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公民记者张展因只身前往刚刚解封的武汉疫区调查、报道，被以涉嫌“寻衅滋事”抓捕，在被关押4个月后，张展一案已经转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此前传出张展为了抗议不公正的关押已绝食数日，身体极度虚弱，其亲友非常担心她的健康状况。
一直关注张展案的公民王剑虹为张展发起请愿，希望中共当局不要再继续迫害行使公民权利讲真话的张展，立即无罪释放张展。（链接：http://chng.it/ykZJrnKG2g）
中国公民运动网收录了张展在武汉期间的部分文章在此发表，冀各界继续关注张展的境况。
张展：汉口火车站，逃难的中国人
4月8日的汉口火车站人流明显加增了。没有网上说的开车的人可以按长笛和踩油门发泄。火车站站外等着的人大部分是农民工，沉默或是在低语，而某些对话，有人明显带着痛苦。
A 他是应城人，被圈在这个地方将近三个月了。他说住在单位宿舍，每天吃泡面。我问他回家有什么打算，他说先回家歇息调整一下。还会回武汉吗？他说，也会，不过过些时候吧。我说怎么看封城的影响，他说影响太大了，外地人都瞧不起湖北人，招工明确不要湖北的。将来湖北人的日子难过啊！多少没有积蓄的人，以后日子怎么过，是一个大问题。自己的钱都快花光了。我说有没有想过向政府索赔，他说那怎么可能呢？我说责任与错误不是在政府吗？他听了腰板直了直。我查了一下地图，应城距离武汉才74公里，而他真的是被一声令下原地呆了几个月。我心里想，真的好听话啊。我问他回家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最起码可以做饭吃吃吧。
我根本没有感觉他有网络上流传的自由的欣喜。就是逃难的感觉。逃难，只是摆脱一种痛苦的方式。
B 很年轻，我问他在这个城市被关了好几个月吗？他说才来几天而已。我问说你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来这边吗？他点点头。我说还会来吗？他突然就情绪不太好了，沉默了几秒，说不好说了。我说是因为工作的事情吗？他无法说话了。我问是很难说吗？他难受地嗯了一声。我不好再问下去。
C 一个四川口音的女人。她谈话中不断地用手往上拉变灰了的蓝色口罩。她说要回娘家，她娘家在四川。她说她结婚了的，就在武汉。我问她回去干什么？她说原来就在那里的。我心里想这是不打算要自己的家了吗？还是她的观念里家还在四川。她在这里几个月肯定呆地很不开心。我问她为什么要来这边。她的眼睛一酸，头撇过去。
D 是学校的毕业生，即将去往江苏某厂区工作。我问他具体做什么工作，他给我报了公司的全名。我问他学的什么专业，他说开船的。我说这份工作和专业有关吗？他说没有。当初是因为兴趣选择专业，还是家人推荐的，他说是自己填的，但填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我问现在这个工作是自己喜欢的方向吗？他说还不知道做什么。他说的时候，有点迷茫。而我很显然提到了很沉重的问题，他非常沮丧。
E 是几个四川凉山的彝族人，他们说话我听不太懂。不过他们懂汉语。他们打算回家，不在这边呆了。我问家里工资高吗？他们说这边工资高。但还是想回去工作，这边太可怕了。我说为什么？因为瘟疫吗？有人点点头。我说因为没有自由吗？有人点点头，说已经躺在床上睡觉两个月了。
