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水 2020-7-28
（声明：本段是根据现在的回忆写的，对话内容和实际可能有所出入，具体的内容，得等到有朝一日，程渊和我儿子案件的档案公开，看当时的同步录音录像为准。）
此时的我，内心真的很平静。
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眼前的这几个人，微笑着，就等他们拿出刑事拘留证，让我在上面签字。
我始终认为，我儿子的此次遭难，都是因为我这个父亲，没有能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没有能给他找个好工作，或者，我当初为什么不把他留在我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然后慢慢让他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更主要的是，我认为，之所以我儿子会被以这样的罪名被课罪，是因为我们这整个一代人，都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当自己的小孩连为这个社会做点公益也会当成犯罪的时候，试问哪一个男人，有做资格做孩子的父亲？
所以，如果我真的被抓了，在我的内心，反而会得到一种解脱。也算是，对我儿子被捕的一种赎罪。
正是这样的想法，所以让我在听说要对我采取措施时，反而显得特别的平静，甚至还有点小小的期待。就指望着他们把拘留证放到我的面前，然后，我英雄般地在上面潇洒地签上我的大名，伸出双手，让他们把我铐上。
最终，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打破了沉默，拿出了所谓的证据继续对我进行审讯。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所谓的证据，只不过是下面这些：
一是我参加程渊他们组织的活动时，报过来去的机票钱；
二是，我因言论“危害国家安全”被停止执业十个月期间，在百无聊赖之中，为我儿子他们设立的微信公众号《萌动律心》写了一些文章，当时每篇文章给我的报酬是200元。
这，就是他们所说我收到程渊活动经费的证据！
这些，我全认了！干嘛不认呢？来去机票钱，是我自己先掏出来的钱，然后给我报销，也算是我收取“活动经费”？至于写文章的报酬，那也应当算是我应得的吧——那些文章都是公开的，文章的内容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在经过因言论而“危害国家安全”，又是被律协停止会员资格，又是被司法行政机关停止执业后，我写东西已经变得“胆小如鼠”了，更何况还在处罚期间，所以只能写些无关痛痒的东西，骗些茶水钱，总不至于这也算是犯罪吧？
这些问完之后，他们又从我父亲开始谈起，说父亲当年如何因带头反抗移民（其实是他们弄错了，应当是退出农业合作社），我母亲又怎么样，我和我妻子感情又怎么样怎么样，我和我儿子的感情怎么样。
这，已经纯属与家庭的隐私范围的东西了。
过去快四个小时了，这一场审讯终于接近了尾声。他们几个人低头侧耳了讨论了一番，我能清晰地听到了其中几个字：“基本一致”。
然后，结束了讯问，让我在打印好的笔录上签字按手印。
我拒绝了——我说，这有关乎一个律师的尊严。他们再怎么威胁，我坚决不签字，对那份笔录看也不看。不是有同步录音录像吗？干嘛还要签字画押？
又是僵持好久。
终于，他们再也没有坚持。只是让我在他们打印出来的那些文章中，让我签字确认哪些是我所写的。
这一切都完成后，那位穿便衣的领导终于正式坐到我的对面，开始和我谈话。
首先是说，他们如何同情我儿子，如何善待我的儿子，如何在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还把他带出看守所，专门为他买了生日蛋糕。在过年的时候，又把他带出看守所，给他吃饺子，我儿子又是如何感动得哭了等等等等。
最后，话题一转：“我们找你，主要是想你劝一下吴葛健雄，让他认罪认罚。吴葛健雄本人呢，也有这个意思。认罪认罚了，可以尽量地减轻处罚，你做律师的，是懂的，这个罪可以判多少年。我们也是为他好，因为考虑他还年轻。”
我终于明白了，这才是他们此次找我谈话的主要目的所在！就是要我对我儿子进行劝降。
“我连案卷材料都没有看到，你们所说的证据确凿，我也不知道确凿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我看了证据材料后，得出结论我儿子的行为确实构成犯罪，作为父亲的我，当然比谁都想让他取得一个从宽处罚的结果。我连什么证据都没有看到，我怎么去劝我儿子认罪认罚呢？”
“打死我，我也不相信我儿子和程渊他们会‘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个国家的政权，就凭他们那几个人就能‘颠覆’了？”
那位做笔录的小子立即插嘴到：“你还是个律师呢，怎么连这点都不懂？颠覆国家政权罪，是行为犯，不是结果犯，只要你有这个行为就构成。”
我笑了，心里想，如果是结果犯，那你小子还能坐在这里对我狐假虎威吗？
于是，斜撇了他一眼，说：“你还是去翻翻刑法书吧，颠覆国家政权罪，是行为犯，但需要有‘组织、策划、实施’的行为！他们有组织吗？组织了哪些人？如果没有组织，那么又何来策划？他们策划谁去？没有策划，又何来实施？所谓的行为犯，是必须要有行为才构成，如果连行为都没有，又何以构成犯罪？”
