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静园追踪:“百无一用”是书生?

  编者按:在北京大学公布的一项“燕京学堂”计划中,静园草坪连同周围6座中式庭院,因被选为学堂校舍而面临改造,并由此引发激烈讨论。在北大师生的轮番呼吁下,7月9日北大“燕京学堂”项目方终于要召开一次交流会。北窗这篇特稿,记录了上周六北大教授、学生们的“民间座谈”,且一并梳理整次事件的始末。
 
 
  周六难得补觉,起来查看手机,主编转来一封“活字谈”座谈邀请函。内容是盼望已久的燕京学堂事宜座谈,通知的地点在东城区的当代MOMA,时间是当天下午。一看表已是中午,匆匆收拾电脑前往。
 
  燕京学堂,本是母校北大“接轨国际化”又一令人咂舌之举。高校开办“高端精英学习班”,此类事件,并非前无古人。只是该项目要动土静园草坪一事,大面积伤及师生利益,却完全绕过师生“摸黑前进”,实在姿势难看。
 
  事态发展至今,虽然学校方面迟迟未见众人呼吁的“信息公开”举措,但也逐渐有些细节在讨论中浮出水面——燕京学堂高标准的设施配备、封闭式的“校中校”、寸土寸金的静园用作宿舍。而与之相对的则是令人心寒的现状:北大近年来大兴土木,不少宿舍楼被拆除,又因宿舍资源过于紧张,部分学生开始被迫搬往偏僻的圆明园校区。
 
  众怒之下,学生自发成立的“静园小组”组织了在线问卷调查,三千多北大师生及校友响应,调查报告已设法呈递校方领导层,九成调查对象反对选址静园的事实摆在纸面,仍然迟迟不见实质性回应。“你喊破喉咙也救不了你”,这次,似乎成了静园宿命。
 
  到达座谈会地点,屋里已坐了不少人。逐一自我介绍,方才意识到这压根不是校方组织的公关活动,只是对燕京学堂一事心存疑虑的师生们自发组织的“民间交流会”。通知如此匆忙,地点在校外,邀请对象有限,恐怕也是有意静悄悄寻一方不受打扰的说话之处。
 
  师生与媒体朋友们三十人左右挤在一间小小会议室,外面,是35°高温。
 
  你必须知道的二三事
 
  “归功”于大相径庭的中文与英文宣传材料,“燕京学堂”(英文名为Yenching Academy)的身世可谓扑朔迷离。
 
  有人说,这只是一个外国政要、商界精英的镀金研修班,不过是高校风风火火“办班儿”大潮中的一例;有人说,借着“燕京学堂”的名头只是为了取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一笔基金……界之前争论的焦点,所幸此次“活字谈”座谈会均有涉及。
 
  在座师生凭借自己的信息渠道和专业研究,给出了一些回答,算是在众说纷纭中稍稍厘清了事件的轮廓。
 
  “可能我比较知道的是为什么北大要办这个,我觉得把它的意义放在国际化、教育改革,都夸大了。它没有那么远见卓识,实际上它急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应对清华办苏世民学院。”
 
  李玲老师在北大是颇受学生欢迎的一位教授,对于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诸多举措向来直言利弊。“我很清楚这件事情。清华的苏世民学院办得不错,有板有眼地在国际化,按部就班也不着急,要到2017年才开始招生。而北大说要办燕京学堂,相比之下没有长远的规划,仓促上马,得意洋洋地说既然我们要跟清华竞争,他们是17年招生,那我们就先走一步15年就招生。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应景之作。”
 
  这一场高校间的恶性竞争,形似山寨,唯一提出的“亮点之处”则是其首创的“中国学”学科。燕京学堂开设一年制硕士项目,为参与者颁发“中国学”学位。高峰枫老师曾在《谁的燕京学堂?》一文中对这种“学科创新”之举发出质疑:“一看‘中国学’下设的六个研究方向,其中既有人文学科(历史、哲学、文学),也有社会科学(经济、法律),还有应用型研究(管理、公共政策),‘中国学’的范围到底如何界定,让人摸不着头脑。假如研究殷商考古的学生,与管理和公共政策专业的学生,学习一年之后,同获一种叫作‘中国学’的硕士学位,那我们就不得不追问这门最新出炉、涵盖广阔的学科,究竟应归入哪一门学问。
 