我想如果如网络所说，把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旅途就能称之为自由的获释，那岂不是自欺。因为决定人们离开这里的结果是目的地。另一个出口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出口?还是一种短暂的逃避?这些离去的人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他们只是在解决当下，根据当下这短暂的推动朝前。这是他们当下的选择。
长期来看，这没有真正地在改变处境。也许没有人打算与这种大潮抗衡。但今天这大潮，就我看是毫无目的和意义的人类盲目。人们总在不要面对现实，先去令自己舒适的地方。
而中国人的问题，有没有从政治和组织方面解决的可能?我相信希望是有的。因为现在，人们还在网络编织的梦幻里。只要回归现实，回归现实，就成。
2020.4.8 于武汉汉口火车站
张展：不让人们哭没有用
3月底，武汉的空气里多了一份轻松。不过这个城市的气氛应该不是民众的心情，而是官员的。想必各位看见雷神山医院欢天喜地的庆祝活动了，也许、可能武汉的疫情已经彻底结束了。要不然怎么会开庆祝会呢。
这厢官员开庆祝会，那边家属不准开追悼会，民众不许哭，不许悲哀，就像骨灰盒必须尽快领走，打扫战场。
不过疫情到底有没有结束。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现在管控确实很严，对人均实施社区网格化管理。尽一切可能减少对他们不利的信息传播和扩散。这样的人们，应该会很稳定吧。
“老大哥”（《1984》）正看着你们，还有我。幸好还有网络，但似乎只剩下哀嚎了。
美国的特不靠谱居然在描述医院的惨状，得出悲观的美国全国死亡人数在10万以下就是好成绩。我看看中国的几千死亡数据。中国真正的噩梦应该还没来吧。有点怕。
据说现在各地新增数据都是个位数，而且是1。就更怕了。这个病毒看样子是一定会在大部分人类这里过一遍的。按照这病毒的传播态势，几个月以后，可能还是会再次爆发。
控制表情没有用。因为在没有疫苗之前，常态化的发展结果才是最真实的结果。
张展：武汉的僵局
原谅，我的文章可能会写的越来越粗鄙、直接。因为个人处在极端危急和生存预警的状态。但有些问题我还得谈，得写，因为我一个人解决不了。
现在解封不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人民的自由和生存与政府官员的恐惧发生对立和冲突的问题。
而且，这种对立和冲突，随着解封的推迟，将会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还可以把收入减少归咎于疫情的需要。但一旦生活需要走入正规，大规模的经济萧条来临的时候，人们将生存的焦虑和希望的寻求投向何处?
许多人，武汉人，全国人都盼望着疫情解封生活能恢复正常。但他们还不知道生活已经永远无法恢复正常。对瘟疫的恐惧会大规模的减少人们的活动，餐馆、娱乐服务、交通运输在中国几乎全部萧杀，人们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泡沫繁荣之中。
这些政府官员知道。老百姓不知道。
武汉封城开了一个坏头。把政府官员的瞒报责任推给了民众。民众的普通生存劳动也成为了瘟疫蔓延的罪魁祸首。
而更或许，封城的初心，在当时的官员那里，本就是害怕民变。而不真是出于防疫。如果是出于害怕民变，那么这场民变极有可能会有反弹。
我看现在不是防疫的事，是民众和官员的对立与冲突已经不可调和。这已经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这种趋势不单单追究个人责任的事情。而是矛盾解决的问题。是公义需要得到满足，才能化解人心积压的情绪和冲突得到改善的问题。
这一切，除非政府完全地承担起责任才能解决。否则，这种矛盾，只能随着萧条的来临，或者人们的生存严重受到挑战之后越来越激化、愈演愈烈。
