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最新演讲：底线与荣誉

 

今天的题目是底线与荣誉，我从2006年6月份开始讲起。

底线

郊区开发商进化论

现在我们进入了60多个城市，各种案例都是别人不看好的，别人不要的

南方周末在成立25周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活动，向中国梦的实践者致敬，他们挑选了八个地标，当然这个地标不是建筑物，更多是改革开放当中代表性的人物。很荣幸的，我作为企业家的一个地标入选。入选的理由，给了我三个标签，问我喜欢哪一个？第一个是企业家，第二是登山家，第三是不行贿。我说，不行贿是底线，怎么能作为一个标签拿出来呢？如果说这是行业和社会上大家都认可的底线的话，它就不具备一个标签的功能。既然南方周末说这具备标签的功能，我就选了这个。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商学院讲不行贿，让大家现场举手，基本上一半以上是不相信的，尤其最近大家又知道了我亲属当中有一些高干的背景，现在相信了，说因为我不用行贿。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真的是不用行贿要是用什么特殊方法的话，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吗？可能应该在监狱里了吧。所以不行贿的标签我还要戴下去，这就是我的底线。那么底线给万科带来什么？

回到1992年，改革七宝镇的稻田。1992年，七宝镇的稻田就在飞机航线上，为什么拿到这块地？因为其他地拿不到。这块地什么情况呢？往上看100米，飞机轰鸣而过。我站在这块稻田上计算，飞机频率最高的时候是7分钟一架，当然现在3分钟一架了。

要不要？要的话就在航线上，不要的话，就没有其他的地，所以我们就要了。当然也不盲目，因为我在这里想到了香港，当时香港的机场还没有搬走，从九龙塘到香港，就是飞机轰鸣下面是住宅区，我相信香港人可以受得了，大陆人也受得了。

这块地的不利点是不适合人居住，但是有利点是因为它不适合人居住，我不用拆迁。当时也有一种投机心理，就是我可以快速建造，建造了之后，推向市场，这样我可以至少比同行快三个月交房子。当时我们调查的对象是在日本的上海留学生，每年以7000人的速度回国，他带多少钱我们都计算了，我们的销售对象就是他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发生。浦西建了机场，当时我们以为机场要搬了，结果不但没搬还建了新跑道，飞机更多了。现在万科城市花园住了20多个国家的2.7万户居民，入住率95%，这是设计理念、售后服务理念的成功。因为地块的条件差，你只有让市场去找平衡。

中国是大院文化，一个国家用万里长城围起来，北京城70年代城墙被拆了，城墙里面还有紫禁城，还有城墙。改革开放之后建设的住宅区也不例外，一定要城墙围起来，但是万科的城市花园是开放的，一开放不要紧，里面的配套服务，不仅为小区服务也为小区外面服务。很多小区里面的配套服务做得非常好，但是消费力不够，它运行不下去，而我们是开放的，当时我们设计了8家餐馆，现在已经达到了100多家。这不仅满足了里面居民的需要，而且还有很多外来的人到里面去消费。因为开放，它成为了一个跨越万科小区的社区中心。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现在我们进入了60多个城市，各种案例都是别人不看好的，别人不要的。所以长期以来，万科都被称之为郊区开发商，因为楼盘都在城郊结合部。但是我们知道，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向前推进，拿土地更多是招拍挂，不需要太多的台下交易，价高者得，我们得以慢慢进入市区，结果万科不知道怎么做了。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如何在市中心做房地产项目。

也就是说，不利都是相对的，有利也是相对的。正因为万科这样保持了底线，拿不到好地，只好到郊区去，120%地面对消费者，面对市场去研究，形成我们的竞争力。

进入美国如鱼得水

在美国，一切按照规则、法律、公开、透明，这是万科追求的

前几年万科开始进入美国市场，我们拿的第一块地位置非常好，是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块地。你在那里不用搞台下交易，市场完全公开透明，你觉得那边合适，你找合作伙伴一起来拿地，很简单。结果第二块地也很好，第三块也很好。

