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翹楚 2020年9月26日
寫在前面的話：我們要圖文並茂的書寫我們個人的歷史，日後再提起2020年，我的故事，是自我的脆弱與掙扎，是與愛人的堅守與分離，是共同體之間的守望相助，還有作惡者的齷齪嘴臉……他們可以阻止我們發表什麽，但是我們經歷過什麽記住了什麽，依舊無法被控制。再次開始戰鬥的時候，別忘了嘴角保持微笑，心裏唱著自由的歌。
2020年6月19日是我取保候審的日子，也是許志永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轉往臨沭縣看守所的日子。囯保的車距離我父母接我的地點還有幾百米的時候，他們解下罩在我頭上的衣服，4個月后重新看到我，見我下車時四肢都無法控制的發抖，我媽媽抱著我哭了很久。從“小監獄”回到“大監獄”，我最牽挂的人卻沒能重獲“自由”。那一天，我爲自己能出去但他卻被送往山東而難過不已，我前面有一條孤獨而黑暗的路，我站在路口，隻身一人。
今天距離6月19日已經100天了，抗爭和公共表達是自我賦權的過程，支撐我走下去的，是對“公民”的理念認知、是對伴侶的感情、是身邊朋友的支持、是每一次跨過恐懼後對自己說“還能不能更往前走一些？”顫顫微微的走路姿勢也許不好看，但我總相信會迎來翻盤的那一天。
戴手銬，跨新年
提問：“2020年的自己有什麼變化嗎？”——回答：“勇敢了一點點”
2019年的夏天，有一次乘地鐵，許志永因爲查身份證的事情跟協警爭吵，我遠遠的躲在一邊，心裏想著“可千萬別把我們帶去派出所呀”，那個時候遇事便躲的我，可能不會想到半年之後的生活吧。
當時我剛被確診抑鬱症，開始接受藥物治療和心理輔導，工作業餘的大部分時間，我跟志永一起關注著不斷發生的公共事件，也盡力去做一些什麽。我能記得的事包括：6月28日，走了四年多“尋夫路”的李文足第一次在監獄中探望到王全璋；7月4日，被帶走一個多月的張寶成被正式逮捕，這已經是他的第六次入獄；7月23日，伍雷律師被吊証，他是大幕拉開時，那個悄然退場的人；7月24日，長沙公益仨被抓，我作爲志願者在群裏幫忙翻譯快訊；7月29日，黃琦被重判12年，他在年月的囚籠中，教曉人們何爲自由與良知；8月12日，張賈龍被從家中帶走，1個月後被正式逮捕；9月19日，陳雲飛因爲對香港的關注被刑拘；10月17日，雪琴被廣州警方刑拘，而後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10月31日，覃永沛被南寧市警方抓捕；12月17日，祥子被帶走后行政拘留……
也是在那段時間，我學會了如何操作wordpress和github，我和志永一起整理了他的兩百多篇文章和公民運動的各階段大事記，做了“美好中國”這個網站：https://cmcn.blog/，當時他半開玩笑的說：“我將來要是被抓了，你就讓大家通過這個網站認識我吧。”
志永離家的具體日期我記不得了，只記得是在北京的第一場雪過後，他像往常一樣親了親我便出門了，過了一會兒發來信息說成功甩掉了跟蹤他的國保上了地鐵，我問他這次出門大概要多久才能回家，他再三保證要在我29嵗生日前趕回家。
12月27日，我突然在網絡上看到了丁家喜律師和另外三位公民被抓捕的消息，心裏一緊。隨後收到志永發來的信息“親愛的，我可能會在外躲一段時間，如果我出事，你就去找我姐姐簽律師委托書，照顧好自己，愛你”，我愣在那裏不知如何回復，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慢吞吞的打了幾個字“注意安全，我會一直在的”。之後，我便與他失去了聯係。接下來的幾天，我拿著手機不停的刷twitter和facebook瞭解事情的原委，也僅能從志永還在更新的狀態獲知他還安全。我整晚失眠，邊看手機邊哭，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麽，也不知道可以向誰傾訴。