见我坚决不愿意去劝儿子投降，他们也就作了罢。
下午六点快到的时候，这一场交锋，终于结束了。
林圣新警官送我出来。因为天色已晚，在长沙市内已经没有可住宿吃饭的地方，且各地封路的风声越来越多，我必须得抓紧时间往回赶。
于是我把妻子还让我带了许多东西给儿子，有衣服棉被、浴巾、擦脚布之类的，请求林警官代我把东西交给我儿子。林警官说，这些东西里面都有，没必要送，也可能送不进去。
“送不进去，那就扔了吧，”我说。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临走前，林圣新警官这么对我说。
“一定会，”说完，我开车离开了办案单位。
天已经很黑了——或许，冬天的这个时候，天本来就应当这么黑的，更或许，在我的内心，总感觉，长沙的天，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要黑！
大街的两边，已经亮起了街灯。行人和车辆很少，仿佛进入了一个荒凉的无人城市。偶尔见到路边，有一两个警察，象木偶似的，在十字路口站着。
上了高速，我打开了车灯，拨到了远光的位置。
我一边开车，一边回想着下午的一切。
想不到，这次他们会提起了我已经去世了快二十年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世时，一向寡言少语。小时候，他从来不会命令我们怎么做什么，怎么做，而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埋着头，闷着声做。脾气很好，鲜见他发火发怒。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也很少会训斥我们，也从来不埋怨我们。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很敬畏他。
每到夏天，农忙的双抢季节，他的背，总是会晒得一层又一层地脱皮，然后就变得幽黑幽黑，就象挂上墙上久经熏烤的腊肉皮一样。
如果不是他们这次提起我父亲的事，我都几乎已经忘却了。
我父亲的心中，有一块深深的伤痛。这个伤痛，是任何人都提不得的。这块伤痛就是，所谓的“反革命份子”这个身份。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堂哥骂我父亲，说：“你这个反革命！”
我父亲听了，突然怒起，操起一把锄头，就朝着我堂哥的脑袋劈头砸去！幸好，旁边的人及时拉住了，否则，我堂哥的脑袋，当场就会开花。
事情要从上个世纪说起。
那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我的一个哥哥（似乎还有一个姐姐），就是在这场大饥荒中饿死的。在这场大饥荒中，我父亲为了不至于让他的子女全都饿死，带头退出农业合作社，搞单干。尽管，但他的这个举动，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因为，1962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就开始纠正大跃进期间所出现的错误，提出了“三自一包”的政策，使当时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农业政策也就是自此而来。
但是，在后来的运动中，就是因为这一次退社，我父亲差一点就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说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了，估计是当时“反革命”的指标不够，所以没有正式戴上，所受到的压迫没有别人那么严重。但这也导致了我父亲始终处于一种被批斗的边缘。我的大哥，后来参军的时候，就有人举报到部队，说父亲是反革命。于是，我大哥似乎就因此服役期还没到，就被提前退伍回家了。
“反革命份子”这个身份的阴影，或许已经深深地成为了我父亲内心的一个伤痛。
想不到，现在我儿子，也成了“反革命”（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即从以前的反革命罪中分解而来）！按下午那些领导的说法，意思是我儿子是受到了我父亲的影响。
我父亲去世时，我儿子才七岁！
如果受影响，也应当是受我的影响才对。
但是，这方面我影响过我儿子吗？我深信没有。因为，在家里，我从不谈政治，也不谈国事。只是我儿子有时看到了有关我的新闻，会对我说：
“老爸，我发现你越来越象公知了！”
“你老爸本来就是公知，”我会回答道，然后就不再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在教育小孩方面，我似乎继承了我父亲的传统，那就是，从来不会要求小孩做什么，怎么做。我只是会对他说，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决定——但是，你也要对自己作出的决定，对自己负责。
在儿子被捕之后，许多人都说，我儿子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才会走到今天的这一步的——甚至包括我的家人也有这么说。但我始终不认为我儿子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