这当然不可能靠任何个人的”威权”和”军令状”、死命令能解决。这是一种群体长期失误导致的严重结果。这不是一次人类社会的”黑天鹅”，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都有。就是群体的利令智昏和整个社会维系所需要保持的基本常识和判断依然存在。
但现在，这里没有。这里依然只有权力的游戏。哪怕已经导致现实惨烈。
我知道，我个人在这种冲突里面，因为个人的选择已经很严峻。但这是举国人都面临的现实。就是这种社会制度，如果没有外援。如果中国没有美国这么多年的外援，朝鲜没有中国的外援，都早都不可能存在和维系。
而这一天，今天终于来了。武汉的僵局也许在北上广的问题还没有那么冲突，但那是因为城市早期体量投入和财政倾斜所打造的模型或者说样板，没有全国的外援，现在也无法维持。
这个社会制度叫停，是迟早的事情。而现在，立刻，马上叫停，就是最好的时机。
张展：光谷商业街，江汉街
光谷商业街的门店百分之九十都是关闭的。剩下的百分之十门店，虽然开着，服务员却无所事事。有的店里店员甚至在门口跳溜溜球，或者排队跳舞玩耍。问店员店里面的情况，她们基本都不关心，店面有没有顾客、赚不赚钱都是老板的事情——这种回答很常见。
我来这里是据说这边有租户聚集抗议要求减免租金。打听一下，果然碰见要准备退租的租户。我问她们为什么要退租，女营业员大声喊叫:”要活不下去了呀，都要死了呀！”旁边的男店员说三个门店亏了几十万。
我那天回去把他们的录音发到了微信群里，没有多少回应。我不知道是否因为还不够冲击人心有关。当天网上被广泛转载的是一个卖女的视频和照片。反伦理卖儿女、死亡这种极端残忍的事情在中国正在上演。那么亏钱亏几十万，确实比不得什么。微信的舆论风一直在比惨的哭嚎模式，我一直希望画风能改进点，进入到解决问题的阶段。
我想继续关注，因为店员那句大喊让我听出了生死厮杀的味道。关于生死的优先权，正在这里没有任何秩序的进行，就像动物世界，非常残酷。我想他们朝店主要求免租是理由不充分的，店主没有过错。真正的过错方和责任方都是政府。一是过错:政府隐瞒疫情真相，二是封城的命令一旦发出，政府就应该承担损失补贴。但现在不管是赔偿金还是补贴金，都连个影儿都没有。我打算把自己的这个分析和店主分享。
第二天早上，我又来到了光谷商业街，楼上楼下全部转了一圈，开门的店铺增加了几个，游人也增加。不过是闲逛的情侣，没有真正的购物者。
碰见要撤走的租户，两家都是欲哭无泪状。他们细数自己的投资:几个月房屋租金亏几十万。加上压货成本，已经无力维系。目前商业街客流量几乎为零，而且这趋势看起来今年都这样了。所以一个店家说从2019年6月到现在，基本没有赚钱，现在免一年租金也不开了，他要求房东退还1月23日至今的租金。
我和第一家谈到了有没有想过和政府索赔，他们把我轰出来了。我现在最怕别人问我，你是谁，参活我们的事，一说到政府的欺骗，就极其敏感，我就变得不受欢迎了。第二家我把自己的想法，两点:索赔和补贴要求提出来，老板还算开明，说我说的有道理，没有直接轰赶，说和政府没有理可讲的，他还有老婆孩子。他说只要退还三个月租金就行。其他的他不指望。我想这有点想要同情和怜悯，说这不行吧！但改变他们、或者说”启蒙”，不过是自己的一腔情愿。
今天，我再想这回事，我心想，如果中国人现在都靠权力活着（其实是配合作恶），那么分的少的要分的多的匀些出来，也很难说这不是一种掺杂着劣质的公平，这可能也是公平的一种。对他们来说，更加实际。只是房东如果退还了，房东就得找政府了。这样子这件事情房东会让自己面临租户也不愿意的处境吗？我不知道。房东如果也认为需要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那么不去管批这些”闹事者”就很可能是他们眼里的正确答案了。
