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最亲近皇帝的报纸也不能大量印刷，因为这样会培养更多人的阅读习惯，他们由此就离思索更近了一步。众所周知，思索会造成困惑、烦恼、麻烦和忧虑。换句话说，尽管所写的文章可能是忠诚皇帝的，但读的人未必以忠诚之心去理解。
— 卡普钦斯基
“怎么？坐这种车？”：像上帝一样威严，又像小丑一样猥琐
1974年9月12日，政变成功的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发布一号命令，宣布永远废黜统治埃塞俄比亚长达四十五年的皇帝海尔·塞拉西，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八十二岁的皇帝听完后立即表示，如果革命真的对人民有益的话，他会支持革命。他被带出皇宫，门口停着一辆绿色的福斯汽车。军官把门打开，请皇帝上车。“怎么？”皇帝说，“坐这种车？”这是当天清晨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唯一一次反抗。他的抗议无效，最后还是乖乖坐上这辆他鄙视的汽车前往软禁之地。不久之后，他被军官用枕头闷死在床上，尸体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十六年之后才在皇宫的某厕所旁边被发现。
在波兰作家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的笔下，塞拉西下台时的这个似乎无足轻重的细节，相当耐人寻味。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一直没有搞清楚自己如今四面楚歌、穷途末路乃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况，偏偏注意到那一辆不够豪华的福斯汽车，挑剔平民汽车配不上他的皇家威仪。可见，一旦失去权力，独裁者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平庸和猥琐——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下台后，失去了砍人头的权力，便爱上了砍木头。
卡普钦斯基的这本《皇帝》，副标题为“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该书以访谈录的方式，记录了塞拉西统治的兴亡经过。他本来有撰写“独裁者三部曲”的计划，《皇帝》和关于巴列维国王的《伊朗的王中之王》是其中的前两部，但是关于乌干达独裁者阿明的一本始终没有完成。
在卡普钦斯基的笔下，独裁者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似。独裁者都喜欢给自己加上若干炫目的称号。塞拉西号称“雄狮之王”，他在皇宫中豢养许多非洲狮，每天亲自用上等牛肉饲养这些狮子。与此同时，他的人民正在饥饿而死。
在外人看来，皇帝确实拥有如同上帝般的威严。在君主制被废除之后，卡普钦斯基来到仿效苏联模式的、更为残暴的军政权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秘密采访了若干曾经为皇帝服务的仆从，这才揭露出皇帝的种种不堪的真相。比如，因为塞拉西皇帝太矮小了，总不能让威严的皇帝坐在御座上两腿像孩子一样悬空，于是宫廷中有一个专门为皇帝陛下安置脚垫的仆人，干这件事情干了整整二十六年。这个仆人说，他精通这一礼仪的特殊要求，积累了这一专业的特殊知识——他对仓库中保存的多达五十二种不同高度和厚度、不同颜色和布料做成的脚垫了如指掌、烂熟于胸：“我掌握了皇帝的每种御座的具体高度，所以我能迅速根据这些御座的不同高度立即挑选出应该使用的对应脚垫，不能让皇帝陛下的鞋和脚垫之间出现任何缝隙。换句话说，就是鞋底要恰到好处地舒服地贴在脚垫之上。”他是如此不可或缺之人，他陪伴皇帝周游世界，“陛下没有我寸步难行”。在这个细节中，可笑的不是仆人，而是皇帝本人。皇帝表面上掌控着仆人的命运，实际上却被仆人所控制。皇帝看上去可以为所欲为，却被一个小小的脚垫牢牢地“死锁”。独裁者并不自由。
皇帝统治的巅峰时刻
塞拉西号称“上帝钦选者”或“神王”，声称自己是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后代，他的国家创立于圣经时代。他曾顽强抵抗墨索里尼的入侵，保持了国家独立。他和埃塞俄比亚一起成为非洲独立的象征，他访问西方国家时，获得极高礼遇。在牙买加，甚至产生了一个以他原来的头衔“拉斯塔法里”命名的新兴教派，该教派将其视为活神——一九六六年他赴牙买加三天访问期间，很多牙买加人相信发生了一些神迹。这跟中国文革时代的毛泽东崇拜很相似——独裁统治往往都会走向邪教化。
对皇帝来说，权力意味着一切，失去权力就会导致死亡。因此，他必须蛊惑人心，必须举行盛大仪式，必须发布长篇大论。他喜欢出行，无论是访问外国还是视察其广袤的国土——当然，他所见到的每一个臣民都是地方官员精心安排好的，绝对不可能出现中国古代戏曲中庶民“告御状”的情节。他曾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物，是一位睿智的政治家，是一位悲剧性的父亲，是一位病态的守财奴。皇帝有意让不同的派系在其面前勾心斗角，他则永远保持最终裁判者的地位。他有意纵容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只要他们对他本人忠心不贰。他赦免罪犯，又判无辜者死刑。皇权政治看似愚不可及，却有其权力运作的规律和逻辑。