到了纽约我就讲，我们到美国投资，一定要有一个标志性的地产项目，我们在旧金山的项目都不够标志。要标志就要在纽约，在纽约就要在曼哈顿，在曼哈顿就要在最中心。今年2月份，我们的项目开工，在曼哈顿的黑石总部旁边，我们和汉斯合作建了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这块地是综合的，因为我们不善于做酒店，不善于做购物中心，那么怎么办？结果发现在美国一切交易都可能的，它的规划不像中国，一旦规划你要改非常难（当然台下交易有改的）。在美国，在功能上，你做什么，市场风险是你自己承担的。你盖多高要和周边的人协商，你影响了他的视野，你说我给你多少钱，他同意了，可以公开地，律师对律师地去解决。在美国，一切按照规则、法律、公开、透明，这是万科追求的，感觉一到美国特别享受。

B转H的空耗

万科这么一家有影响力有实力的公司做这样一个事情都尚且如此，那新兴企业、中小企业怎么办？

再谈谈万科B转H，经历了一年半的事情，终于转成了。20年了。1993年我们发B股，到了2014年，我们才完成了B转H。我记得当年发B股的时候是鼓励创新，不大清楚这种品种的市场未来会怎么样。实际上B股很快就不行了，因为允许国内公司直接到香港上市。 B股萎缩，我们就想转成H股。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允许，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怎么让你不成呢？就是不作为，不作为也不是刁难你，而是他是来熬位置的，不出事就是业绩。熬位置过程当中，任何变化对他的晋升都是不利的，所以他不作为。这还算是好的。更不要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今天一个“国五条”，明天一个“国八条”，你做这个事要找这个部门，你做那个事要找另外一个部门。

在万科B转H的过程当中，我非常担心中国再改革是怎么个改法，万科这么一家有影响力有实力的公司做这样一个事情都尚且如此，那新兴企业、中小企业怎么办？

B股价格基本上低于A股30%，因为它基本上失去了交易的功能，但是万科是一个例外，万科是B股高于A股的，这是B股中唯一的例外，也就是说国际投资者看好万科。

问题就来了，你现在B转H，你必须要给投资者选择权，就是说，如果说人家不愿意换呢？那你只有把它收回来，要按照市场价和溢价来收。当然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当时万科B股是12块多钱，还有溢价，而A股是8块多钱。B股就想我是换现金呢？还是B股换A股。换现金的话，我就会得到12块钱，然后再去买A股，就可以赚3块多钱，所以消费者会情不自禁地换现金，这样的话，必须要有三个承销商来托底，这就变成私有化了，你不仅无法完成H股上市，还把B股私有化了。

这个时候你上不上？你上可能会失败，你不上，我们也知道再往下熬结果会更坏。

当天我们是三家公司上市，万科B转H，两家新上市，因为市场不好，我那一声锣响，万科股价上涨8%，其他两家跌破发行价，第二天万科股票还是上升。为什么呢？因为你坚持符合国际惯例标准的做法，国际投资者是看好你的。

所以有的时候，坚持底线会马上见效吗？不能。但是关键的时候，比如说投资，这一次B转H，香港股市上充分体现出来，就是你坚持底线，你坚信这个市场是规范的，是成熟的，它一定会按照规范、成熟的来对待你。

底线如何来确定

真正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那么容易被打破底线

我想所谓的底线就是一些忌讳不要去做，再一个是微细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或者说在社会变革当中保持相对稳定的一个容量。简单来说什么是底线呢？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日本的管理和经营享有很高的评价。之后，中国包括西方对日本的管理都开始持一些怀疑批判的态度。我还是一个挺日派，当然我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不是从保钓的角度。

我们知道日本的商人和中国商人一样，有很多商派，有不同地域划分，比如说浙商、晋商、徽商等等。日本也一样，有关东、关西。从日本来说，真正出商人的是近江，就像中国的温州、宁波一样。他们做到现在，他们的底线是什么？简单概括来讲，就是三好。买卖双方你好我好还有和我们买卖双方的利益相关者好。这就是他的底线。这是近江商人的三好底线。

