具备权力色彩，在很多时候，这种权力甚至构成性命攸关的问题。

凯文·卡特是南非的一个摄影记者，1993年3月，他拍摄了《饥饿的苏丹》，堪称“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照片”，展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残酷，以及人类对自身苦难的漠视。在照片中，一个骨瘦如柴的苏丹女婴，独自一人向救济中心缓缓爬去。一头秃鹰站在她身后，等待孩子倒毙以后，享用即将到口的“美食”。

卡特后来说，他等了20分钟，本想拍摄秃鹰展翅飞起的场面，因为那样会使照片“更出色”，等待无果后只拍下了秃鹰站立的画面。在这20分钟里，女婴爬不动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她抽泣着，喘息着，然而卡特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她。

卡特拍了照，赶走了秃鹰，就把女婴丢在那儿，听任她自己接着往前爬。没有人知道女婴后来的下落如何。不过，这种猜测被卡特的一位记者朋友否认，这位记者说女婴的父母只不过离开了一小会儿，是去取飞机上空运的食物了。不论如何，卡特承认他当时的确“不想卷入到这件事当中”。1993年3月2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这幅照片，引起各界强烈反响。很多人询问小女孩的下落并批评卡特没有立即伸出援手。次年4月，作品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7月，卡特把一截花园用软管固定在排气管上，又从车窗送进车内，然后启动汽车，打开随身听，用汽车发动机的尾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卡特虽死，质疑者仍然没有停止对他的指责，因为这个记者“仅止于按下人生镜头的快门，然后漠然地擦肩而过”。该故事虽然极端，也不过仅仅是对一个冷漠个人的指责，而对于群体性的冷漠而言，最令人无法忍受、也是难以索解的事件是纳粹大屠杀。

谁是我的邻舍

贾德韦布纳（Jedwabne）是位于华沙东北135公里的一个波兰小村庄，二战前，村里居住着一半犹太人，一半罗马天主教徒。村民以种地为生，十分贫穷，居民总计3000人左右。类似的小村庄当时并不罕见，遍及东欧大地。

1939年秋，根据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秘密协定，贾德韦布纳被苏联兼并，直到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村庄又成为德国占领地。这一年7月的一天，这个普通的小村庄发生了一件极其异乎寻常的事情：按照《纽约客》杂志的说法，“小村里一半的人口屠杀了另一半”。

纽约大学教授伊安·格罗斯是波兰裔，2001年，他用一本书记录了这一惨无人道的历史罪行，并给这本书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邻舍》。“邻舍”这个充满友好的词汇被扭曲成深刻的讽刺，因为村里这些犹太人的“邻舍”使用了最骇人听闻的手法屠杀犹太人：他们把1000多位犹太男女老少强行驱赶到一个谷仓里，在周围架上柴禾，然后点燃火柴，把谷仓变成了一个火葬堆。

长久以来，波兰当局把这起残暴的犯罪推到纳粹身上。格罗斯通过见证人访谈和档案调查证明，这个村里的波兰人并不是无辜的。他们或许迫于纳粹的压力不得不这样做，但他们毫无疑问是这起令人无法饶恕的罪行的实施者。格罗斯称，整个村庄同谎言和借口一起生活了60年。

格罗斯的书出版后，在波兰引发巨大争议。有人批评格罗斯对波兰人不公平，因为德国人才是真正的主使者。除了对德国人在罪行中的卷入程度存疑以外，更多的波兰人在格罗斯所说的犹太受害者死亡人数上做文章。波兰国民记忆研究所（the Polish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的调查显示，死亡人数不像格罗斯说的达1600人之多，只有300余人。所谓“小村里一半的人口屠杀了另一半”的说法显然是夸大其辞了，因为真正作恶的只有40来个男人，大部分波兰村民只是被动观看。

格罗斯的《邻舍》一书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然而，这些批评实际上错失了格罗斯著作的核心点，他写这本书本来不是为了历史的精确性，而是为了迫使波兰人直面自己历史上的排犹思想和行为。《邻舍》实际上意在唤醒作者的波兰同胞的良心。关于目击者证据应当被先验性地视为真确的呼吁，在修正主义者看来，或许是可笑的和天真的；但它也不妨视为对波兰人就波兰历史而产生的否认、缩减或逃避的一种回应，因为现代波兰的确存在无可争辩的与犹太人之间的恩仇。如果我们看到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拒绝任何有关虐待犹太人的指责的惯性——《邻舍》一书的争议正显示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轻而易举地否认目击者叙述的可靠性。

看客

旁观者效应的存在，表明集体冷漠可能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当他人面临危难之时、迫切需要帮助之时，社会上却存在着一种不作为或者低回应的集体倾向，好像事情根本不曾发生或是慢慢就会过去一样。

这种现象侵蚀着人们的行动欲望，消解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人们积极地把自己同其他人的麻烦隔绝开来，变成旁观者，束手无策地坐在那里目睹权利的受损。

一个旁观者，既非恶行的加害者也非受害者，却有见证的机会或作证的责任。作证，意味着为受害者一方带来具备道德权威的无私的声音。迟迟不愿作证的旁观者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会受到伤害吗？我会不会被牵连进复杂的事件中？