塞拉西一生统治的顶峰是1963年5月22日：在其邀请之下，三十一个非洲兄弟国家的首脑造访帝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峰会意在为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大陆拟构合理的秩序。领袖们希望非洲以团结一致的形象示人，凝聚力量支持那些尚未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他们谋求对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实施制裁，甚至还关注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此次峰会的遗产，包括《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以及依此建立的非洲统一组织。非洲人终于有机会宣示对自己命运的掌握，这自然离不开皇帝的高屋建瓴、运筹帷幄。
各国代表加在一起有两千多人，远远超出亚的斯亚贝巴的接待能力。为了让“大乡村”一般的首都配得上这次盛会，好客的老皇帝足足准备了一年，从修建宾馆到美化街道，事必躬亲。峰会期间，皇帝不惜血本地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身处新闻现场的卡普钦斯基，记录下当时的情景：“为准备此次会议，皇帝特意花了两万五千美元，专门从美国好莱坞请来歌星米廉姆•马克巴在宴会结束前，为嘉宾们献上祖鲁部落的民歌。……餐桌上摆放着各种肉、水果、鱼和奶酪，一切食物应有尽有；宴会上的葡萄酒和鱼子酱都是用专机从欧洲运来的；多层蛋糕上的彩色糖浆往下流淌着；各种葡萄美酒在杯中闪烁着诱人的色泽，并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音乐在大厅中回响，小丑演员的翻跟头表演引得观众开怀大笑。”此情此景，固然比不上1936年纳粹德国主办的柏林奥运会，更比不上2008年中国主办的北京奥运会以及中非峰会等，但以一个非洲穷国而论，已经是拍案惊奇了。
皇帝维持统治的“第二口袋原则”
走步出歌舞升平的峰会会场，卡普钦斯基赫然发现一帮赤脚乞丐。漆黑的夜里，他们挤在宫殿的垃圾堆旁，“狼吞虎咽、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地品尝领袖们剩下的残羹冷炙。这里是领袖们无暇注意的角落，却是再真实不过的埃塞俄比亚——一个民生凋敝、贫富悬殊的国度。就不顾国内民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状况而热衷于对外“大撒币”而言，塞拉西皇帝堪称习近平的导师。
这些乞丐，以及更多赤贫的民众，通常是不具备反抗的意志的。当有农民反抗的时候，威严的皇帝斥责那些无能的官僚显贵，说他们根本没弄懂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第二口袋原则”——老百姓从来不会因为负担太重而造反，因为他们不知道没有剥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怎么可能为自己想象不到的事情而提出要求、奋起反抗呢？那么，民众会在什么时候反抗呢？那就是有人试图突然一下子，在他们背上加上第二个沉重的袋子的时候。这会让他们无法承受重负，栽倒在地。那么，他们就会不顾一切，拿起斧头。他们拿起斧头，也并不仅仅是因为无法承受的重担——其实他们还是可以承受的——他们举起斧头的原因是，他们觉得，突然在暗地里在他们的背上加上第二个袋子的同时，统治者试图欺骗他们，把他们当做愚蠢的动物来凌虐，践踏了他们做人的尊严。
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皇帝的方式是：为了保证国家未来的安宁，各级官僚要给农民“缝制”小袋子，给农民先加一点小包袱、小负担。然后，注意观察农民的反应，判断他们是否还能经得住再加一点负担，或者给他们一点喘息的时间。对此，皇帝的心腹大臣感叹说：“这一招真高明啊！不能太快、太贸然地给他们增加负担，最好是小心翼翼地、温和平稳地去做。然后，察言观色，看何时适合增加负担，何时能把螺丝钉拧紧些，何时可以放松一些。”
这个所谓的“第二口袋原则”，用中文来说就是“温水煮青蛙”，那样青蛙就不会跳出锅子了。中共在西藏、新疆、内蒙、香港，都采用这种统治模式。刚开始是怀柔政策，然后是铁血政策。等你还曾经在怀柔政策的温柔乡中的时候，铁血政策已经无声无息地降临了。一位流亡的维吾尔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求救的信息：在江泽民时代，他的母亲是大学教书、人类学家，还是少数民族人大代表，享受温水，更享受与江泽民、胡锦涛等领袖合影的殊荣；但是，当习近平时代来临时，这张合影并未成为她的丹书铁券，从未发表过反党言论的、循规蹈矩的学者，照样被当局关进了集中营。她就是典型的“第二口袋原则”的受害者。从来没有岁月静好，岁月静好只是铁拳挥出之前的小甜点。
