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最新演讲:底线与荣誉

王石

 

今天的题目是底线与荣誉,我从2006年6月份开始讲起。

底线

郊区开发商进化论

现在我们进入了60多个城市,各种案例都是别人不看好的,别人不要的

南方周末在成立25周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活动,向中国梦的实践者致敬,他们挑选了八个地标,当然这个地标不是建筑物,更多是改革开放当中代表性的人物。很荣幸的,我作为企业家的一个地标入选。入选的理由,给了我三个标签,问我喜欢哪一个?第一个是企业家,第二是登山家,第三是不行贿。我说,不行贿是底线,怎么能作为一个标签拿出来呢?如果说这是行业和社会上大家都认可的底线的话,它就不具备一个标签的功能。既然南方周末说这具备标签的功能,我就选了这个。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商学院讲不行贿,让大家现场举手,基本上一半以上是不相信的,尤其最近大家又知道了我亲属当中有一些高干的背景,现在相信了,说因为我不用行贿。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真的是不用行贿要是用什么特殊方法的话,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吗?可能应该在监狱里了吧。所以不行贿的标签我还要戴下去,这就是我的底线。那么底线给万科带来什么?

回到1992年,改革七宝镇的稻田。1992年,七宝镇的稻田就在飞机航线上,为什么拿到这块地?因为其他地拿不到。这块地什么情况呢?往上看100米,飞机轰鸣而过。我站在这块稻田上计算,飞机频率最高的时候是7分钟一架,当然现在3分钟一架了。

要不要?要的话就在航线上,不要的话,就没有其他的地,所以我们就要了。当然也不盲目,因为我在这里想到了香港,当时香港的机场还没有搬走,从九龙塘到香港,就是飞机轰鸣下面是住宅区,我相信香港人可以受得了,大陆人也受得了。

这块地的不利点是不适合人居住,但是有利点是因为它不适合人居住,我不用拆迁。当时也有一种投机心理,就是我可以快速建造,建造了之后,推向市场,这样我可以至少比同行快三个月交房子。当时我们调查的对象是在日本的上海留学生,每年以7000人的速度回国,他带多少钱我们都计算了,我们的销售对象就是他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发生。浦西建了机场,当时我们以为机场要搬了,结果不但没搬还建了新跑道,飞机更多了。现在万科城市花园住了20多个国家的2.7万户居民,入住率95%,这是设计理念、售后服务理念的成功。因为地块的条件差,你只有让市场去找平衡。

中国是大院文化,一个国家用万里长城围起来,北京城70年代城墙被拆了,城墙里面还有紫禁城,还有城墙。改革开放之后建设的住宅区也不例外,一定要城墙围起来,但是万科的城市花园是开放的,一开放不要紧,里面的配套服务,不仅为小区服务也为小区外面服务。很多小区里面的配套服务做得非常好,但是消费力不够,它运行不下去,而我们是开放的,当时我们设计了8家餐馆,现在已经达到了100多家。这不仅满足了里面居民的需要,而且还有很多外来的人到里面去消费。因为开放,它成为了一个跨越万科小区的社区中心。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现在我们进入了60多个城市,各种案例都是别人不看好的,别人不要的。所以长期以来,万科都被称之为郊区开发商,因为楼盘都在城郊结合部。但是我们知道,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向前推进,拿土地更多是招拍挂,不需要太多的台下交易,价高者得,我们得以慢慢进入市区,结果万科不知道怎么做了。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如何在市中心做房地产项目。

也就是说,不利都是相对的,有利也是相对的。正因为万科这样保持了底线,拿不到好地,只好到郊区去,120%地面对消费者,面对市场去研究,形成我们的竞争力。

进入美国如鱼得水

在美国,一切按照规则、法律、公开、透明,这是万科追求的

前几年万科开始进入美国市场,我们拿的第一块地位置非常好,是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块地。你在那里不用搞台下交易,市场完全公开透明,你觉得那边合适,你找合作伙伴一起来拿地,很简单。结果第二块地也很好,第三块也很好。