虽然，在早年，因同情学生，我差点成为“反革命”。因为这个，那年为了儿子读书，需要将户口转到杭州时，我差点无法转入。因为政府人事部门的人告诉我，说我属于“三种人”。而杭州，对“三种人”是不允许转入了。
以前，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居然是什么“三种人”。
后来还是通过关系，让户口转出地的国保部门出具了我已经“从良”了的证明，又让单位把我申报为“急需引进人才”，才得已将户口的问题解决。
前两年，我又因“不当言论”“危害国家安全”，分别被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处罚。想想，“危害国家安全”，基本也就是以前的“反革命”了！
我心里默默地想，人家有红色革命基因传承，莫非，我家有“反革命”的基因在传承？
我又对下午谈话的内容，在头脑中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我儿子没有认罪——所谓的他想认罪认罚，那都是一种误导我的企图。如果儿子真的认罪认了的话，还需要我这个父亲去做认罪认罚的劝降工作吗？
其次，办案单位，并没有查到他们所谓的犯罪证据！至少，证据是不确凿的——否则，经过了两次延长侦查期限之后，为什么还要再来延长两个月呢？
第三，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儿子和程渊他们并没有涉嫌犯罪！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他们只是从事了我所知道的那些公益活动！
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基于他们私下讨论时所说的内容“基本一致”。他们所说的内容“基本一致”，显然指的是我所陈述的事实，和我儿子及程渊他们所供述的——或者他们所掌握的事实基本一致！
这次延长侦查期限，已经是第三次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也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期限到了，他们就再也找不到延长侦查期限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了，最终，只能移送到检察机关去审查起诉。
案子只要到了检察机关，我就可以与我儿子会见，就可以去检察机关查阅案卷材料，就可以解开一个始终团在我心中的谜团：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抓我儿子和程渊他们！
我的车，在黑夜中行进着。虽然没有吃过晚饭，可我却一点没有感觉到饿。我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开始困扰着我：我该去哪里？
虽然，导航的终点是家。而我，此时似乎已经根本无法到达这个终点了！
我到的消息是，杭州市的高速公路出口都已经关闭了。而且，我所居住的小区也开始设立了卡口，禁止一切外来人员进入。每户只发一张出入通行证，而且只能两天有一人出入一次。小区那些回家过年还没有返回的外地务工人员，他们所租住的房屋的门，也已经被贴上了封条。
杭州肯定是回不去了。
那么，回武宁吧，去我大姐家。打电话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小村也已经封路设卡，不准任何外来人员进入。而且，回家的高速公路出口，也被关闭了！
这意味着，我已经无处可去。
突然，心中不禁产生了一阵恐惧：不会上了高速公路，就下不来了吧？
在当时，这不是一种可能，而且一种真实的存在。
温州某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公职律师，就因为回家参加一个亲人的葬礼，回到温州市时，高速公路已经关闭了。当她返回老家，结果老家的高速公路出口也被关闭，禁止下高速！尽管，这个人一惯很正能量，但这个时候，她的正能量，似乎并不能对她有任何帮助。更有些货车司机，因为车辆是湖北牌照，在高速上一滞留就是十几天甚至几十天！
整条高速公路，似乎永远只有我这一辆车在奔跑。听着导航的播报，已经到了江西境内。
也许，是经过了一个上午的开车奔波，又是一个下午的审讯，开车一两个小时后，我已经有些精神恍惚起来。开着开着，不是突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就去何方，就是总感觉这路，似乎越来越窄，而且经常会变形、扭曲！尽管限速牌上显示，最高限速是120公里，可是我把车速放到80公里，但看到的路面，却依然是变形，扭曲的。
迷茫、困惑、伤心、愤懑，似乎又有的是更多的孤独和无助，一种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随之而来的是，我的眼泪出突奔而出，模糊了我的眼，也模糊了整个黑夜和这个世界。
我忍不住大吼一声，猛然地一脚油门下去，开始狂奔起来。马达的轰鸣，伴随着我那从内心的深处发出的吼叫，我的车，犹如一头愤怒而又绝望的野马，飞奔着，疯狂地向着这个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的、铁幕一般的黑夜撞去……
（本文全文结束，希望朋友们能继续关注后续文章：《是谁，偷走了我为儿子辩护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