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中国成为少有的已在快速恢复的经济体。然而11月中国金融市场意外迎来一场国有企业债券市场的“信仰崩塌”。
11月，先是河南永煤集团债券违约引发市场巨震；与此同时，东北的华晨汽车集团先出现债务违约，其后宣布破产重整。此外，今年还有青海盐湖、天津房地产等七家国企首次出现债务违约。
中国国有企业的债务被认为有政府“兜底”，因此都享有较高的信用评级。但是在中国政策改革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国有企业债务“刚性兑付”的信仰，或许已开始崩塌。
罕见集中违约
11月10日，河南省国企永煤集团公告称，一笔1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债券到期无法偿还本息，构成实质性违约。
11月16日，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公告称，已构成债务违约金额合计65亿元，逾期利息金额合计1.44亿元。
11月18日，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公告称，控股子公司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17紫光PPN005”未能按期偿付本息，已构成实质性违约。
八天时间，中国的三家大型国企出现债务违约事件，引发信用债市场巨震，53只债券取消发行，规模合计285亿元，相比此前一周取消发行的规模暴增三倍。即便成功发行的债券利率也大幅上涨。
在中文互联网，债权人和相关机构怨声载道，表示“太突然”、“信仰崩塌”。华晨集团随即还确认收到破产重整通知书，恐慌情绪继续蔓延。
“国企信仰”
这种情绪的背后原因是，债务违约的几家国企，信用评级为AAA的最高等级。最高信用评级的企业债券集中违约，是中国比较独特的制度导致。
所涉企业作为国有企业，债券市场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即便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但政府最终会出手，筹措资金，帮助国企还债。事实证明，过去政府在国企出现偿付危机时的确多次出手相救。这被舆论成为“国企信仰”，正因为如此，国企债券和银行借贷都享受便利和较低利息。
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此举对整体经济而言不利。投资和信贷大多给了国有企业，以及有政府兜底的城投公司，而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只好用利率更高的影子银行，形成“挤出效应”。
这种资源错配，使资金流向低效率领域，进一步加大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一旦经济不景气，企业利润难以偿还利息，将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金刻羽曾表示，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要打通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管道，让资本流向合理的领域，释放私营部门和科技领域迟来的潜力和推动力。资金注入更有效率的地方，使违约风险降低，经济将进入更良性的循环。
“我们总是可以说经济在长期是向好的，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预期是不会实现的。”
救与不救的两难选择
中国政府似乎也在破除“国企信仰”，撒手不管那些无力偿债又没有市场竞争能力的“僵尸企业”。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近期撰文也指出这一问题——“金融风险明显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集中，而金融机构的风险相当大一部分最终要由政府承担，要稳步打破刚性兑付，该谁承担的风险就由谁承担，逐步改变部分金融资产风险名义和实际承担者错位的情况。”
换言之，政府不再对国有企业进行无限兜底，无力偿还且经营不善的企业，违约后将像民企一样经历延期自偿、担保代偿、司法诉讼、破产重整、债务重组等一系列处置流程。
此外，疫情带来的经济困难也加速了这一个过程。招商证券宏观分析称，永煤突然违约超出市场预期，但结合当前宏观背景来看，也暴露出宏观流动性边际收紧预期下金融脆弱性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这样的改革氛围，再加上宏观经济遭受重创，中国政府救助违约国企的动力大幅下降。
因此，今年迎来国有企业债券集中违约，共10家国企违约超过470亿元，创下近年来新高。
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标普信评观察，中国地方政府对国企的支持存在分化，国企是否具有竞争力是影响政府支持意愿的因素之一。即使政府帮助企业度过流动性难关，若企业在其盈利业务中缺乏竞争力，长期生存能力的提升可能也具有挑战性。
但也有地方政府考虑到稳定因素，以及省属国企的整体信用，依然决定为企业“兜底”。永煤违约事件后，山西副省长王一新就发声，欠债不还的念头从没在脑海里闪现过，并表示“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捍卫山西的信誉”。
路透社援引分析师称，打破刚兑还会走下去，大型企业风险处置、僵屍企业破产清算的方向不会有什么根本性改变，市场上的各类信仰将进一步弱化。
转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