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鲁迅，一直极为担忧旁观者——鲁迅称之为“看客”。人人都熟知鲁迅因为看到中国人围观枪毙犯人的场景而决定弃医从文的故事，“……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对鲁迅而言，冷漠而不是偏见，是中国最麻烦的事情。死刑现场的围观人群不但几乎和加害者一样令人厌恶，而且似乎更该坚拒。鲁迅的矛头所向，不止限于当受害者被视为失败者的场合，即他愤怒于国人的幸灾乐祸恶习——见失败者遭受灾祸而高兴，也指向受害者被视为英雄或圣人的场合，即他同样愤怒于国人以高标准道德要求受害者的“烈士情结”。“我们局外人”，大江健三郎在《广岛笔记》中写道：“常常希望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发现一位牺牲的圣者。”对于后者，美国学者林培瑞在论中国看客的时候说得极为透彻，尽管对受害者富有同情心通常比冷漠更可取，然而，同情姿态也不是没有自身的伦理问题的。哈维尔讲过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们如此热切地想要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异议分子”的支持。虽然这种友好姿态让哈维尔心存感激，但他也说到，当西方人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备受挫折。对哈维尔来说，这样问意味着只有异议者而不是提问者的命运受到威胁。

网络时代的围观

由上可知，围观一词曾经有着诸多的贬义色彩。在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看客文化、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代名词。

然而，互联网时代赋予围观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这是围观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结果。这种进化，我称之为一个“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的过程：新闻跟帖、博客转帖、推特转推、短信转发，乃至SNS上的文章、照片与视频分享，形式有别，功能各异，但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理性的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

正是这种“网聚”的力量造就了“围观政治”。狂飞10月17日在《南方都市报》撰文《网络时代的“围观政治学”》，引用百度百科解释“围观”：“当不明真相的群众久不愿散去时，会招致更多的围观者。被围观者的一言一行都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想要逃走却难以突破层层包围。愤怒而克制的围观者，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从未停止寻找下一个围观对象，并通过这种方式逐渐地改变着中国。”

与心理学实验的个案取向不同，在中国的很多情境中，冷漠不仅是个人选择，而是与社会的结构条件有关。无动于衷很可能是支配性的价值与政策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麻木无情所致。在这个意义上，“围观政治”是目前中国独有的政治景观。

缘此，网络围观虽然来自隐约萌动的公共参与精神，但它也仅能称为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参与，因为它距离共识之上的决策与行动还非常遥远。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低估网络围观的意义，因为它迥然不同于传统的围观，而是如熊平所说：第一，它与单纯的看客心理不同，表达一种“我在”的立场；第二，它与事不关己不同，表达一种“我知”的诉求；第三，它与暴力革命不同，表达一种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我能”的博弈。

这样的网络围观中的确有公众参与的机会。在《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中，笑蜀写道：“我们总看到一种苦笑，总听到一种声音，‘有什么用呢？什么都不会改变’。言论的无力与无助，良知的无力与无助，似乎是普遍现象。但是，现实真如此苍白么？前途真如此黯淡么？……一个公共舆论场早已经在中国着陆，汇聚着巨量的民间意见，整合着巨量的民间智力资源，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让亿万人同时围观，让亿万人同时参与，让亿万人默默做出判断和选择的空间，即一个可以让良知默默地、和平地、渐进地起作用的空间。每次鼠标点击都是一个响亮的鼓点，这鼓点正从四面八方传来，汇成我们时代最壮观的交响。”

而且，网络围观的深层意义不仅意味着以上的这些表达，还意味着让人们彼此看见的巨大可能性。刘文瑾说：“在现代社会，人的‘原罪’往往不是无知，而是‘视’而‘不见’。”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看见”的渴望常常引起某些人的恐慌，原因在于，“看见”里面包含了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它是见证的力量，记忆的力量，彼此相顾的力量——在汉语中，“让我们彼此看见”就可以表达为：“让我们彼此相顾”。而互联网将成为彼此相顾者的天然盟友。

纵观2009年以来的发展，我们可以说，一种可观的围观政治在中国业已形成。它挑战了一种简单化然而却广泛流行的假设，即认为公民行动者通过运用社会性媒体可以迅速地形成大规模动员和社会变革。事实上，这些信息分享工具和渠道带来的将是更加微妙的社会进步。渐进政治的主张者哈维尔经常用的概念有“反政治的政治”、“无权者的权力”、“公民的首创精神”等。其实，这说的就是如何从身边的治理做起。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我把这叫做社会变革的“微动力”。

微动力为什么重要？在过去，少数几个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大众没有更多的关心，大众则不明白这些痴迷者为什么不能闭嘴。而今天，有高度积极性的行动者应致力于降低行动的门槛，让那些只介意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而所有的努力汇总起来则将十分有力。

 

必须指出，“围观政治”不是完美无缺，也有自己明显的弱点。比如：

短暂性：正如群众的出现是那样的突然，群众的瓦解也是突然的。群众的开放性使群众有可能增多，同时这种开放性是它的危险。在群众中始终存在着面临瓦解的隐忧，群众力图通过迅速增加人数来避免瓦解。只要有可能，它会吸纳一切；但正因为它吸纳一切，它必然会瓦解。同时，群众对议题的注意力广度也是易碎的。

脆弱性：社会媒体运动具有脆弱性，因为它们无法提供至亲好友间的“强连带关系”，参与者往往缺乏层级纪律、不愿做出实质牺牲且容易迅速退出。

行动惰性：也可以称为“懒人行动主义”，正如一幅漫画所表现的——左：敌人刚刚已经对我们发射了导弹。阿兵哥，请立即采取紧急反应措施。右：完成了，长官。我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一个抗议社团，并在 Twitter 设置了一个事件标签。在下周，将把我们的网站和大头贴，都换成黑色系，以表达严正抗议！

克服这些局限，需要汇细流而成大海，集众智而立伟业。“致广大而尽精微”是《中庸》的一句话，把它颠倒过来，“尽精微而致广大”，就是围观与见证政治的精髓。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