提到中国商人，可能有一个近现代商人我们是忽略了的，他就是胡雪岩，胡雪岩是典型的军商，他和左宗棠关系很近。他搞钱庄的钱实际上就是湘军存的钱。所以左宗棠下去了，胡雪岩也就差不多了。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底线。大家知道杭州有一个药铺是很有名的，就是胡庆余堂，这就是胡雪岩做的，老少无欺，对社会有利的。这个药店实际上是他当初的闲散之举，而恰恰让我们记住他的就是这个药店。

前几年特别火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电影当中比较含蓄地点出来，为了生存，他的代价是吃他母亲，他生存下来。那么他是坚守底线呢？还是破了他的底线呢？

说到杀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忌讳的，偷盗奸淫也是都忌讳的，中国现在在很多方面都是破了底线的。

这里我讲一个我的故事。剑桥治安条件特别好，所以车随便往楼下一放就完事了，有一次我去伦敦，车座被偷了。当时正好学校有一个狂欢的舞会，我希望是学生的恶作剧，结果后来找了半天，我确认是被偷了。但是我要上课，走路去肯定是来不及，所以我就骑这个自行车去了。当时我第一个想的是谁这么缺德干这个事，第二我就琢磨，看谁的自行车底座和我这个是一个号的，我就弄一个下来。然后我就放慢了骑车的速度，到处看，后来我一想不对，我车一定是半夜被偷的，我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就这样。后来，我一想这种行为是很可笑的，无论你是什么原因，这就是盗窃。人是多么的脆弱，不是说底线吗？不能盗窃这就是底线。真正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那么容易被打破底线，如果说当时是晚上呢？我们经常抱怨我们的社会，抱怨我们的现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要问问自己的心，我们的底线是什么？

荣誉

为家国、为爱情……

怎么在俘虏营里和女翻译谈恋爱也有荣誉呢？

照片上这两个老兵是参加了诺曼底登陆的，那时候是1944年。你看看他们，你有没有一种荣誉感。

这张照片里的老兵是经历过二战的，他就不像那两个老兵那么有荣誉感，这是英军的一个士兵，1941年他在法国战场上被俘虏了。这个人叫格里斯雷。他进了俘虏营之后，就试图逃跑，跑了200次，200次都被抓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上了俘虏营当中的翻译，就是德国的英文翻译，他和女翻译恋爱，他要跑出去幽会，这是因为爱情。因为这样，他熬过了战争，熬过了纳粹集中营的死亡，熬到了现代。我们看他有没有尊严呢？有没有荣誉感呢？有。我们一提到荣誉好像就是国家、民族，最起码得是家族，怎么在俘虏营里和女翻译谈恋爱也有荣誉呢？

再看这个人，赵震英，他是国民党新六军16师第30营营长。在中国战场上日本的投降仪式是在南京举行的，当时他是警卫营的营长，他亲历了这一过程。某种程度上他就是战斗英雄。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去台湾。结果一解放就被打成反动军官被关进监狱。60年代初被放出监狱，释放之后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又被抓进去了。他的孙子辈不知道爷爷曾经是抗战英雄。现在国内有一个NGO组织，就是研究远征军的战士，研究发现，当时有这么一个人还活着。辗转在北京找到他，问他是不是那个少校营长。他说我不是。这个人头脑非常清楚。NGO组织做他儿子的工作，说现在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抗日已经肯定了。最后确定了，这个老人就是。但是你说是的话，得有证据啊。他们去看美国描述这一段历史的纪录片，一看，这不就是赵营长吗？然后他描述当时的情况，结果纪录片描述的和他描述的一模一样。到现在他还是一口流利的英文，但是解放之后的40年里是在监狱当中渡过的，现在他已经90多岁了，你觉得他这一生有荣誉吗？