  席间不少老师表示认同高老师的质疑。伯克利大学博士毕业、现任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禾教授提出,“中国学”原来是美国冷战期间由中情局和美国军方建立的研究前苏联、东欧、中国等敌对国家的领域,它既不是专业也不是学科,不是传统的系的建制,而更多是一个中心,例如东亚研究所里面有日本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
 
  “这是areastudies里面的研究。只要研究敌对国家的语言,就能拿到congress的钱。所谓从外交的角度了解中国,也就是‘广义的情报’。”
 
  在北京大学新闻网5月4日的报道中,曾提到王恩哥校长出席了香港百贤教育基金会对燕京学堂项目的捐赠仪式。据说校长在捐赠仪式上发言: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昌盛以及文化的不断繁荣,‘中国热”正在世界各国迅速兴起。北京大学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家战略的需要,启动“燕京学堂”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国家领导和海内外教育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北京大学一定能把燕京学堂办好,打造出全球领先的‘中国学’教学研究中心,培养全球各个领域‘了解中国、热爱中国、贡献世界’的未来领导者。”
 
  显然校方要设置的“中国学”,并非国际传统定义上的中国学,而是与“国学”“汉学”有些相似之处的“独创性学科”,不管在命名还是课程设置上都有些不伦不类。
 
  北大中文系张鸣教授说:“我觉得这样的设置有些傲慢。我要了解张三,要做关于张三的研究,所以我建立一个张三学,这很正常。但你有再大的学问,再值得研究,也不能建立一个张三学来研究自己吧?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设立这么一个荒谬的学科,根本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学理范畴,还是用英文教学讲‘中国’,实在是荒谬。”
 
  广大师生反对的“燕京学堂”项目匆忙上马,经不起推敲的“中国学”旗帜高高飘扬,着实叫人意外。“我没有想到,这个项目的调子喊得这么高,到底椅子的后面都坐的是谁?”
 
金碧辉煌的燕京学堂效果图(曾用)
 
  谁为棋局谁为子
 
  刚刚过去的7月1日,是北京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年年的毕业典礼上,校领导的讲话稿总是不变的理想主义色彩。略显讽刺的是,今年王恩哥校长的演讲稿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北大人应该如何作为?我们除了与时俱进,紧紧跟上时代的潮流,更需要坚守什么?哪些东西需要不断变化?而哪些东西又需要亘古不变?”
 
  可“变革时代,如何坚守”不仅是毕业生们要思考的问题,更需学校自身做出表率。从入学一日起,母校就教育我辈要做一个“仰望星空”的人,新生入学手册上印制着至今不敢忘记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渭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前不久风靡一时众星云集的招生宣传片《星空日记》也大打理想主义牌。“言”与“行”的严重不一致实在让人想不通,“燕京学堂”项目到底何来的底气,逆民意而行?
 
  “听起来燕京学堂是以我们熟悉的一种方式的大型的‘办班’方式又做了一个班……我的想法本来是愿意办你们就办,有人愿意来就去,但是后来看起来这个东西影响和那些是不一样的。唐晓峰教授说。
 
  “它的影响比想象中大很多,仿佛代表了教学改革的一个战略性的大举措,而且是属于改革中的一步重棋,这是非常需要慎重的。既然校方把它说成是具有战略影响力的东西,就应该非常慎重,从一开始就进行谨慎操作的。”
 
  翻检北京大学的改革史,新事物层出不穷:代表信息化教育的“网络平台”、代表通识教育的“元培计划实验班”(后改为元培学院)、代表多元教学模式的“小班教学”、改系建院、教学评估……近些年,“接轨国际化”已成重要改革潮流。2012年,时任校长的周其凤称:“北京大学欢迎更多外国留学生到北大来学习,我希望把北京大学留学生的比例提高到20%,通过北京大学的培养,他们也应该是他们本国最好的学生。”(广州日报,2012年3月10日报道)
 