到了纽约我就讲,我们到美国投资,一定要有一个标志性的地产项目,我们在旧金山的项目都不够标志。要标志就要在纽约,在纽约就要在曼哈顿,在曼哈顿就要在最中心。今年2月份,我们的项目开工,在曼哈顿的黑石总部旁边,我们和汉斯合作建了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这块地是综合的,因为我们不善于做酒店,不善于做购物中心,那么怎么办?结果发现在美国一切交易都可能的,它的规划不像中国,一旦规划你要改非常难(当然台下交易有改的)。在美国,在功能上,你做什么,市场风险是你自己承担的。你盖多高要和周边的人协商,你影响了他的视野,你说我给你多少钱,他同意了,可以公开地,律师对律师地去解决。在美国,一切按照规则、法律、公开、透明,这是万科追求的,感觉一到美国特别享受。

B转H的空耗

万科这么一家有影响力有实力的公司做这样一个事情都尚且如此,那新兴企业、中小企业怎么办?

再谈谈万科B转H,经历了一年半的事情,终于转成了。20年了。1993年我们发B股,到了2014年,我们才完成了B转H。我记得当年发B股的时候是鼓励创新,不大清楚这种品种的市场未来会怎么样。实际上B股很快就不行了,因为允许国内公司直接到香港上市。 B股萎缩,我们就想转成H股。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允许,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怎么让你不成呢?就是不作为,不作为也不是刁难你,而是他是来熬位置的,不出事就是业绩。熬位置过程当中,任何变化对他的晋升都是不利的,所以他不作为。这还算是好的。更不要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今天一个“国五条”,明天一个“国八条”,你做这个事要找这个部门,你做那个事要找另外一个部门。

在万科B转H的过程当中,我非常担心中国再改革是怎么个改法,万科这么一家有影响力有实力的公司做这样一个事情都尚且如此,那新兴企业、中小企业怎么办?

B股价格基本上低于A股30%,因为它基本上失去了交易的功能,但是万科是一个例外,万科是B股高于A股的,这是B股中唯一的例外,也就是说国际投资者看好万科。

问题就来了,你现在B转H,你必须要给投资者选择权,就是说,如果说人家不愿意换呢?那你只有把它收回来,要按照市场价和溢价来收。当然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当时万科B股是12块多钱,还有溢价,而A股是8块多钱。B股就想我是换现金呢?还是B股换A股。换现金的话,我就会得到12块钱,然后再去买A股,就可以赚3块多钱,所以消费者会情不自禁地换现金,这样的话,必须要有三个承销商来托底,这就变成私有化了,你不仅无法完成H股上市,还把B股私有化了。

这个时候你上不上?你上可能会失败,你不上,我们也知道再往下熬结果会更坏。

当天我们是三家公司上市,万科B转H,两家新上市,因为市场不好,我那一声锣响,万科股价上涨8%,其他两家跌破发行价,第二天万科股票还是上升。为什么呢?因为你坚持符合国际惯例标准的做法,国际投资者是看好你的。

所以有的时候,坚持底线会马上见效吗?不能。但是关键的时候,比如说投资,这一次B转H,香港股市上充分体现出来,就是你坚持底线,你坚信这个市场是规范的,是成熟的,它一定会按照规范、成熟的来对待你。

底线如何来确定

真正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那么容易被打破底线

我想所谓的底线就是一些忌讳不要去做,再一个是微细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或者说在社会变革当中保持相对稳定的一个容量。简单来说什么是底线呢?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日本的管理和经营享有很高的评价。之后,中国包括西方对日本的管理都开始持一些怀疑批判的态度。我还是一个挺日派,当然我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不是从保钓的角度。

我们知道日本的商人和中国商人一样,有很多商派,有不同地域划分,比如说浙商、晋商、徽商等等。日本也一样,有关东、关西。从日本来说,真正出商人的是近江,就像中国的温州、宁波一样。他们做到现在,他们的底线是什么?简单概括来讲,就是三好。买卖双方你好我好还有和我们买卖双方的利益相关者好。这就是他的底线。这是近江商人的三好底线。