今天，很多批评习近平的、貌似民主派和开明派人士并不是批评习近平的极权本质，而是批评习近平违背了邓小平留下的类似于塞拉西“第二口袋原则”的遗训——在国际事务上，韬光养晦，不能急于出头争霸；在国内事务上，大棒与胡萝卜并用，若是只用大棒，驴子被逼急了也会咬人。如果习近平乖乖回到“第二口袋原则”，中国人就能恢复“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待遇，这就是这些“救党派”的最高理想。
皇帝的故事发生在埃塞俄比亚，也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地方
卡普钦斯基的一生堪称传奇，他身兼记者、诗人、摄影家、文学家多重身份，被同胞誉为“世纪记者”。
《皇帝》发表于1978年，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和德文。1987年，英国伦敦皇家剧院把《皇帝》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颇受欢迎。1989年，该剧又被搬上刚启动民主化的波兰的话剧舞台，上演多次，经久不衰。
当时，许多论者认为，塞拉西统治的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故事影射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据说，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卡普钦斯基曾打电话给出版社，要求增添一段皇帝建造昂贵水坝的故事——波兰政府曾在维斯瓦河上建设过分铺张的防洪工程。卡普钦斯基以嘲讽的笔调写道：“他命令在尼罗河上建大坝，是因为他想向世人证明，他的帝国在发展壮大、蒸蒸日上，那些所谓贫穷落后和贪污腐败纯粹是那些对君主国怀有敌意的人对王朝的恶意诽谤。”关于水坝的细节，若用在中国则更有现实针对性——中国政府压制了所有反对的声音，不顾对生态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以及让数百万民众背井离乡，一意孤行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三峡大坝。好大喜功是独裁者们的通病，独裁者们也相互学习和攀比，塞拉西生前多次到中国访问，被中国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卡普钦斯基热衷于写独裁者的故事，写威风八面却又一夜之间覆亡的帝国的故事，这跟他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他于1932年出生于当时属于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平斯克，那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贫困的东欧城市。后来他如此写道：“我时常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重新发现我的家乡，重新发现平斯克。”在他七岁时，苏联占领了平斯克。学校突然开始苏联式的教育，周围时常出没身着天蓝色制服的苏联秘密警察，教堂被毁掉，邻居、同学和老师不断失踪，他自己也曾遭到苏联士兵殴打，他的父亲曾被关进劳改营。他的童年充满恐惧，“隔天晚上，窗门上传来一阵捶打声，敲得那样的密集，那样的侵犯，那样的粗暴，好像天花板随时都会掉下来。几个红军和文职人员冲了进来，紧张快速，横冲直撞，好像后头有凶猛的狼群追着不放似的，步枪立刻指向我们，让人怕得要命……。”许多个晚上，一家人都要和衣而卧，以防不期而至的驱逐。这段经历，让卡普钦斯基对独裁暴政充满痛恨，成年后更拿起笔来与之对抗。在苏联帝国解体前夕，他穿越了帝国无边无际的疆土，为之撰写了寒冷幽暗的墓志铭。
无畏地挑战伊朗神权统治者的作家拉什迪，称赞卡普钦斯基的作品是“新闻报道与艺术创作令人惊叹的融合”。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写给《纽约客》的书评里则说，《皇帝》这本书强调了“专制君主无可避免的那种趋向，不管是国王、病夫还是独裁者……都喜欢在停滞中寻求安全”。《皇帝》以访谈录的形式呈现，包括皇帝礼服上的花边在内的每一个细节都具有惊人的真实性，却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现代寓言。如卡普钦斯基所说，“一切都是隐喻，我志在寻找普遍性”，在此意义上，“皇帝”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甚至本书的主人公是不是塞拉西一世都无关紧要，时间和空间也无关紧要。很多波兰人一生都没有去过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也没有听说过塞拉西的名字，但他们读这本书或观看由此书改变的戏剧立即感同身受，或咬牙切齿，或热泪盈眶，仿佛讲述的就是他们刚刚经历的生活。不幸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如此相似，邪恶的独裁者在某些方面也如此相似。
《皇帝》的故事，不仅发生在埃塞俄比亚，也发生在波兰、俄罗斯、伊拉克、朝鲜，以及中国；皇帝的人物原型，不仅仅是塞拉西，也是斯大林、希特勒、海珊、格达费，以及习近平。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