这样，这些亏死的商户注定是无功之闹了，他们比起房东还是弱势点呢。不过，一个租户说:”我们全体搬走，让房东另寻出处吧”！我想，长远得看这里注定是要荒凉和衰落了。但是谁管长远?官员的眼光连明天都不愿意有。在一个公有的国家，公共的空间恰恰是人人来踩上一脚、掳掠殆尽的空间。
我想政府为什么不愿意补贴这些受损失的人，会不会是没钱呢？所以我有点无望地在光谷商业街转着，无望地离开那里。
在回去经过江汉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再看看这边的商户开门了吗？
没想到这边正在全面”改造”，广告牌被拆下放在地上，一个星期前还十分平整坚固的地面被挖掘机铿铿铿地凿下去。我顿时感到十分气愤了，政府没有钱补贴民众，但是有钱来挖好好的地面，拆掉好好的广告牌，在本已经很漂亮的外墙上继续添加色彩！而这样，这里的店面要继续关三个月。
还是熟悉的味道，打造虚假的城市形象，不惜牺牲民众的基本权益。
这里要改造成”世界级”的，一个工人说。他也说不清什么是世界级的。我问一个人说你觉得你这工作有意义吗？他说他是一个打工的。
我问周边的店员，这样子你们的店还能开吗？他们说他们管不上这些。还是一样的回答。
我想，在民众权益的保障上，只有政府想不想的问题，而没有能不能的问题。我想到所有网络舆论上、政府官员的摆拍上，都有感谢武汉人民、感谢武汉、加油武汉的声音，但是在武汉人真正的损失上，确实实实在在的一个子儿都舍不得花。
其实，我已经觉得不可救药了。对于这样一个彻底腐朽的政府，再多的呼吁不过是在指望他们的施舍。如果他们本身就是问题，当然他们无法解决问题。甚至他们要解决一切提出问题者。
就只有让这个制度灭亡，让昏庸者承担责任，才有公义能够显现。这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所在。
张展：记去工业园
早上十点起床，吃了昨晚买的八块华夫饼干。每次从医院回来我都有种世界末日的不良情绪，昨天一样。下午从医院完了，一路难受挨到家，路过良品铺子，心想老娘谁知道能活到哪一天，就进去挑了自己喜欢的爆米花等零食。零食的好处是卡路里足够。这些饼干帮助我挨过了一整天。不过现在我又饿得够呛了。好处是，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我可以盼望明天早上。不要嘲笑蛋炒饭，我很久之前发现我和他一样具有败事儿的潜质。
吃什么是我最近克服了很久的问题，原因是我不喜欢自己脸上泡泡胖胖的感觉，但是没有办法消退，甚至我连基本的日霜都没有用了，我害怕面对镜子，害怕看见自己。天知道，我的内心对日子有多么绝望。我总在盼望重新开始，一切。所以在等待终结的时候，我自己不重要。
我出门已经十一点了，查了查最近的工业园，纠结了一会儿是骑自行车去还是地铁过去，后来发现时间差不多，还是骑自行车去吧。一路上似乎遇到警察警车的次数比以前少很多了。说不害怕，见鬼吧，我怕得要命。
说到调查，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充满了疑心，所以我为了减少和这个世界的摩擦，遇到保安、红袖章、我一律装聋子和瞎子。这其实并不地道，但是少很多事情，特别对于我来说，从来都会和人在细小的事情上争论个道理出来。
经常找不到目的地，这次也是，骑着自行车没有开导航，就一路走着走着到了另一个工业园。叫“佐尔美工业园”。我看见保卫，头也不转地骑进去，他没有拦住我问三个哲学问题，我内心一阵感谢上帝。
一进去就看见工人手拿着饭盒进食堂，我跟着他们进去，本来想也顺便买份午饭吃，但是用饭盒免费自助打的，只好作罢。我看了看他们的菜，心里有点不是滋味，都是咸菜、辣咸菜，有个人剥着鸡蛋。我自问：这就是中国制造、人口优势，是不？现在许多狗粮猫粮也好一点啊！