提到中国商人,可能有一个近现代商人我们是忽略了的,他就是胡雪岩,胡雪岩是典型的军商,他和左宗棠关系很近。他搞钱庄的钱实际上就是湘军存的钱。所以左宗棠下去了,胡雪岩也就差不多了。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底线。大家知道杭州有一个药铺是很有名的,就是胡庆余堂,这就是胡雪岩做的,老少无欺,对社会有利的。这个药店实际上是他当初的闲散之举,而恰恰让我们记住他的就是这个药店。

前几年特别火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电影当中比较含蓄地点出来,为了生存,他的代价是吃他母亲,他生存下来。那么他是坚守底线呢?还是破了他的底线呢?

说到杀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忌讳的,偷盗奸淫也是都忌讳的,中国现在在很多方面都是破了底线的。

这里我讲一个我的故事。剑桥治安条件特别好,所以车随便往楼下一放就完事了,有一次我去伦敦,车座被偷了。当时正好学校有一个狂欢的舞会,我希望是学生的恶作剧,结果后来找了半天,我确认是被偷了。但是我要上课,走路去肯定是来不及,所以我就骑这个自行车去了。当时我第一个想的是谁这么缺德干这个事,第二我就琢磨,看谁的自行车底座和我这个是一个号的,我就弄一个下来。然后我就放慢了骑车的速度,到处看,后来我一想不对,我车一定是半夜被偷的,我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就这样。后来,我一想这种行为是很可笑的,无论你是什么原因,这就是盗窃。人是多么的脆弱,不是说底线吗?不能盗窃这就是底线。真正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那么容易被打破底线,如果说当时是晚上呢?我们经常抱怨我们的社会,抱怨我们的现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要问问自己的心,我们的底线是什么?

荣誉

为家国、为爱情……

怎么在俘虏营里和女翻译谈恋爱也有荣誉呢?

照片上这两个老兵是参加了诺曼底登陆的,那时候是1944年。你看看他们,你有没有一种荣誉感。

这张照片里的老兵是经历过二战的,他就不像那两个老兵那么有荣誉感,这是英军的一个士兵,1941年他在法国战场上被俘虏了。这个人叫格里斯雷。他进了俘虏营之后,就试图逃跑,跑了200次,200次都被抓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上了俘虏营当中的翻译,就是德国的英文翻译,他和女翻译恋爱,他要跑出去幽会,这是因为爱情。因为这样,他熬过了战争,熬过了纳粹集中营的死亡,熬到了现代。我们看他有没有尊严呢?有没有荣誉感呢?有。我们一提到荣誉好像就是国家、民族,最起码得是家族,怎么在俘虏营里和女翻译谈恋爱也有荣誉呢?

再看这个人,赵震英,他是国民党新六军16师第30营营长。在中国战场上日本的投降仪式是在南京举行的,当时他是警卫营的营长,他亲历了这一过程。某种程度上他就是战斗英雄。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去台湾。结果一解放就被打成反动军官被关进监狱。60年代初被放出监狱,释放之后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又被抓进去了。他的孙子辈不知道爷爷曾经是抗战英雄。现在国内有一个NGO组织,就是研究远征军的战士,研究发现,当时有这么一个人还活着。辗转在北京找到他,问他是不是那个少校营长。他说我不是。这个人头脑非常清楚。NGO组织做他儿子的工作,说现在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抗日已经肯定了。最后确定了,这个老人就是。但是你说是的话,得有证据啊。他们去看美国描述这一段历史的纪录片,一看,这不就是赵营长吗?然后他描述当时的情况,结果纪录片描述的和他描述的一模一样。到现在他还是一口流利的英文,但是解放之后的40年里是在监狱当中渡过的,现在他已经90多岁了,你觉得他这一生有荣誉吗?