12月30日，我終於收到了志永發來的郵件，他說自己還算安全，并把已經完成的“美好中國”文集發給我，讓我更新在網站上。我找了閒咖啡館開始在網站上錄入他的文章，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下午看新聞時，猛然看到了王怡牧師被重判9年的消息，又震驚又難過，覺得有片烏雲飃過來把我整個罩住了。之後，我在郵件上問志永“如果會走到判決那一步，我們申請結婚好嗎？我無法想象漫長的時間裏都無法見到你”，他回復我“我也很想與你結婚，但我們也要有心理准備可能在申請程序上會很艱難。”看到他的回應，我破涕爲笑，覺得那一刻，就足夠了。
12月31日上午，囯保開始了抄家和傳喚，我亲身体会到了法律与真实的缝隙有多大：“寻衅滋事”原来可以是因为“连坐”；被关进办案中心原来可以被署名“无名氏”；甚至有国保在讯问的时候还提到我当天上午在他们抄家时要搜查证的事情，讽刺道：“你一个学经济管理的，哪懂这些，一听就是许志永教你的吧，别说我们有这些手续，就是没有，想找你问话，你能怎么办？”
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我便過上了每日出行被监视跟踪的生活。开始的几天，我在手机上记录着自己绝望无助的心情：“今天跟踪我的国保是个彪形大汉，长得好凶”、“他们凭什么可以明目张胆的盯着我，丝毫不感到心虚”、“我不能允许自己习惯这样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公民应该遭遇的事情”……
1月9日，在郵件中和志永商量之後，我终于鼓起勇气公开了自己被传唤的具体经过和事由（《戴手銬，跨新年》），我需要把自己置于阳光之下，用真相去对抗打压和骚扰。
和你抗爭，我很愉快
愛，是一種堅持到底的冒險，是對於真正民主自由的信念，愛著這片土地，在不可能中行動，站到強權的對立面，謝謝你，始終頭顱向上。
1月初，國保找到了我所在的清華社會學系項目組，之後我便失去了工作。接下來的日子，我的日常生活變成了：看郵件、寫郵件、更新網站文章、聲援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4位公民、公開隨時會出現的打壓和跟蹤。
我與志永通過郵件交流正在發生的公共事件、如何聲援被捕公民，也通過郵件表達思念，分享彼此的生活狀態。他每天一定會問到我的情緒和看診狀況，他的安慰、樂觀、從容，讓我在那樣逼仄緊張的環境裏依然保有著内心的平安，我想，温柔一定是根神经，断了就无法再次缝上，志永在历经痛苦和暴力的考验之后仍能幸存——罕见的壮举——他依然保持温柔。在他的鼓勵下，我從原先懼怕被跟蹤，到之後追著跟蹤我的車輛拍照，還學會了一些特殊的技能，比如：辨別自己是否被跟蹤、甩掉跟蹤自己的國保。
1月23日，新冠疫情爆發，武漢連夜封城，民眾在「大國敘事」中顯得如此「微不足道」，冰冷的死亡數字背後是一個個家破人亡的故事：武漢漢陽一名女子在家中陽台用臉盆「敲鑼救母」，為重症母親哭求一張醫院牀位；70歲的尿毒症患者疑似患上新冠肺炎，無法在醫院透析，也等不到社區安排核酸檢測，跳樓身亡……我從那天起也投入了志願者工作，為武漢疫情病患家屬提供些線上幫助。志永那段時間的文章也與疫情有關，他逃亡期間上網不便，我在志願工作之餘也會隨手將當天的相關新聞整理好發給他。
我每天都會擔心他在逃亡期間的基本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在寒冬裏自己的祖國流亡從不是書面上那麼「浪漫」。所以至今都很感謝像楊斌律師那樣的朋友，ta們的相助讓他在那個寒冬逃亡期間也保持了生活上的體面，不至於太狼狽，即使被帶走的那一刻也可以衣著整潔、從容不迫。
2月14日是情人節，志永一早便給我發來他錄好的節日視頻，我們兩人在緊張工作之餘也抽空給了對方祝福。那也是他被抓之前發給我的最後一封郵件。2月15日晚上，有朋友聯繫我說志永可能被抓了，我忙完手頭的呼吸機對接工作，一封接著一封的給他發郵件，一個人在房間裡無助的哭著，沒能等來他的回覆，卻等來了深夜上門抓我的國保。
我的指定監居時期
肉身是柔軟的，人不是政治或運動的機器零件，我們要多努力，才能把自己活成生命常態。