  “与国际化接轨”的具体操作,不光是提升留学生的比例,还有提升英文授课比例、鼓励北大师生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增加外籍老师聘募、模仿国外授课形式等等。但事实上,以“提升英文授课比例”为例,此类改革措施容易流于表面——用英文的PPT,但讲课还是用中文,似乎也不失为条件不成熟情况下应付指标的一种对策。
 
  唐晓峰老师评价北大的教学改革:“我们好像是一直奋勇往前走,但从来不反思我们做的对不对。到底做得怎么样?到底是做得好,还是什么用都没有?我们都没有人认真地总结,改革过程中也没有这样一个总结机制。好像只要提改革就是好的,哪怕你知道实际上是错的,也不能说,只能再拿出新的招来继续改革。”
 
  大学教育,往往代表了国民教育的最高水平,号称“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清华尤甚。看似普通的教学改革,有时亦承担了一定政治、外交和社会功能。
 
  刘禾教授提到,高校加强国际化、进行全球化布局,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比如说,芝加哥大学看斯坦福大学在北大圈了一块地,纽约大学说我们怎么办?纽约大学在上海办了一个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又说我们怎么办?美国大学做这些改革是因为受到了全球化的压力。这些学校可都是曾经以‘教授治校’而闻名的地方,但这些大事都没有征求教授们的意见。知识分子虽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研究者,但在关于“如何更好地传播和研究知识”这一自家的战场上,却往往败阵于当权者。
 