我们不要讲那么沉重的,回到现在。照片上的这位是台湾著名的大律师,我这里想谈的荣誉是他的合伙人之一,诈骗他30亿台币,卷款跑了,他和债权人通信签署协议,我来还。这个律师楼,现在还是台湾最大的。他的故事非常有意思。中国传统讲信誉是叫父债子还,当然在这里面不是父子关系,是一个牵连的关系。这是中国的传统,讲好我认,我还不了我儿子还。但是讲不好,和现代企业当中的有限责任来讲,这个就有点问题了。

讲到荣誉,我想要谈一下戈壁挑战赛。2013年在B队上,有一个队员被狗咬了,当然很快就到医院采取措施,之后这位队员重新返回坚持参赛。这位同学他为了什么?荣誉。实际上他当时处于非常不好的状态,但是他坚持走完,因为按照规定,如果说一个人掉队这个成绩是不算的,所以他坚持下来。

第一固然重要,第一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们过去的十年,把量看得过于重要了

我们来看一下万科,去年万科是1700亿,去年年底制定计划的时候,很多都是说至少今年增长到2200亿,也有说是2300亿的,我的意见是2000亿。很快,两家公司,一家定的是2400亿,另外一家是2500亿,而万科当时是第一,万科从1998年开始到去年都是房地产行业的第一。而我们去年面对另外两家,一家2400亿,一家2500亿,你要是我的话,你会怎么考虑呢?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要重新定义?定义多少?是不是要保持第一?

万科有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中国要转型转什么呢?从速度增长型到效率质量型,从速度到质量;第二,万科从1998年到现在一直是排第一的,如果排到第二了,哪怕是一个象征性的几十万的差距,可能在心理上,从管理层到消费者都会有变化;第三,你的诉求是什么?第一是结果还是目标?实际上它是一个结果。

现在中国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大。世界500强,美国企业130家,中国企业80多家,可以预计未来三年,中国世界500强企业会超过美国。当然量非常重要,但是你把他作为终极目标还是作为经营当中的一个衡量数字,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我们过去的十年,把量看得过于重要了。

中国有一种游戏是围棋,往往你下一个子,已经考虑到后面二三十个子。我们考虑的不仅是今年达到2000亿,我们明年多少,后年多少,大后年多少,这是一定要考量的。万科2000亿没有变,现在半年过去了,万科已经达到了1000亿,你会发现,那两个制定2500亿的,一个是500多亿,一个是800多亿,你一算那就有问题了。

你不能说捍卫你的荣誉,最后你保证不了它。刚刚很多同学讲的我很赞成,包括更多对质量的考量,对股东投资者的考量,更多利益相关者的考量。但是说好说,已经连续多少年第一名了,你要真回去了,那种复杂心态是不一样的。

万科最在意什么?

天使看是很美好的,那是要通过艰苦斗争的,是要和魔鬼进行搏斗的

万科在推动运动方面,我们在乎什么?万科普及自行车和长跑运动,2001年开始,员工每年体能检测,公司和公司之间也竞争,也很在乎名次,但是我们最得意的是什么呢?2013年,万科110位中层管理人员,平均体重减轻一公斤,这是万科诉求的,更多地体现在人的身体健康上,因为现在是身体过重,营养过盛,缺少运动。万科每一个公司经理年底考核,如果你的员工体重额外增加了,要扣老总的管理分,是影响奖金的。

今年的9月份到10月份,万科公益基金组织在剑桥商学院要组织一个魔鬼训练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魔鬼训练营。一个是全英语教学,教学的质量非常高;第二个是体力培训,我们安排了两个赛艇俱乐部进行训练,一个月结束之后进行比赛;第三是要吃西餐吃一个月。

我觉得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最顽固的是胃,拒绝吃西餐,你会发现无论是出国考察还是开会,三天吃不上中餐的话,他就抓耳挠腮,要不然就是公文包里装着方便面或者是老干妈。而我们的训练营只吃西餐,我们鼓励引导你吃西餐,同时诱导你吃中餐。我们把方便面准备好,老干妈、榨菜都给你准备好,而且把剑桥很多很好很棒的中餐馆电话都告诉你,允许定餐,允许叫外卖,允许你公开吃方便面,但是你吃方便面要登记一下,最后看哪一个队登记得多。