我转进一个车间，里面的设备我不太认识，没有一个工人。一个老头比较和蔼，没有因为我瞎闯就打发我。我问他复工复产了吗？他说有啊！我说这他说这是锅炉，现在不烧。他说生产的在里面。我就从那个车间出来。我问旁边的都是什么，他说是孵化器。
我到隔壁的一栋矮楼，门口停着一个保安，我想进去，他没有让我进，我只好指着墙上的一个公司，说要找这个公司。保安说我去问问，我说你去问，结果他又不去了。说你上去吧，不要闲逛，我说好的。就上了二楼，既然脱离了保安，就把每个办公室都看了一遍，空空荡荡的，大部分都没有人。有的灯亮着，好像有人，却只是一个小姑娘在。我很快就把四层楼都跑完了，不超过十个人在。我的目的就是看看有没有复工复产，看来基本没有，这栋楼是。
这工业园的另一大半是佐尔美服饰公司，刚刚食堂里吃饭的人也大部分是这儿的。我看到一幢车间里有人，但没有生产的状态，似乎和刚刚那个老头给我说的情况不一样。推门，看到里面堆满了箱子和挂满了衣服，我没有进去。
我从那个工业园出来的时候，发现后门被人锁了，前门也被锁了。我正在愁侧门要绕好大一圈才能回到停自行车的地方的时候，发现前面的门缓缓地开了一个口子，我赶快出去，看见它又合上了。我最近一直到哪里都是碰钉子，这个开门的动作让我感到好感动。只是没有看到保卫室有人！
我骑着自行车朝回走，看到门店有的开了，但是里面没有人。又经过一个地方保安很严，但是看到挂了五六个服装公司的牌子，我想试着进去看看吧。我把车子停在外面，进去保安没有拦我。但是我在里面迷茫的样子，他疑心问我是来干什么的，我支吾着扭头朝里面走，他没有再追上来。
里面开了许多服装工厂店门面，但是都锁着。我打听到了里面的生产车间，就过去，虽然听见机器隆隆的声音，我问门房，复工了吗？他说人来了，但是没有开工。我问那轰隆隆的声音是什么想，他没有说出什么来，我看到他房间的监控里面确实线紡机器没有开动。我问他怎么没有生产，他说不是说现在开工得病都要自费国家不管吗？老板也不敢让聚集，怕传染。我又走了几栋楼，只有一处是开着的，人不多，外面也一共几十人。
后来我在门口遇到了几个做核酸检测的，证实了开工极少的情况。我出大门才发现，这里就是我来之前要找的那个工业园。在门口和几个等待做核酸检测的人聊了一会，我就离开了。
不过我现在想，这样来看，基本没有上班，复工复产真的离恢复正常相距甚远！
2020.4.14
张展：信息混乱与破碎的世界
今天武汉下起了中雨，气温又降了下来。这对我来说不错，我又可以顶着秋冬的衣物出门不担心太热冒汗了。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又觉得甚为麻烦，还要预防雨滴、丢伞、水坑等麻烦。没办法，天气总添些烦恼，但出门习惯后这些麻烦又立刻抛在脑后。
我其实并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但每天也确实觉得没有太荒废。也许，不管在哪里都一样，只要还有努力的心在。因为疫情本身的刺激，又是孤身一人，给自己更多的思考和感受。我看到有朋友微信问我让我回去。我心想回去警察要是立马抓走我，我就回去。要是回去还得无所事事又遥远地满心抓挠，不如就呆在这里。
虽然身体勉强，但无奈国已不国、民亦非民、命非吾命。倒不是爱国，我只是想做一个好基督徒。虽然，我现在做得一塌糊涂。
我没有太多办法在这个社会里做太多事情，但在武汉的整个社会形态里，我反倒孤独感少了许多，大概是因为苦难的缘故。这个世界的苦难可以消解我心头的苦难。偶然之间的无意之举促成一些人福利的提升，也居然在自己的内心点起一丝亮光。所以，我也许可以安慰在无望中的读者：请不要绝望，只要还在努力。
