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小岳在北京工作。11月12日晚，他和妻子一起外吃完晚饭后，正要回到自己租住的房子，发现房东夫妇二人站在家门外，打算给门换锁。
一头雾水的小岳听房东说明一番才知道，原来是自己和房东使用的租房平台“蛋壳公寓”出现了问题，本应由“蛋壳”支付给房东的下一笔房租迟迟未到账。因此房东打算换锁，收回这个房子。
“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小岳说。按照他跟“蛋壳”的合同，他已经签下了一年的租约，每月租金两千多人民币，并且每半年给蛋壳支付一次房租。他并没有拖欠任何费用，但为何房东没有收到款项？
第二天，他在微博上看到各地都有“蛋壳”租户称，房东因为没有收到下一笔房租开始上门赶人。一夜之间，许多房东损失了房租收入，而他们的租户则在手握合同且履行合约缴租的同时面临“无家可归”的可能。
处在这起风暴中心的是中国房屋租赁平台“蛋壳公寓”。这个以长租为特色的平台自称累计服务客户超过一百万，是中国第二大长租公寓平台，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13个城市管理超过40万间房间，是近两年来许多20-30岁年龄段年轻人租房时的选择。2020年1月，蛋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接受BBC中文采访的专家认为，蛋壳出现问题，作为经营者的互联网平台公司、租客和房东都有一定责任。还有专家指出，蛋壳“一夜爆雷”的过程，也折射出中国一些互联网企业野蛮扩张导致的风险，以及缺乏社会责任感与专业性等问题。呼吁政府层面加强有效监管。
特别的商业模式
“诚信签约，稳定长租”，“0中介费，拎包入住，省时省心”，蛋壳官方网站上这样介绍自己的服务。
蛋壳主要面向北上广深等中国一线与新一线城市。这些地方年轻人聚集，租住公寓的需求量大。蛋壳会将从房东处租得的房源装修配备家电，还提供清洁服务，相关交易通过互联网平台操作，让租客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受到许多工作繁忙的年轻人欢迎。
小岳回忆称，他当初选择蛋壳租房也是因为他们在网上服务便捷，且房源众多。“刚来北京时不太懂，懒得弄，后来在网上看到好房源，给所有中介打电话过去，最终都会有一个蛋壳的人给你回电话，看得上眼的房子还真的都是蛋壳的。看了几个房子，装修好了就可以住，觉得确实也省事，就住进来了。”
蛋壳号称“用互联网方式改造传统的住房租赁行业”。与中国许多成绩亮眼的新兴互联网平台一样，这家公司在短时间内瞄准市场缺口，实现了迅速崛起与扩张，但同时其中存在诸多隐患，为今日局面埋下伏笔。
蛋壳的隐患首先在于这间公司的商业模式。与一般房屋租赁中介不同，蛋壳采用的是“分租+租金贷”，即“房产+金融”的形式，与业主、租客、银行形成一个四角关系。
蛋壳与房东签署合约，从房东手中获得转租权，对房屋进行适当装修，并代替房东收取租金。找到租客后，蛋壳单独与租客签约，租客以年租、半年租、季租或月租方形式向蛋壳支付房租，无论以哪种形式收到租金，蛋壳都会再以月付或者季付方式将房租交给房东。
在这一过程中，租客与房东之间并无直接合约关系。这就导致当蛋壳无法向房东支付租金时，没有得到收入的房东虽然有权与蛋壳解除合约关系，但已经支付房租的租客与蛋壳的合约仍然有效，因此，房东与租客之间的利益虽然产生冲突，但双方之间无法直接解决。
在小岳的房东没有收到下期房租后，他们二人之间就面临了这样的问题。“房东想把蛋壳的关系解除，把我赶走，去找下一家继续往外租，但我跟蛋壳的合约还是继续生效的，我要不走他就没法往外租。”
最终，小岳与房东双方均选择与蛋壳解约。由于小岳的合约本身已经即将期满，因此如果蛋壳无法按照合同支付解约金，小岳将会损失最后一个月的房租及与一个月房租等值的押金，而房东也将损失一个月的租金。
除此之外，许多蛋壳租户同时还面临另一风险——债务问题。与租客在签约时，蛋壳倾向于以优惠为条件吸引租客一次性付清一年租金，并在这一过程中由金融机构向租客提供“租金贷”服务，有需要的租户通过蛋壳“租金贷”的贷款方——腾讯微众银行一次性贷款一年房租交给蛋壳。
因此，当蛋壳房源出现问题时，已经贷下一年款项的租客还面临需要继续还贷但无房可住的风险。
蛋壳公寓年报显示，在2017、2018和2019年三年期间，选择租金贷的蛋壳租户比例分别达到91.3%、75.8%和65.9%，贷款金额达数十亿元。
一夜暴雷