也有人建议说,一包方便面罚1万块钱,10包10万,然后我们做公益。这个理想非常丰满,但是现实就很骨感了。第一他是惩罚你,你吃一包是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惩罚性的。当然如果说是惩罚性的那就是魔鬼训练,不,我们不惩罚你,但是给你公布出来,你吃了7包,30包。我相信在拿方便面要签字的时候,他会把方便面放回去。所以这不能说是魔鬼训练营,而是天使训练营。天使看着是很美好的,那是要通过艰苦斗争的,是要和魔鬼进行搏斗的。

对荣誉,从不同角度来说,看法是不一样的。这里是西方对荣誉的看法,莎士比亚对他的论述,有的时候把它形容的很神圣,有的时候又一钱不值。在圣经当中,荣誉相对金钱来说,肯定荣誉是第一的。如果说没有了荣誉就等于躯体没有了灵魂。威尼斯商人这样说,名誉啊名誉,我丢失了名誉就是丢失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剩下的就是野兽本能。但是莎士比亚又说,名誉是空虚和骗人的东西,得到的时候往往不劳而获,丢失的时候又并不值得令人如此对待。对名誉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背景有不同的理解。

生命的选择

放弃第三次登顶珠峰

有的时候要学会退,有的时候退的决定比进的决定还要难

我32岁到深圳,50岁之前作企业家,我48岁辞去CEO职务,开始探险,因为少年时代受鲁宾逊漂流记的影响,非常向往这种生活。我59岁的时候,也就是4年前第二次登上珠峰。实际上在我的心目当中,我原来准备至少登三次,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调整了几次,后来决定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三浦雄一郎,我准备70岁登的时候,他71岁上去了,我就是冲着人类最大年龄登顶珠峰去的,所以我调整到72岁,所以有的时候说不争第一是假的。结果他77岁又上去了,我就调整到78岁。结果他80岁,就是去年又上去了,我想算了吧。真是较劲。

你会发现,你要量力而行,即便你不服气。因为他的目标是一次又一次登珠峰,但是我还不这样。人生要有目标,而这个目标要不断修正,人家高你要跟着高,人家高你再高,但是有的时候要学会退,有的时候退的决定比进的决定还要难。

三浦先生是滑雪教练出身,他一直非常热爱登山。而我喜欢的运动不只是登山,像帆船、皮划艇、滑翔伞等等。我还有一个滑翔伞的中国纪录,我是2000年创造的盘高滑翔纪录6100米,14年了,没有人破,我估计再过十年也没有人破。我可以跟同学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人破。因为在我之前,中国飞滑翔伞记纪录是4700米,创造纪录的地点在河南的辉县,在太行山,那个地方非常适合飞滑翔伞。那个地方最高的盘高纪录是4700米,他的飞行起飞高度是1100米。我创造的记录是6100米,但是我的起飞高度是4500米,同学们会说,难怪,你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起飞。人家4700米的纪录,你站在4500米开始飞。我告诉你们,不容易的。拉萨是3700米左右,到那里你就要头疼,一个礼拜不舒服,缓过来你也该离开了。飞伞是不爬雪山的,爬雪山的是不飞伞的。像我这样的既爬山又飞滑翔伞的人很少。你知道4500米起飞的地点,我要背着20公斤的伞包3个小时,滑翔伞运动员到3700就趴下了,没有正规山路,背20公斤的伞包上去,他根本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因为我是登雪山的。所以这个纪录非常难破。起飞之后,就是非常强的气流把你往上顶,这是非常危险的,速度再快的话,会让你迅速失氧让你晕过去。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伞割开,空中下坠,脱离上升区,你背上还有一个伞,把它打开。飞滑翔伞训练是很危险的。那一次我是遇到了热气流,拼命往上盘,创造了这么一个纪录。当然我最后下来的时候,昏过去了,摔断了两根肋骨。