我们不要讲那么沉重的，回到现在。照片上的这位是台湾著名的大律师，我这里想谈的荣誉是他的合伙人之一，诈骗他30亿台币，卷款跑了，他和债权人通信签署协议，我来还。这个律师楼，现在还是台湾最大的。他的故事非常有意思。中国传统讲信誉是叫父债子还，当然在这里面不是父子关系，是一个牵连的关系。这是中国的传统，讲好我认，我还不了我儿子还。但是讲不好，和现代企业当中的有限责任来讲，这个就有点问题了。

讲到荣誉，我想要谈一下戈壁挑战赛。2013年在B队上，有一个队员被狗咬了，当然很快就到医院采取措施，之后这位队员重新返回坚持参赛。这位同学他为了什么？荣誉。实际上他当时处于非常不好的状态，但是他坚持走完，因为按照规定，如果说一个人掉队这个成绩是不算的，所以他坚持下来。

第一固然重要，第一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们过去的十年，把量看得过于重要了

我们来看一下万科，去年万科是1700亿，去年年底制定计划的时候，很多都是说至少今年增长到2200亿，也有说是2300亿的，我的意见是2000亿。很快，两家公司，一家定的是2400亿，另外一家是2500亿，而万科当时是第一，万科从1998年开始到去年都是房地产行业的第一。而我们去年面对另外两家，一家2400亿，一家2500亿，你要是我的话，你会怎么考虑呢？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要重新定义？定义多少？是不是要保持第一？

万科有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中国要转型转什么呢？从速度增长型到效率质量型，从速度到质量；第二，万科从1998年到现在一直是排第一的，如果排到第二了，哪怕是一个象征性的几十万的差距，可能在心理上，从管理层到消费者都会有变化；第三，你的诉求是什么？第一是结果还是目标？实际上它是一个结果。

现在中国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大。世界500强，美国企业130家，中国企业80多家，可以预计未来三年，中国世界500强企业会超过美国。当然量非常重要，但是你把他作为终极目标还是作为经营当中的一个衡量数字，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我们过去的十年，把量看得过于重要了。

中国有一种游戏是围棋，往往你下一个子，已经考虑到后面二三十个子。我们考虑的不仅是今年达到2000亿，我们明年多少，后年多少，大后年多少，这是一定要考量的。万科2000亿没有变，现在半年过去了，万科已经达到了1000亿，你会发现，那两个制定2500亿的，一个是500多亿，一个是800多亿，你一算那就有问题了。

你不能说捍卫你的荣誉，最后你保证不了它。刚刚很多同学讲的我很赞成，包括更多对质量的考量，对股东投资者的考量，更多利益相关者的考量。但是说好说，已经连续多少年第一名了，你要真回去了，那种复杂心态是不一样的。

万科最在意什么?

天使看是很美好的，那是要通过艰苦斗争的，是要和魔鬼进行搏斗的

万科在推动运动方面，我们在乎什么？万科普及自行车和长跑运动，2001年开始，员工每年体能检测，公司和公司之间也竞争，也很在乎名次，但是我们最得意的是什么呢？2013年，万科110位中层管理人员，平均体重减轻一公斤，这是万科诉求的，更多地体现在人的身体健康上，因为现在是身体过重，营养过盛，缺少运动。万科每一个公司经理年底考核，如果你的员工体重额外增加了，要扣老总的管理分，是影响奖金的。

今年的9月份到10月份，万科公益基金组织在剑桥商学院要组织一个魔鬼训练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魔鬼训练营。一个是全英语教学，教学的质量非常高；第二个是体力培训，我们安排了两个赛艇俱乐部进行训练，一个月结束之后进行比赛；第三是要吃西餐吃一个月。

我觉得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最顽固的是胃，拒绝吃西餐，你会发现无论是出国考察还是开会，三天吃不上中餐的话，他就抓耳挠腮，要不然就是公文包里装着方便面或者是老干妈。而我们的训练营只吃西餐，我们鼓励引导你吃西餐，同时诱导你吃中餐。我们把方便面准备好，老干妈、榨菜都给你准备好，而且把剑桥很多很好很棒的中餐馆电话都告诉你，允许定餐，允许叫外卖，允许你公开吃方便面，但是你吃方便面要登记一下，最后看哪一个队登记得多。