在这个四角关系中，蛋壳通过一次性从租客处收取长期租金，但以单月付费方式向房东付款的方式，将租客所交的大部分资金长期掌控在自己手中，然后再使用这些资金进一步寻找与装修其他房源，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对BBC中文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及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使得这种商业模式出现了危机。
“在经济景气时这还好，当经济不太好时，或是他们在装修新房时的投资出现了问题，或是由于一些原因一方无法支付费用，或是租客无法支付房租时，他们的资金链就会出现问题，”他表示。
今年6月，本已受到疫情影响的蛋壳公寓遭遇了雪上加霜的局面。蛋壳公寓于6月18日称，公司联合创始人、CEO高靖被地方政府部门调查，虽然蛋壳方面表示，高靖被带走是因创立蛋壳公寓之前参与的商业投资，但这还是对蛋壳的资金链带来不小影响。
而总部位于硅谷的风投基金Race Capital合伙人杨佩珊（Edith Yeung）认为，蛋壳虽然使用互联网公司包装，但获取利润的方式却不是互联网行业的模式，本质上仍是一家使用金融工程方法进行分租的公司，这种操作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隐患，也对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海外的名声不利。
“与住房有关的生意对社会是有责任的。这家公司从金融角度来说绝对做垮了，从社会角度来说影响更差，很多老百姓看不懂他们的模式，他们因此占了年轻人的便宜，让年轻人做了韭菜，”她对BBC中文表示。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蛋壳在美国上市不到10个月就出现这么大问题，这可能会在美国把中国公司的名声搞得很差，”她还警告说。
监管难题
自11月蛋壳事件不断发酵以来，中国政府部门虽然没有立即针对此事推出新的政策规定，但一些迹象显示，当局正在着手处理这一影响范围颇大的事件。
微众银行12月4日发表公告称，已研究出合法合规的方案，可以实现即使蛋壳公寓租金贷客户不继续还贷，仍能结清贷款 。这将减少许多蛋壳租户的财产与信用损失。但具体执行细节仍有待观察。
12月3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表示，要完善相关法规和政策，加强日常监管，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强化政府保障作用，也要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
徐家健认为，面对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让其先接受市场的检验是一种常规做法，当出现问题时政府应当适时介入。
“监管部门不是商人也不是创业家，面对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时，他们并没有专业能力进行分析。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显得保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他表示。
“我们需要让市场来测试什么模式奏效，什么模式不奏效……现在我们吸取教训了，政府可以做些什么了。”
蛋壳公寓于11月16日在微博上表示，他们“没有破产，也不会跑路”。而自11月之后，其英文网站就没有更新过公司新闻。
小岳认为，比起其他被扫地出门的租客他已经幸运很多了。他的房东没有将他拒之门外，二人均已与蛋壳成功解约，虽然还没拿到退回的资金，但二人重新找到一家中介机构，签订了新的租房合约。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拿不回钱也不继续追究的心理准备。
“这件事情没法细想，一细想就觉得自己很亏，你去维权也得不到任何有利结果，”他说。
“以我的一个打工仔的身份，我是没有实力和精力去打官司，我去打官司耗费的时间精力财力，即便我能成功得到维护，这些维护是弥补不了我之前花费的东西的。这都是老生常谈的事情，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会是这种结果。”
转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