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李承鹏被销号《环球时报》为啥起哄?

 

《环球时报》昨天发表单仁平的评论文章,标题是“@李承鹏被销号,早晚注定发生”,这篇精心炮制的文章,矛头直指自由撰稿人李承鹏,字里行间,通篇充斥着恐吓和威胁,恍惚让人回到专制疯狂的文革时代。

评论称:@李承鹏的账号7日晚间在新浪微博上消失。在一段时间以来被取缔的微博账号中,李承鹏算是最典型的之一。李承鹏常被称为“李大眼”,在大V中很有代表性。他语言激烈,尖刻,而且差不多篇篇“骂政府”。此外他是因杀城管被判死刑的夏俊峰的公开支持者。中国近年的很多重大公共事件里,都有他的身影。

李承鹏曾被多次短期“微博禁言”,但他被“封号”,这是第一次。以往有过被取缔的账号重新复活,那样的经历常常被自由派用来在舆论场上炫耀。不知道@李承鹏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然而“李承鹏模式”在中国不可能无限地走下去,当它突破了底线时终将受到制约,这已是越来越清晰的现实轮廓。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想不通,或者他们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逻辑,但不肯接受,就是要搞撞线的游戏,这是他们很特殊的个人选择。

李承鹏原是足球评论员,在专业领域算得上独树一帜,但后来玩起了政治,走上完全不同的舞台。骂政府给他在互联网虚拟社区带来人气,这种人气成为他在现实社会增加影响的筹码。对不少网络自由派名人来说,这个过程有点像吸毒,越吸越上瘾,变得离不开。

在一些激进自由派当中,似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指望:中国制度将出现颠覆性变化,甚至崩溃。他们大概认为在中国搞政治对抗是“有前途的事业”,相信西方力量终将获得普世性胜利。一些人对站到主流社会的对立面毫不在意,乃至主动向体制“挑衅”,就是这个原因。

随着中国的法治化和开明化,“异见人士”的人生风险大大降低。此外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和多元化为各种人提供了生存条件,不少激进自由派人士只要没触犯法律,过得都还可以,有些还挺有钱。

国家的体制和主流社会如何与激进自由派相处,这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客观而言,激进自由派并非毫无正面贡献,在推动中国加快改革方面,他们是合力中的一个元素。

现在的问题是,激进自由派必须有底线意识,他们需要恢复已经失去或者麻木了的敬畏感。在大而复杂的中国,边界意识和对度的把握对任何人和力量都十分重要,激进自由派人士无论有什么政治信仰,他们必须首先遵纪守法。

在追求所谓“言论自由”时,激进自由派人士不能向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开刀,公开挑战国家政治制度。他们需要清楚,严重违宪的言论不可能在中国畅行无阻,无论他们喜不喜欢,中国都不是可以尽情宣扬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地方。

“搞民主”不是一张护身符,违反了法律和规定后都能豁免。如履薄冰的意识,什么人都应该有一些。一些官员权倾一时就忘乎所以,到头来栽了跟头。激进自由派获得话语权后,也不能滥用自己的权力,否则也一定会遭遇相应的挫折。

在与激进自由派力量打交道的过程中,国家是表现出了耐心的。如果个别激进自由派人士还是要撞线、对抗,那么这就是他们的政治和人生选择。他们需要为此承担各种后果,这没什么好抱怨的。在他们之前,很多寄希望于国家政治崩溃的人输得精光,将长期碌碌无为做了豪赌的成本。他们站到了时与势的反面,因而注定如此。今天的新激进自由派,最好别复制那些人的悲剧。

 

评论出自胡锡进坐镇的《环球时报》一点也不奇怪,《环球时报》一贯的立场是人都很清楚。李承鹏的时评,几乎每一篇都是针针见血字字泣泪,无论是官场腐败司法不公,抑或为弱者呐喊为公民维权为民主选举为言论自由,李承鹏都在为这个时代艰难地发出最真实最坚定的声音。

面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面对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面对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以及制度畸形造成的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平民的对立,面对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面对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腐败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面对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不知《环球时报》做过什么,除了鼓噪对立煽动仇恨,就是恬不知耻的传播谎言欺骗国人。

众所周知,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早在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就形成了全面共识。那时候,领袖们几乎全都义正词严地抨击蒋介石政府的专制独裁,宣称只要蒋介石改变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共产党一定会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建设新中国。

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对延安的民主自由氛围感慨良多,他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的曙光。作为一个熟知古今兴亡历史的学者,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欣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年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更是坦言:“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中,批判国民党“言论不自由”,“党禁不开放”,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党禁,扶植舆论”。1942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欢迎中外记者团时,重申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建立民主中国的方针,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

1943年毛泽东撰文强烈要求国民党“诚意实行真正民主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

1945年9月,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的第十个问题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泽东做了如下回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过境迁,同为喉舌的《环球时报》今天却把“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视为禁忌,把延安领袖的话语忘得一干二净,完全站到了时与势的反面,其结果应该也是注定的!一份逆时代潮流的媒体,靠谎言欺骗和恐吓威胁不可能持续下去,人民总有觉醒的时候。建议单仁平之流在下笔前,最好再看看毛泽东生前所写的《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党,不会模仿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制度——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的谈话》以及《一党专政反民主,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刘少奇)、《政党本身不是权力机关,不能凌驾于群众和政府之上》(徐特立)等等文章,认清楚60多年前中国人是如何弃暗投明的,企图让中国人再一次迷失陷入黑暗恐怖中,不过是痴心妄想!

(据2014年7月9广州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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