關於指定居所檢視居住的細節經歷，我已經公開了被抓捕當天和在辦案中心被傳喚的過程，還會繼續公開，我在這裡想分享的，是自己關於這段經歷的感受。
我的頭腦中留有很多碎片化的東西，比如：
黑頭套和手銬、封閉的房間、24小時的白燈光；
貼身監視的看守們、嚴厲訓斥我或和顏悅色的管教、白大褂和藥片；
固定的坐姿和睡姿、24小時的監控錄像和對講機、不冷不熱的白開水；
對陽光的渴望、默算時間的方法、異常敏感的聽覺和信息捕捉……
我的記憶力在那段時間裏出奇的好，我記得每個審訊人員的相貌特徵、說話方式、角色扮演、甚至走路的聲音……他們說我犯了重罪，我經常不敢開口，害怕一開口便掉入陷阱，但審訊期間卻是我唯一能說話的機會，孤獨感有時也會讓我「盼著」被提訊。
我產生過斯德哥爾摩：我在「悔過書」中感謝他們給我吃藥；我因為情緒原因經常飯後嘔吐，氣急敗壞的管教訓斥我，威脅要把看守人員從2個換回3個、取消活動時間，我竟為自己的嘔吐向ta道歉，近乎祈求；我哭泣時，看守人員遞給我紙巾擦眼淚，我對此表示感謝；審訊人員在訊問時帶來的橘子、巧克力和鍋巴，我都吃下了……
我支撐在那裡的很大動力，來自於我知道，那段時間是我幾個月或者往後幾年裏，能距離許志永最近的地方。我特別渴望有什麼特殊功能或者心靈感應，可以與他「對話」。審訊人員把我們的合照存在電腦裏拿給我看，我竭盡全力的想把照片印在自己的腦子裡。我一遍遍的想我們相處的日常生活，讓這些情節也能出現在夢境裏。
我學會了默想曾經看過的電影、詩歌、小說，來填補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大片時光，那些珍貴的記憶，也讓我可以將被「洗腦」的內容慢慢過濾出去，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讓自己變成他們所「規訓」的機器，我幾乎用盡了全部力氣。
6月19日上午，當國保向我宣讀《取保候審決定書》的時候，我略顯麻木的坐在椅子上，並沒有可以重獲自由的欣喜感。更多的是迷茫，不知道出去之後，只有一個人的這條路，要如何走下去。出來後的第二天便嘗試疏離自己在裡面的經歷，竟對有些痛苦的片段失去了記憶。我們的社運經常強調一個人要好堅強，不畏懼任何磨難，展露自己的軟弱是不被鼓勵的。更多的關注和宣傳給了更宏達壯烈的主題，但心理創傷被很多人忽略或者污名化。
我在剛出來的那些天，驚恐、夢魘、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警覺性高、創傷性閃回、四肢發抖……同時，也把自己活成了「準地下工作者」，與朋友見面時會小聲說話，警惕的盯著四周。同時，我的父母擔心我的安危到神經過敏的程度，經常「自我審查」，擔心我每一次出門，擔心我說話太多，擔心我身邊有「告密者」，甚至擔心國保對我印象很壞，我感到，我們整個家庭都患上了「偵查狂躁症」。
我經常夢到自己寫悔過書的情境，內疚感和屈辱感不斷這麼著我，我不斷的自責：為何恭順的站在那裡，看著他們亂翻我的東西，給我戴上手銬和黑頭套呢？為何順從的要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處呢？我有什麼可留戀的嗎？孤立無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縛，這種感受控制著我。我們為體制所壓迫，我們每個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建造這一體制，可我們結果甚至無力做出消極抵抗。我們的服從使那些積極為這一體制效勞的人能夠為所欲為，一個罪惡的空間得以形成，怎樣才能逃離它呢？
打破沉默，直面恐懼
如果不能勇敢的講，那就不能自由的行動。我們應該不迴避、不嫌麻煩的講，還要講出細節、創傷和軟弱，那些避而不談、隱而不宣的，正是他們害怕我們去做的事情。