我无所事事地朝向道听途说的方向行走，决定去武汉火车站。只是因为我听说过这个地方，也只是因为下雨我实在无处可去。等我到了那个地方，发现那里的双层结构有点像机场。就绕着扶梯上上下下了几次。人比较少，我这拼命想抓住什么的驱动虽然让自己显得很愚顽，但所幸没有关注与嘲笑。
我去出租汽车点发现几十辆汽车整整齐齐地排队在那里等候，曲曲折折的排队围栏毫无用处。偶尔有一两个旅客在交警的指引下钻进车里。
车站里面出站的站台台阶上稀稀拉拉的旅客下来。那时候是下午三点的时候，一个便利店的姑娘说因为这是下午，中午十二点人还是很多的。我想起来自己在西安火车站和上海站里面随时鼎沸的人群，并没有因为下午三点就人少些。
我本来想问出租车司机生意好不好，但他们在车里，很难交谈。我刚好在地铁站口遇到拉人的私家车车主，他们不拒绝攀谈。我问一个人，他生意好不好，他说生意差多了。不过我们的谈话有一个神奇的扭转点，就是在我告诉他我录像，并询问他能不能录像之后。他突然说还可以，过得去。这是一种神奇的心理扭转。
遇到另外一个人，也是。我问他生意好不好，他说一晚上也拉不动一个人，生意难做。但是我再问他生活怎样的时候，明明刚才地不好瞬间被包装得还不错。就是他对于自己生存的整体情况判断不是基于当下的形势，而是自己脑海中被植入的一个虚假的印象。
我想说这种认知分裂很常见，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我们都生活在信息彻底破碎的世界。在这个国家的公共场合和空间充斥着大量的假信息，因为没有充分地否定，所以被大脑被迫地接受，与真信息混杂在一起，形成一个扭曲的镜像。
这导致我们是习惯了全民撒谎的，许多人面对公众、摄像头、第二个人、摄像头中的自己的时候，要么是彻底失语、要么不由自主地跟着撒谎的。
这也导致我们基本没有办法对这个世界做出正确的反应。明明我们在危机之中，但因为大量的安抚性信息，让我们认为岁月还能静好。甚至这种信息在众人的沉默与跟随中一再地得到加强。
所以信息的更正、交流、确认非常重要。这有助于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对我们有保障的世界。而这个有保障的世界恰恰与政府要求的”稳定”是截然相悖的，这影响了他们一再地从人民身上不当地获取财利。
在听完其中一个人关于复工复产的结论——大部分人都复工了的时候，我更正了他的信息。他还是听不进去我的话。我忍不住说你这是脑残吧，我说的真相你怎么不信。他说，这些话你应该和政府去说。我更加生气了，我说我没办法和他们说，一是警察重重保护他们，二是说了他们也只是应付安抚一下而已，绝不会彻底的解决实际问题，至少目前没有。如果不是民众醒悟和自救，别指望他们自己能改正。我没好气地说，我都够努力了，就气呼呼地蹬着脚走了。
不过我后来又后悔了。也许如果我态度好点就好了。如果我想解决这些难题，我就得忍耐。如果我希望带来自由的世界，那么我就得做好让自己接纳别人给我的不自由。如果我希望让别人活得有自我，我就得学会放弃自己的自我。
公安还管不管
据说方方日记的事情官方全程未参与。其实蛮奇怪的。比如大字报的事情，大字报是贴在武汉街头的，武汉街头的摄像头之密集啊。做这个调查简直是小菜一碟。
也许公安不知道谁贴的，但是公安部门这时候对”公共秩序”的钝感令人惊讶到了极点。据说有女人微信群里号召大家买米都引发公安部门维稳力量的急急出动。但是街上这一张颇有公众号召力的大字报，公安部门居然认为不会引发公众围观和群体事件。居然没有调查这个意图”寻衅滋事者”将之关押看守所审讯一番再做个什么鉴定，说说你是不是对国家和社会不满?
雷雷都出来了，暴力威胁了，赤裸裸地宣称用拳头来解决”爱国”感情不够的问题，但公安部门仍然稳坐钓鱼台。似乎可能也许等方方被人胖揍地鼻青脸肿才行?还是说老太太有可能根本就不招打一下子连老命都过去，才紧急调动特别调查组来特别重视特别处理特别广而告之?