也有人建议说，一包方便面罚1万块钱，10包10万，然后我们做公益。这个理想非常丰满，但是现实就很骨感了。第一他是惩罚你，你吃一包是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惩罚性的。当然如果说是惩罚性的那就是魔鬼训练，不，我们不惩罚你，但是给你公布出来，你吃了7包，30包。我相信在拿方便面要签字的时候，他会把方便面放回去。所以这不能说是魔鬼训练营，而是天使训练营。天使看着是很美好的，那是要通过艰苦斗争的，是要和魔鬼进行搏斗的。

对荣誉，从不同角度来说，看法是不一样的。这里是西方对荣誉的看法，莎士比亚对他的论述，有的时候把它形容的很神圣，有的时候又一钱不值。在圣经当中，荣誉相对金钱来说，肯定荣誉是第一的。如果说没有了荣誉就等于躯体没有了灵魂。威尼斯商人这样说，名誉啊名誉，我丢失了名誉就是丢失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剩下的就是野兽本能。但是莎士比亚又说，名誉是空虚和骗人的东西，得到的时候往往不劳而获，丢失的时候又并不值得令人如此对待。对名誉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背景有不同的理解。

生命的选择

放弃第三次登顶珠峰

有的时候要学会退，有的时候退的决定比进的决定还要难

我32岁到深圳，50岁之前作企业家，我48岁辞去CEO职务，开始探险，因为少年时代受鲁宾逊漂流记的影响，非常向往这种生活。我59岁的时候，也就是4年前第二次登上珠峰。实际上在我的心目当中，我原来准备至少登三次，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调整了几次，后来决定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三浦雄一郎，我准备70岁登的时候，他71岁上去了，我就是冲着人类最大年龄登顶珠峰去的，所以我调整到72岁，所以有的时候说不争第一是假的。结果他77岁又上去了，我就调整到78岁。结果他80岁，就是去年又上去了，我想算了吧。真是较劲。

你会发现，你要量力而行，即便你不服气。因为他的目标是一次又一次登珠峰，但是我还不这样。人生要有目标，而这个目标要不断修正，人家高你要跟着高，人家高你再高，但是有的时候要学会退，有的时候退的决定比进的决定还要难。

三浦先生是滑雪教练出身，他一直非常热爱登山。而我喜欢的运动不只是登山，像帆船、皮划艇、滑翔伞等等。我还有一个滑翔伞的中国纪录，我是2000年创造的盘高滑翔纪录6100米，14年了，没有人破，我估计再过十年也没有人破。我可以跟同学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人破。因为在我之前，中国飞滑翔伞记纪录是4700米，创造纪录的地点在河南的辉县，在太行山，那个地方非常适合飞滑翔伞。那个地方最高的盘高纪录是4700米，他的飞行起飞高度是1100米。我创造的记录是6100米，但是我的起飞高度是4500米，同学们会说，难怪，你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起飞。人家4700米的纪录，你站在4500米开始飞。我告诉你们，不容易的。拉萨是3700米左右，到那里你就要头疼，一个礼拜不舒服，缓过来你也该离开了。飞伞是不爬雪山的，爬雪山的是不飞伞的。像我这样的既爬山又飞滑翔伞的人很少。你知道4500米起飞的地点，我要背着20公斤的伞包3个小时，滑翔伞运动员到3700就趴下了，没有正规山路，背20公斤的伞包上去，他根本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因为我是登雪山的。所以这个纪录非常难破。起飞之后，就是非常强的气流把你往上顶，这是非常危险的，速度再快的话，会让你迅速失氧让你晕过去。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伞割开，空中下坠，脱离上升区，你背上还有一个伞，把它打开。飞滑翔伞训练是很危险的。那一次我是遇到了热气流，拼命往上盘，创造了这么一个纪录。当然我最后下来的时候，昏过去了，摔断了两根肋骨。