来自工业文明的爽快

回去的时候我是一瘸一拐的,但是我是哼着小调回去的

另一个爱好是赛艇。我们知道中国划龙舟有非常悠久的传统,但是他是农业式的划,主要是靠臂力和腿部的力量,不用训练。而赛艇是工业式的划,他和龙舟完全不一样。我喜欢龙舟,但是我更喜欢划工业文明的赛艇。

我划赛艇有10年的历史了,但是真正对划赛艇内涵有体会是到了剑桥之后。我去剑桥的时候两点很有名,第一个就是两次登顶珠峰;第二个就是我的微博有1300万粉丝,他们觉得这个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他们也知道我划赛艇,所以他们让我参加了赛艇俱乐部,后来一查才知道,他们安排我参加的就是代表剑桥大学参赛的最强、最精英的俱乐部。

我告诉他们我有八年的经验,但还是必须经过训练,那些训练动作是我以前在中国的省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各种蹂躏,蹂躏了一个半小时,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训练了,左腿抽筋了,但是这种方法让我周身有一种愉悦感,我是骑自行车过去的,等回来的时候我是一瘸一拐的,但是我是哼着小调回去的,我就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俱乐部的教练给你训练的一种方法,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把你身体全部拉开,与其说是训练,还不如说你是做了一种瑜珈,你会觉得很爽快,哪怕是腿是一瘸一拐的。

第二次去,他说一个星期你愿意来几天都可以,我问他们一个礼拜训练几次,他们说5次,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5点训练到7点半,然后再回去吃饭。我这才意识到,为什么剑桥业余学生社团的俱乐部,可以两三年之后,训练出来接近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国家运动员水平。这个时候我才对这种赛艇运动有新的认识。他们这种连续不断的,每天早上清教徒式的训练,源于古希腊、罗马对人体的认知,在生活当中的位置,人体和心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训练当中队员心和心的交流,这是我在剑桥之后体会到的。

互动

问:你曾经给铁路的姚主任送过两条烟,但是他没有收,因此你开始思考,并且坚持不行贿。如果说他当时收了你的烟,历史会不会改写?

王石:一个人向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收与没收都有偶然性。我讲的故事是有前后因的,第一,姚主任他并不拒绝收红包。因为事后他说,你知道红包的行情吗?他伸出两个手指,我说20块钱,因为香烟一条20块钱,他说200,也就是说你根本不懂行情。但是他是想帮我的。这带有一种偶然性,就是底线如何把握。我要非常感谢姚先生,他没有收。当然写书是举案例来说的,这样不经意的事可能不只是一件,我只是说了一件。

问:是什么让你在63岁的年龄依然保持如此的活力,让你有如此的活力和精力来继续挑战和学习?

王石:第一好奇,第二是不服输。什么叫好奇,你就是想知道一件事情,想体验一件事情,但是人的时间有限,必须要进行选择。比如说2000年我开始接受做广告,我很好奇,很好玩,人家还给你钱。而现在做的是一年拍一个广告,然后做公益。因为拍的广告,都是一些很好的品牌,拍广告的过程当中就有对企业的理解,这也是学习的过程。第二是不服输不服气。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小三岁。有一次他跟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就早比我经营几年,你是创业家,我也是,你是企业家我也是,你登上珠峰,我也登上珠峰,我是科学家,你是吗?就把我噎住了,就凭这个,我不服气我就去了哈佛,去了哈佛还到剑桥,后来他就不敢拿这个话来噎我了。

话说回来了,人就是要有一种较量,当然还要有一种平衡。我现在63岁了,我60-70的定位是提高个人修为,企业经营这么多年,登上珠峰十年,我也有点小牛皮哄哄。但是60-70岁,我要改变一种方式,我要到大学去补课。补这样一课干什么呢?以后因为要到学校里去给学生讲课,不是像今天这样的演讲。正儿八经上课,一年有12个学时,学生要打分的。你去讲演和给学生代课是完全两回事。所以你说为什么,就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学生负责。

问: 6月7日的微博看到您也非常忙,您是怎么样做时间管理的?