不明白。官方全程没参与，没鼓动，没设计，没策划，方方老太太白白地忍挨了几天在家害怕敲门、出门害怕暗害的日子。
如果官方很无辜。这个大字报是可以随便满街道贴了?拳头可以随时地亮了？治安环境变得如此紧张，要不要管。
张展：上街行走是危险的
因为政府将对疫情的控制放在首位，所以任何人从事易于感染的活动就接近于危险的犯罪。确诊的数字让政府压力山大，人民也就战战兢兢。
从逻辑上讲，居民被感染就是给官员找麻烦，这接近于犯罪。而现在不但自己患病是犯罪，如果给别人感染，那就是“危害公众”。所以上街很危险，街上行走很危险。“危害他人”就是最好的限制自由的理由。这给了封路封城者拦截民众无限制的扩大审查权力的理由：公共利益。尽管“解封”，但在外隔离治病要全部自费。
但实际上，没有公共议事程序、压制人民声音、剥夺投票权利的政府部门还能代表公众利益吗？但“公众利益”已经构成了有力的“公德”绑架，还会带来惩罚。这不禁令大部分人闻风丧胆。
防疫没有错，但以防疫的名义剥夺人民的自由、财产安全。就像一种带着微笑的欺骗，常常面貌也十分凶狠。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当被公众默认被遵守的时候，就成了本国的“法”，专制统治就是这么成功的。
越严酷的统治背后越发是恐惧，不是民众感染很可怕，而是政府害怕。但暴力使用地越多，这个国家就越是野蛮、原始、抵抗智慧、与文明对立。此国正在加强这种统治思路，但是这无法改变本国的发展将每况愈下而且无可挽救的现实。
我想起来那天在汉口火车站坐了一会儿，两个警察就跟得紧紧的，我觉得有点烦扰。不过我又忍耐了一会儿。看见警察把旁边坐在一起的一对情侣拨开，说你们分开坐，要不他随身携带的对讲机就要叫了。
我记得之前没有这么紧张。但现在有了。如果这个趋势继续，民众的生存大抵是这样的：没事不出门。工作完了就回到家。回家就安生呆着。不和陌生人讲话。
所以这个社会目前治理成效显著。社会呈现的结果是所有人每天都毕恭毕敬，出门按照编号定时定点溜达。疫情和人都控制住了。
我想，这似乎看起来很“整顺”，但却消灭了人们的灵，这并不会太久。因为这种关于静止的想象，关于沉默社会的想象。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沉默，那么一旦有一点人类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就是有关自由的抗争。
张展：人民的罪恶认不完
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900万人隔离75天，从1月23日封城到现在差不多这么多天了。要全民隔离14天就够了，或者隔离23天，最长一个月。但这里要统统关闭75天。据我所知就是逃出去的武汉人，也只隔离14天，也就是同样的武汉人出了武汉是14天隔离期，但武汉市要75天。难怪要逃跑。我不知道就医学意义，现在到底还在哪里。也许是900万人等待那1/9,000,000的概率超长潜伏期的复发。
如果如此，再算一笔经济账：900万人的停工歇业，和900万人全部做一次价值300元的试剂检测筛查对比，哪一个经济成本更高。
可能在当时的民意之下，政府已经在全民愤怒和汹涌的病人那里找不到方向。我仿佛听到了那句：捉拿病毒蔓延的凶手！
一声令下，把人民相继获罪归案了。开商店的有罪。不戴口罩的有罪。武汉乃至于湖北人都有罪。
可能有人重新感受到令行禁止的快感 。武汉迎来了毛主席。这个话，片警说过。对我说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但毛主席没有去世？
红袖章是唯一审查全民有罪还是自由的神圣使者。刚刚封城那会儿，我也无法绕过”防疫”这样的大事件和他们说什么。但是当我和本地居民交流，十个有八个反对搞封闭，看到有老人在街上无人敢救大哭，工商大队抢走小店营业执照的时候，我觉得封闭这件事已经太极端了。当他们按照毛主席时代的方式处理瘟疫问题的时候。
我看到持续封闭带来的人们内心枯竭和木讷、社会产业链毁坏、人们不一定病死反要到饿死的时候，我就成了封闭的坚决反对者。
为此，和红袖章交锋多次。推栅栏、呼号、抢本子、踢路障，当然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抗争。
但武汉以外的互联网世界并不消停。武汉政府也会想办法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哄人民开心。硬的不行换软的，软的不行换硬的。如此往复企图使人民的意志消磨殆尽。我见过给社区送米，每个人两斤，送大头包菜，每个人三颗。但这和人民失去的不可同日而语。
受压之下，新闻里最近换了歌颂和感恩的语调，对人民的抽血吸膏之后——每个环节都在雁过拔毛。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已经将吸吮公有的油脂变成了一件心满意足的事情。而不再去过问正当性和合理性。
解禁之后是恐慌，是各个地区瘟疫还在扩张的恐慌。那个零增长的数字眼看要捂不住了。各种解释即将出炉，来告诉当局之所以不能伟光正，是因为全世界太罪恶。我在想，这次人们又将要犯了什么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