来自工业文明的爽快

回去的时候我是一瘸一拐的，但是我是哼着小调回去的

另一个爱好是赛艇。我们知道中国划龙舟有非常悠久的传统，但是他是农业式的划，主要是靠臂力和腿部的力量，不用训练。而赛艇是工业式的划，他和龙舟完全不一样。我喜欢龙舟，但是我更喜欢划工业文明的赛艇。

我划赛艇有10年的历史了，但是真正对划赛艇内涵有体会是到了剑桥之后。我去剑桥的时候两点很有名，第一个就是两次登顶珠峰；第二个就是我的微博有1300万粉丝，他们觉得这个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他们也知道我划赛艇，所以他们让我参加了赛艇俱乐部，后来一查才知道，他们安排我参加的就是代表剑桥大学参赛的最强、最精英的俱乐部。

我告诉他们我有八年的经验，但还是必须经过训练，那些训练动作是我以前在中国的省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各种蹂躏，蹂躏了一个半小时，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训练了，左腿抽筋了，但是这种方法让我周身有一种愉悦感，我是骑自行车过去的，等回来的时候我是一瘸一拐的，但是我是哼着小调回去的，我就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俱乐部的教练给你训练的一种方法，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把你身体全部拉开，与其说是训练，还不如说你是做了一种瑜珈，你会觉得很爽快，哪怕是腿是一瘸一拐的。

第二次去，他说一个星期你愿意来几天都可以，我问他们一个礼拜训练几次，他们说5次，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5点训练到7点半，然后再回去吃饭。我这才意识到，为什么剑桥业余学生社团的俱乐部，可以两三年之后，训练出来接近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国家运动员水平。这个时候我才对这种赛艇运动有新的认识。他们这种连续不断的，每天早上清教徒式的训练，源于古希腊、罗马对人体的认知，在生活当中的位置，人体和心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训练当中队员心和心的交流，这是我在剑桥之后体会到的。

互动

问：你曾经给铁路的姚主任送过两条烟，但是他没有收，因此你开始思考，并且坚持不行贿。如果说他当时收了你的烟，历史会不会改写？

王石：一个人向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收与没收都有偶然性。我讲的故事是有前后因的，第一，姚主任他并不拒绝收红包。因为事后他说，你知道红包的行情吗？他伸出两个手指，我说20块钱，因为香烟一条20块钱，他说200，也就是说你根本不懂行情。但是他是想帮我的。这带有一种偶然性，就是底线如何把握。我要非常感谢姚先生，他没有收。当然写书是举案例来说的，这样不经意的事可能不只是一件，我只是说了一件。

问：是什么让你在63岁的年龄依然保持如此的活力，让你有如此的活力和精力来继续挑战和学习？

王石：第一好奇，第二是不服输。什么叫好奇，你就是想知道一件事情，想体验一件事情，但是人的时间有限，必须要进行选择。比如说2000年我开始接受做广告，我很好奇，很好玩，人家还给你钱。而现在做的是一年拍一个广告，然后做公益。因为拍的广告，都是一些很好的品牌，拍广告的过程当中就有对企业的理解，这也是学习的过程。第二是不服输不服气。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小三岁。有一次他跟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就早比我经营几年，你是创业家，我也是，你是企业家我也是，你登上珠峰，我也登上珠峰，我是科学家，你是吗？就把我噎住了，就凭这个，我不服气我就去了哈佛，去了哈佛还到剑桥，后来他就不敢拿这个话来噎我了。

话说回来了，人就是要有一种较量，当然还要有一种平衡。我现在63岁了，我60-70的定位是提高个人修为，企业经营这么多年，登上珠峰十年，我也有点小牛皮哄哄。但是60-70岁，我要改变一种方式，我要到大学去补课。补这样一课干什么呢？以后因为要到学校里去给学生讲课，不是像今天这样的演讲。正儿八经上课，一年有12个学时，学生要打分的。你去讲演和给学生代课是完全两回事。所以你说为什么，就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学生负责。