6月19日出来之后，我便進入「消聲」狀態，不敢對外聯繫，害怕自己再被抓回去。6月24日，我顫抖著發了出來之後的第一條Twitter，雖然只敢發一張隱晦的圖片，但也為自己能邁出第一步而高興。不久，國保的電話打過來，說他一直在觀察著網絡上是否出現了我的聲音，告誡我要「像消失了一樣」。6月25日，我發了第一條帶有文字的Twitter，說道「他們警告我要像消失一樣，好害怕被消失」，發完之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聽到電話鈴聲就緊張。但我知道，國保決不會因為我沉默、躲避、配合，就不來打擾監控威脅我，既然怎樣都無法避免，何不奮力博一下，也許能爭取出一片不小的空間。
7月8日，志永的二姐第一次去看守所存錢，先是說查無此人，又是說必須經由專案組同意。從那天起，我開始為案件程序中不合法的行為（比如化名關押、不讓律師會見、不允許通信）在Twitter上發聲。7月13日，我開始針對這些情況向臨沂市公安局申請信息公開，1個月之後再行政覆議，之後等著行政起訴。8月27日，我開始了為自己的權利受損情況進行信息公開申請的過程。每一步的努力，都有ta的價值，哪怕就是讓大家看到：作為家屬和個體，在中國依法維權有多麼困難，這都是有意義的。
隨著我的發聲和行動，國保的約談也開始比較頻繁，國保的人數從2個、到3個、再到4個，每一次接到電話，我都緊張得心跳加速，約談時基本很難應答自如，大部分時間就是保持沉默。但每次回來，我都會硬著頭皮把過程寫下來再公開出去。最近的一次約談，國保又變回了2人，說話態度也有所調整。從最開始我刷個存在感都會被警告，到現在來看，已經有了一定的發聲和行動空間。只有我自己能體會整個過程中，自己是如何的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我孤獨到必須發聲，又孤獨到隨時有可能無法再發聲，到時還有誰可以接力呢？我還不敢去設想這樣的結果。
8月19日，我公开了自己的第一篇指定居所檢視居住細節經歷，8月24日公開了第二篇。之後頻繁的威脅和約談打亂了我每週一篇的計劃，但也無意中幫我擴大了宣傳、吸引了更多人的關注。我還會繼續堅持公開下去，义愤填膺很容易被时间消解，但只有事实不会改变，即便所有人都忘记了，它也有着自己的见证者，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对真相的追问和作惡者的追责。無論是暗地里的打压威脅，還是公然的颠倒黑白，都不能再隐忍和沉默。
我们需要分辨出权力希望我们感受到的恐惧是什么。那是对惩罚、驱逐、入狱的深层恐惧。我们需要具备一起言说恐惧的能力，因为这展示了有人与你并肩作战的联结性。我们需要抛掉对个人英雄、个人公共知识分子和个人勇气的执念，意识到我们有支持彼此的力量，为创造一个恐惧感更低的世界作出努力。
需要對抗的，不僅是打壓，還有抑鬱症
抑鬱症並不是絕對的災難，ta也會給我超乎想像的堅強，堅持治療是因爲，我始終在乎我自己。
在抗爭的過程中，我的抑鬱症時好時壞，從未離開，輕生的念頭、自傷的行為，我都有過很多次。志永陪伴我的時候，我有時會把自己關在衣櫃裏，抱著大衣問著衣服上的味道，感受自己好像不是個軀殼，他會盡量勸我把衣櫃開一個小縫，他坐在衣櫃外的椅子上，一隻手握著我，安靜的待著。
出事之後，我的抑鬱症更加嚴重，醫生給加大了藥量，而我因為第一次的傳喚經歷，擔心再次被抓後被藥物所牽制，自己經常不遵照醫囑的偷偷減藥，情形反而更糟糕。我時而像一灘泥躺在地上，什麼事都做不了。但終究憑著對這個世界很多的摯愛、景仰與好奇，不懂、不捨和不甘心，以及那氣若游絲的對未來生活的期待，我學會了接受自己的疾病，並帶著ta一起，在這個黑暗孤獨的路上繼續走，爭取走完它。
我不是孤島
抗爭還可以因為，我不要留下同伴，而，「同伴」不只是同一案件的家屬，還有所有案件的家屬，還有所有追求自由公義的人們……
709家屬的出現，成為了家屬抗爭的標準範本，可是我知道目前的環境情況與她們還是有區別的。那麼，怎麼辦呢？
