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一个三更半夜，那些拆村子的人来了。数百名警卫突破了村庄周围的围墙，开始敲打140户四合院的大门，叫醒居民，通知他们离开。
许多人试图抗议，但被警卫制服，到本周，拆除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挖掘机驶向一户户房屋，把建筑垃圾扔到一个叫西台的地方，那里位于北京北郊一个郁郁葱葱的山谷，距离长城很近。
“这是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的偷袭，”居民盛洪说。
这是今年夏天被拆除的数个京郊村庄之一，反映了中国政治和经济不透明叠加下的腐败。前一年还可以完全接受的东西，第二年就可能突然被认定为非法，在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反复无常的政策下，社区和家庭都脆弱不堪。
在建设这些项目之时，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是首要任务，许多项目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现在，在北京市最高领导人蔡奇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宣布，这些项目实际上违反了保护环境和农业用地的法律。
在今夏的拆除行动之前，北京曾开展过“美化”历史悠久的胡同，以及清理城南破败的外来人口社区的活动，虽然表面上是出于对建筑安全的考虑。
当时那些项目主要针对贫困居民，几乎不加掩饰的目标是将北京人口上限控制在2200万。最新的行动主要针对相对富裕的人群，他们有能力在北京拥挤的城市中心之外以田园风光为主的农村地区购买独栋住房——有时是他们的第二套房。
所有这些行动的共同点是，一旦政府决定了一项政策，受影响最大的人几乎没有追索权，通常没有公众协商，甚至没有太多解释。
“在这个制度下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保罗·吴(Paul Wu)说。他在西台村以西约30英里的另一个村庄瓦窑村租了房。6月下旬，这里开始拆迁，六个不同的发展项目成为目标，它们现在已被宣布为对农村的破坏。
政府采取这种简单粗暴的行动，风险在于会在民众中播下对这个共产党国家的不满和不信任，甚至对那些从国家经济转型中受益最大的新兴中产阶级也是如此。拆迁已令抗议者和身穿防暴装备、拿着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的警察之间爆发了至少三起冲突。
最新的行动是在中国刚刚摆脱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严重阶段时开始的，其推动力仍然不清楚。西台村居民、著名经济学家盛洪说，这些行动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经济或环境动机。
他提起2018年习近平对陕西秦岭违建别墅广为人知的愤怒。从那时起，习近平在多种场合提出保护绿色空间的问题，给当地官员制造了积极应对以示忠心的压力。
“地方官比着看谁拆得多，”盛洪说。“拆得多不会受罚，拆得少可能坐牢。”
中国最高政府机构国务院去年开会讨论了非法住宅建设的问题，强调应该对所有房产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并适当考虑业主的利益。但是这样的事似乎并没有发生。
2009年，在瓦窑村，保罗·吴和妻子出资建造并租赁了一栋木结构房屋，在那之前不久，村里建了一批新的度假屋，名叫俄罗斯风情园，建造开发商是中国北部边境一家从西伯利亚进口木材的公司。保罗·吴觉得他和妻子及父母可以在周末逃离城市，来到这里。
“我比较喜欢自然的环境，”他在村外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道路两旁都是牵牛花和垂柳，但是随着拆迁工作的继续，现在这里被警察岗哨围绕着。
这个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小村庄曾把这些开发项目定为旅游和文化项目，避开了不许在农业用地上进行纯住宅建设的规划限制。
村政府最终批准了1000多座房屋的建设。这些项目为村庄带来了金钱和工作机会，村里为社区修建了道路和公用设施。
保罗·吴和妻子经营着一家公司，为北京的酒店和餐馆提供厨房设备。他以现金支付了66万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略低于10万美元，租期为49年；中国允许租赁土地，但不允许出售土地。
“我有赌博心理的，”保罗·吴说，“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政策是在变化。”
这份合同是由村干部和开发商满洲里爱英斯木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所以看起来像是经过了政府批准。后来，保罗·吴和妻子又花了4万美元进行装修，此后他们大部分周末都在那里度过。
最初的问题迹象出现在2010年，当时该开发商的公司注册被撤销。一年后，住户被告知，法院宣布这些开发项目为非法，但官员们向他们保证，他们的房子是安全的。
后来，2013年，瓦窑村的党委书记邢如意和村委会主任邢全普被判刑，罪名是未办理重新规划手续就允许在农业用地上建房。他们分别被判处51个月和42个月的监禁以及罚款。
然而，没有人对这些房子提出异议，这令住户相信社区会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然后，在今年6月，公告出现在村子的大门和住房门口，引用了九年前的法院命令。
网上流传的一条短视频显示，6月29日，包括保罗·吴在内的数十名居民聚集起来抗议，他们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发射了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当地居民说，许多人被逮捕了。“都是老百姓，”一名女子在视频中反复喊道，“你们何苦呢？”
另外一个类似的视频显示，该地区同样面临拆迁的村庄延寿也发生了冲突。此后，两个视频都受到了中国长城防火墙的审查。
随着拆迁继续，保罗·吴的村庄仍被封锁。走在附近山间石墙围绕的杏树与核桃树梯田，可以看到扭曲的房屋残骸。一排灰色卡车停在村子红蓝相间的华丽大门外，开车的是收废品的，他们希望收集门、窗、板材或其他任何可以继续使用的东西，至少是可以回收的东西。
北京市政府官员没有回应就有关行动的提问。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类似的开发项目会成为目标。2013年，在瓦窑村领导受审前后，《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提到了北京周边108个类似的项目，其中包括数千套住房。
受影响的人们几乎没有办法求助。2008年，阿隆·巴尔(Alon Bar)也在盛洪所在村庄买了房，租期为70年。他相信，根据当时被称为“新农村”的政府政策，他的房子是得到当局支持的。
巴尔是一名以色列农学家，他于1988年首次来到中国，参加一个发展农业和引进节水技术的政府项目。他最终留在中国定居下来。
“这在当时是政策，现在政策变了，”66岁的巴尔说。由于新冠病毒的旅行限制，他今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以色列。自周一以来，他收到许多有关拆迁的最新照片和视频。
“他们拿了钱——拿了几百万——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还说。“没有问责制。”
他强调了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喜爱，还描述了自己卡夫卡式的努力，如何试图理解政府的决定，并在为时已晚之前寻求申诉途径。他说，一名中国律师无法找到当局下令拆毁房屋时援引的法院判决。
一名区政府官员告诉居民，可以起诉该村要求赔偿，村干部则回答说，即使输了，他们也拿不出钱来赔偿。他说，数百名警卫在夜间占领这个村庄是一种战术，目的是在任何反对者引起公众对政府行动关注之前，对其进行恐吓。“这不是卡夫卡，”他说。“这是黑手党。”
转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