  来自中科院的黄纪苏老师沉默已久,被邀发言。“我刚接到会议通知的时候还以为是来开捧场大会的,那我没什么好说的,要是开批判会我倒还能说几句。”他的很快将话题集中于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选择:
      “坦率地说,改革开放之后,一看,知识分子怎么都这样了,反倒让我觉得80年代还是好的,那时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后来一造反就闹翻天。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知识分子开始被买断,给他们安定团结费,发现还真管用,这些年于是不断地加载歌载舞费。”
  言辞激烈,但几分道理直剌剌说出来才明白。我没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意思,中国有很多好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很多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这一次的燕京学堂,也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他们起码也是学术官僚,但给我的感觉是什么?要求荣华富贵。你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一定要把静园那个地方修得跟养心殿或者是储秀宫式的?只需要几间普通教室就足以。你说苏格拉底办学,有两棵树有一点草,找一帮人在那聊聊其实就可以了。
  下棋的手,不管是否上升至国家利益或全球布局,但明明白白的棋子是知识分子当中著有权势的一批。他们当中不乏占据高位者,曾经绶带加身、或许著作等身的是这样一批人,也曾登堂讲课、研习传授经典的是这样一批人,如今藐视民意、欺上瞒下、拿他人的牺牲为自己仕途开路的还是这样一批人。
  “这件事,刚才有朋友提到我们的改革是需要反思的,知识分子自己也要有反思。知识分子在社会中起的作用是什么?今天的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已经成了这样了,如果我们的政治精英跟知识精英不做出一点榜样来,光鼓吹价值观,没有人做样板是不行的。我们的政治精英开始清查腐败官僚了,我觉得学术精英这个事也应该做起来。大家能不能、愿意不愿意换个想法,我们就是为了中国老百姓服务的,老百姓需要这些东西就弄这些东西,不需要就不弄,我不是世界一流大学怎么了?大家应该好好通过北大这件事反思反思,我们对这个社会能起什么比较好的作用?”
夏天在静园草坪上读书的女生
  回到静园
  相比燕京学堂,苏世民学院在清华大学并未激起这般“民愤”,一方面是因为该学院明确定位为“培养世界领导型人才”,并无暧昧不清之处;另一方面,校方关于基础建设资源的分配方案也颇为妥当。
  “也没人说把我们清华的‘静园’也给占了。现在苏世民学院的选址,是我们清华的学生浴区,就是原来大家去洗澡的地儿。它把那一块地方给拆了建苏世民学院,反而现在我们都能在宿舍里洗澡了,比原来方便不少,大家自然也没什么意见。”一位与会的清华学生提到。
  在6月20日“静园小组”向北大校方提交的问卷调查结果中,明白清楚地统计了:反对“燕京学堂”项目本身的人占四成左右,而反对“该项目选址静园”的人则多出许多,占到九成。
摘自北窗6月21日刊登的调查报告数据:静园小组
  如果我们整理一下自5月初燕京学堂项目出现在人们视野之后的大事件时间表,则会看到:
  5月6日,校方宣布正式启动“燕京学堂”项目,并开始高调宣传;
  5月10日,燕京学堂筹备组通过一份名为《关于燕京学堂校舍建设的说明》表示,现在的6个院落中部分古建筑将“装修改成学生宿舍和教师办公室”,并且将在静园草坪“偏南侧地下区域建设教学设施”;
  5月中旬,燕京学堂官方发布的效果图在网络上被指“高级会所”,而封闭静园、改造为留学生宿舍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激起轩澜大波;
  5月25日,北大英语系的高峰枫老师发表《谁的燕京学堂?》一文,在网络上被广泛转发;
  6月5日,通过官方微博等渠道发表声明称,“将不在静园地下建设教学区域”;
  6月6日,燕京学堂项目召开招生宣讲会,主讲人、项目负责人之一,北大哲学系的王博教授面对到场学生和校友的提问,回应模糊,多次避而不答;此次会议上失望而归的北大学生开始采取行动,成立了新浪微博账号“静园小组”;
  6月18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文章《北大”燕京学堂”选址引争议学生指校方决策不透明》;
  6月20日,历经数周问卷调查的静园小组已经完成了3082份有效样本的收集和分析,并将数据报告与一封真挚感人的信送达北大校领导,要求项目信息公开、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6月21日,北窗受静园小组委托,发布《特稿|争议何在:燕京学堂项目调查报告》,转发近千,单篇文章点击阅读上万;
  6月24日,燕京学堂的项目主任、北大姜国华老师给静园小组回信,提出了一对一的邀约,“受领导委托,诚意邀请各位同学随时与我联系,我们一起坐下来,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沟通和讨论”;静园小组的同学随后回复,“我们只是问卷调查者,自觉不能代表3000多位师生接受邀请。如果学校有相关的听证会和公开座谈会,我们几个很乐意作为关心学校建设的一份子参加。”
  6月27日,北京大学党办校办、燕京学堂办公室发布《关于举行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专题沟通会的通知》,时间定在了7月9日上午,与6月6日的宣讲会不同,这一次,校方要求参与者事先填写报名表和个人信息。
  这样一路看过,若说知识分子是蚍蜉撼大树,却并非一点作用也无—高峰枫老师的文章、静园小组为代表的学生群体的几次努力,已将这一披着华丽衣裳的项目推至公众讨论的台前;若说知识分子改变了什么,却又为时过早——校方并未做什么实质性表态,此次意见征询到底是“疏导以防民之口”还是实实在在考虑反对意见、做出项目方案的切实改善,还未可知。
  而6月27日公布将在7月9日(周三)上午举行的座谈会,可谓校方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毕业生已办妥毕业各项手续、在校师生已进入放暑假状态、校友们(除非是失业校友)很难在工作日的上午翘班参加——究竟还能有几人到场?这样不知是否特意的精心安排,会不会推动这一场专题沟通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无用的大会”?
  在“活字谈”的民间交流会上,我忍不住向老师们提出一个问题:“学生们努力了很久,但现在的情况,静园似乎就要暑假开工。如果学生们想阻止静园被变作留学生宿舍、成为‘校中校’,还能够怎么办?”
  老师们各自对视,陷入沉默或思索。
  刘禾教授心直口快,“我要向静园小组、北大的学生致敬。因为你们的存在,北大精神还没有死。”可向来涉及“怎么办”的问题,总是所有讨论中最为关键、却也最难有定论的部分。不少老师出自关心劝说学生们“保重自身、切勿冲动、否则可能付出惨重代价”,也有老师无奈地表示“我们也非决策层的一份子,对于校领导的影响力,可能还不如你们”
  中文系教授李零将一句话直说了几遍:百无一用是书生。
  “我们有时候我也觉得很无奈,因为北大是个敏感的地方,有什么意见都很容易被当做制造动乱。拿我们教授住的住宅区蓝旗营小区来说,大家都知道弄得乱七八糟,没有人敢抗议。我找过一些真正有地位的学者,像XXX教授,我为了打动他说,四号楼有一个教授住在最高层,楼都裂了,只要一拉电灯就憋了,我说您去看看,他说,‘我说话不管用’。”老师叹了很多口气,屋里其他人都沉默着。
  “那次我发觉很多教授都不愿意签名,我可能也是比较傻。上一次北大文科迁到兆基人文苑,很多系都不满,我和好几位有身份地位的教授说,我很想发起一个签名运动,起码有30个教授也可以了,但大家都说人微言轻。所以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给社科处写了一封信。过去我们碰到学校里的一些事,我们可能能够做的是非常有限的。”
  正如高峰枫老师最初发表《谁的燕京学堂?》之后,虽然众人鼓掌称快,却也不免担忧这样仗义执言,会否被校方穿小鞋。敞亮来说,人虽非草木,然而衣食前途受制于人,教授们在许多重大事件面前不愿开口说话,学生们面对校方的私下邀约不敢参加,也是情理之中。
  想起前不久的韩国电影《辩护人》,这部取材于“釜山学生联合读书会”事件、替被政府暴力镇压的学生说话的电影,有太多情节背景与中国相似。电影中有一段是宋律师为被关押拷打的学生们辩护,他说:
  “学生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互相交流思路和想法,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吗?我觉得,大韩民国应该给他们颁奖才是,怎么会抓起来拷打呢?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学校教育学生们要爱国,他们现在的做法正是爱国。如果这样的学生都叫做反动学生,那么不如说我们的学校才是反动学校,国家才是反动国家啊!”
  到座谈会的末尾,李零老师的总结已有沉重之音,“我们在学校里已经是秋后的蚂蚱了,但同学们、还有年轻的老师们,还要在这个学校里呆很长时间,你们还要继续。我们批评北大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爱北大,北大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是中国近现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校,它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反复追寻的。很多人也都说北大的精神没有了,魂兮归来,大家都这么爱这个学校,我想大家都不愿意这个学校坏下去。今后很多的事还是靠你们大家,我们真的是没用了。就说这些了!”
  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权作百用功。
 