问： 6月7日的微博看到您也非常忙，您是怎么样做时间管理的？

王石：简单来说，第一个你是不是相信自己，第二你是不是相信别人。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你是不是相信王石建立的制度，当然我建立制度还不够，我还要建立团队，如果说你相信的话，为什么非你在不可呢？你要真的相信自己，也要相信别人，你相信别人你自然就有时间了。在微博上我显得很忙，就是给那些不平衡的人看的。要不然的话，他们会觉得你天天在玩，还拿那么高的工资。我确实很忙，但是真的没有像微博上写的那么忙。你相信制度，相信团队，你还要有担当，一旦出错你要承担责任，什么责任呢？你要准备辞职。不是说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这是不行的。建立制度，建立团队，相信制度，相信团队，就是相信你自己，这是简单来说。

比如说我的安排，你难道非要出国学习吗？在中欧、在复旦学习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但是国内这样的环境，你可能安安心心学习吗？不可能。所以你必须要梳理一下，你要到外国去，至于说选择什么学校，那是偶然性的。不是说我选择的哈佛，而是偶然机会我就去了，哈佛有一个本科在中国的项目，万科是一个接收单位之一，有一年他们感谢我们，把我们这几家老总叫来，不知道怎么就冒出一句话，你有没有兴趣到哈佛，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他话一落我考虑都没考虑，就是一年。后来我想到伦敦政经学院，双年展的时候，认识了他们城市管理学院院长，我说我现在在哈佛，想到你们这里是不是可以？他说没有问题。你会发现英国的大学手续上非常烦琐，就在烦琐过程当中，两个剑桥的教授去万科访问，我们总部的人就说我们董事长在哈佛学习，下个月准备去伦敦政经学院。他说为什么不去我们剑桥呢？结果两个教授回去之后，就给我发了邮件。政经学院那边还在做烦琐的手续，这边已经开始邀请了。所以我就去了剑桥。

到了哈佛给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我到了60岁，已经是经验主义，已经不大愿意动脑筋了，忘性非常大，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之所以你不用动脑筋因为下面有团队，一个想法下面人就开始做了。但是一下子把你放到学校去了，全都变了。就像一个生锈的机器重新开动了一样，随时有可能霹雳啪啦碎了，但是运转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状态回到了20年前。登知识的山比登物理的山要更难。

问：在哈佛和剑桥进修的时候，您有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如果说您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创业的时候知道的话，你会做的不一样？

王石：人生是不可能重来的，因为他就是一个过程。四年来，感受最深也是让我最意外的是，我到那里选择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史，当然入手是要从宗教史开始。因为宗教史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学习过程当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困惑，因为你要深入了解西方文明，你是东方文明的产物，你会容易弄不清你的身份，你要解释别人是谁的时候，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中国传统哲学史，不学不要紧，第一学痴了，第二找到了感觉。

你更可以从东西比较当中知道你的位置。比如说我们认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缺少现代概念的契约精神。但是你学习中国的传统哲学史会发现，契约精神中国是有的。地契最早可以找到东周，而且现在是有实物的。但是你会发现西方和东方非常大的差别是，西方的契约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有补偿机制，就是你违约了如何补偿、赔偿。而中国的机制是同情弱者。当时是井田制，都有土地，你缺钱了把土地卖出去，卖者是弱者，买者是强者，一旦卖者有能力赎回的时候，规定按原价赎回。这就是典型的同情弱者、平均主义在契约当中的体现。你看到这里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房地产商一降价，民众一闹事，政府不管。按理说契约签订了之后，我降价那是我的事，你涨价的时候怎么不给我分点呢？这是中国的传统，就是同情弱者。

当然我们对西方不应一味批判或者是一味接受。而是说有选择的批判和接受。这是我作为一个土鳖的一种感受。

以上是王石7月1日在中欧商学院的演讲内容

（据2014年7月3日金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