王石:简单来说,第一个你是不是相信自己,第二你是不是相信别人。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你是不是相信王石建立的制度,当然我建立制度还不够,我还要建立团队,如果说你相信的话,为什么非你在不可呢?你要真的相信自己,也要相信别人,你相信别人你自然就有时间了。在微博上我显得很忙,就是给那些不平衡的人看的。要不然的话,他们会觉得你天天在玩,还拿那么高的工资。我确实很忙,但是真的没有像微博上写的那么忙。你相信制度,相信团队,你还要有担当,一旦出错你要承担责任,什么责任呢?你要准备辞职。不是说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这是不行的。建立制度,建立团队,相信制度,相信团队,就是相信你自己,这是简单来说。

比如说我的安排,你难道非要出国学习吗?在中欧、在复旦学习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但是国内这样的环境,你可能安安心心学习吗?不可能。所以你必须要梳理一下,你要到外国去,至于说选择什么学校,那是偶然性的。不是说我选择的哈佛,而是偶然机会我就去了,哈佛有一个本科在中国的项目,万科是一个接收单位之一,有一年他们感谢我们,把我们这几家老总叫来,不知道怎么就冒出一句话,你有没有兴趣到哈佛,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他话一落我考虑都没考虑,就是一年。后来我想到伦敦政经学院,双年展的时候,认识了他们城市管理学院院长,我说我现在在哈佛,想到你们这里是不是可以?他说没有问题。你会发现英国的大学手续上非常烦琐,就在烦琐过程当中,两个剑桥的教授去万科访问,我们总部的人就说我们董事长在哈佛学习,下个月准备去伦敦政经学院。他说为什么不去我们剑桥呢?结果两个教授回去之后,就给我发了邮件。政经学院那边还在做烦琐的手续,这边已经开始邀请了。所以我就去了剑桥。

到了哈佛给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我到了60岁,已经是经验主义,已经不大愿意动脑筋了,忘性非常大,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之所以你不用动脑筋因为下面有团队,一个想法下面人就开始做了。但是一下子把你放到学校去了,全都变了。就像一个生锈的机器重新开动了一样,随时有可能霹雳啪啦碎了,但是运转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状态回到了20年前。登知识的山比登物理的山要更难。

问:在哈佛和剑桥进修的时候,您有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如果说您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创业的时候知道的话,你会做的不一样?

王石:人生是不可能重来的,因为他就是一个过程。四年来,感受最深也是让我最意外的是,我到那里选择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史,当然入手是要从宗教史开始。因为宗教史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学习过程当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困惑,因为你要深入了解西方文明,你是东方文明的产物,你会容易弄不清你的身份,你要解释别人是谁的时候,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中国传统哲学史,不学不要紧,第一学痴了,第二找到了感觉。

你更可以从东西比较当中知道你的位置。比如说我们认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缺少现代概念的契约精神。但是你学习中国的传统哲学史会发现,契约精神中国是有的。地契最早可以找到东周,而且现在是有实物的。但是你会发现西方和东方非常大的差别是,西方的契约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有补偿机制,就是你违约了如何补偿、赔偿。而中国的机制是同情弱者。当时是井田制,都有土地,你缺钱了把土地卖出去,卖者是弱者,买者是强者,一旦卖者有能力赎回的时候,规定按原价赎回。这就是典型的同情弱者、平均主义在契约当中的体现。你看到这里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房地产商一降价,民众一闹事,政府不管。按理说契约签订了之后,我降价那是我的事,你涨价的时候怎么不给我分点呢?这是中国的传统,就是同情弱者。

当然我们对西方不应一味批判或者是一味接受。而是说有选择的批判和接受。这是我作为一个土鳖的一种感受。

以上是王石7月1日在中欧商学院的演讲内容

(据2014年7月3金地产)

本文发布在 公民人物. 收藏 永久链接.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