  燕京学堂一事发生后,不少人称“已对北大失望”,而看到静园小组等人的努力,又终于“觉得北大精神还是在的”;还有人表示“早知道北大有‘静园小组’这样的同学,我当年就不去清华,直奔北大了”。时代变幻,利益纷争,大至国运,小至一方校园的守护,“书生”的作用能有多大从来难定论。然而让人欣慰的是,始终还有人在那里,还有人在努力。今时今日不知能否扭转时局,但至少,后人能从历史中感受到呼应,感受到那些渺小的、坚持的勇敢,因此不觉得自己是在黑暗中踽踽独行。
  文章结尾,我想引用北大戴锦华老师在今年一月作客凤凰网的一篇访谈实录:
  “当年那些有一点矫情的诗句今天都变了,就是你不要问那避难钟是为谁而鸣的,那就是为你而鸣的……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社会身份,知识分子跟你有多少知识没关系,知识分子只跟一种社会功能位置相关。知识分子是什么?是站在弱势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在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去对抗强者、去对抗强势、去对抗主流。你出而做这件事,那一刻你是知识分子;你退到书斋当中读书,你就是个读书人。”
  那个访谈的结尾,戴爷还分享了她很喜欢的一部苏联电影中的话,与“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论调恰成奇妙呼应:
  对于宇宙来说,地球是年轻的星球,在年轻星球上,人类是一个极端年轻的物种。人类还年轻,人类应该活下去,但是类必须为自己活下去提供它的前提和创造它的条件。
(据2014年7月2日《北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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