最先與我連結的，是同一案件中丁家喜律師的太太勝春姐，一天又一天，我从她的twitter，见证了她是怎样“用尽全力”通过网络为自己的丈夫呼吁：丁律师被失踪的第10天，她开始制作自述视频，讲述关于丁律师的故事，呼吁更广泛的关注；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0天，她尝试用中英文双语发布视频和案件进展，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8天，她在华盛顿街头举牌；丁律师被失踪的第32天，她开始制作“一人一视频”，发动身边的朋友为丈夫发声；丁律师被失踪的第43天，她开始征集签名给公安部长寄信；丁律師被失蹤的第271，她為丈夫的發聲出現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她共給丁律師寄去了15封信，她為了維護丁律師的通信權，不懈的對相關部門進行控告……那種堅持的韌性一直感動著我，在我無力時，只要看到勝春姐還在行動，我便會重新去恢復力氣。
程淵已經被任意羈押了三百四十多天，为艾滋病感染者、乙肝病毒携带者服务，推动消除计划生育、户籍制度改革是他长期的工作，从2019年7月以颠覆国家政权刑拘后再无消息。他的妻子施明磊顶住压力和威胁为他奔走发声，也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温柔的力量对抗着不公义。我看到明磊姐，也就知道了程渊是一个多么好的人。近期，長沙公益仨傳出被秘密審判的消息，我在那一天幾乎泄氣，但第二天早上醒來，看到Twitter上明磊姐抱著小豌豆，一副「滿血復活」的樣子開始去法院打卡，我激動到落淚。
此外，端點星案陳玫的哥哥陳堃、蔡偉的女友紅波，藝術家追魂的妻子劉立姣，余文生律師的妻子許艷，覃永沛律師的妻子鄧曉雲，詩人王藏和他的妻子王麗，疫苗寶寶的媽媽何方美，黃琦的媽媽蒲文清，還有已經絕食多日的張展……我掛念很多人，虽然可能素未谋面，但這就是一種“共同体”的感覺，我们扎根在共同的土地上，共同等待着融雪和春天。
而除了正在發生的案件之外，我的共同體也包括了所有的抗爭者。ta們曾出现在冤案家属身边、遭遇不公的劳动者身边、遭受暴力和迫害的访民身边、面临驱赶的城中村农民工身边……但因着铁塔中的肮脏和龌龊，他们的发声成了“罪”，在“谈政治色变”的环境里被边缘化、污名化。
言說即抗爭
我們要學會帶著積極的態度，按自己的能力、視野、時間和負擔，嘗試更豐富的社會反抗形式，保持一個「真誠、負責、有尊嚴」的自我。
我知道自己需要社會支持網絡，但是沒有現成的怎麼辦，那就自己開始嘗試建立。我首先與自己有過類似指定監視居住經歷的小伙伴組成了互助小組，获得了安全表达和被理解的空间，并且知道自己并非孤身一人，重拾继续生活的信心。
但如果我不想止步于此呢？如果，我們想让更多人了解我們奔走呼号的意义呢？如果我们不仅想要舆论转瞬即逝的关注，还想要长效的社會共識呢？如果，我们希望对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概念理解，不再必须以同样受害为代价呢？
我想，這也是我公開自己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經歷的意義所在吧，很希望能夠鼓勵到更多的親歷者說出自己的經歷和故事。或许这其中从来没必要有“我们”和“他者”的区别。在一个强大的體制面前，我们可以做的，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空间，降低权力对个体的碾压、伤害。
結語
前段時間去拍了穿婚紗的造型，很想今後有機會把照片寄給許志永，想讓他知道，與他在一起的時光是幸福的，與他共同抗爭的生活也是喜樂的。被傳喚的時候，被跟蹤的時候，被約談的時候，被指定監居的時候，那些經歷總會教我成長和堅強，對比在那些已知或未知的困難面前，我其實在遇到美好事物時最為思念他，遺憾他在我最好的年紀時，無法在我身邊。
一路走過來，我也許無法回到原先的生活軌跡上了，我漸漸在奔走呼籲的過程中看到了更多的家屬、行動者，也漸漸看到了所愛的人、自身的權利、下一代的生活環境，我終於意識到，原來「人」可以是這樣的，可以去選擇正直真实地活着的。
只要許志永尚未自由，我便不會停止發聲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