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中国法治化最需要高层的诚意

贺卫方：法治不仅仅是老百姓的事，法治首先是政府的事，或者执政党的事。执政党和政府，务必要真诚地面对自己对国民的承诺。不论是我们的宪法，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按照官方的说法，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体现了党的意志。

作者简介：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担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贺卫方：中国法治化最需要高层的诚意

我认为有两条最要紧，一条叫高层真诚地践行法治，第二就是司法区化改革。

刚才邓子滨教授谈的我很赞同，我觉得他说了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想补充一下，法治不仅仅是老百姓的事，法治首先是政府的事，或者执政党的事。执政党和政府，务必要真诚地面对自己对国民的承诺。不论是我们的宪法，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按照官方的说法，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体现了党的意志。

我跟所有人都一样，大家都真诚地希望这个社会是稳定的社会，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是一个公民权利也好，政府权威也好，都能够得到完善地保障的一个社会。但是让政府最丢脸的事情就是，其实政府不守法，政府做出的承诺，自己经常违反，政府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都可以不遵守规则，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一定要让全国的每个国民都能感受到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子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或者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但最可怕的是，我们发现关到制度笼子里的是我们，而不是有权力的人。

第二个方面，我要谈一下司法区划的问题。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发出的最令人鼓舞的信号之一，就是意识到了这个国家四权重合的高度危险性。那就是行政区划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区划，它也是一个立法区划，是一个司法区划，还是一个党权的区划。那么重庆模式表明，只要地方一把手一手遮天，没有事情不能做的，这是普遍的问题。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一把手一手遮天，权力无从制约，为什么？是因为这几个权力高度统一，没有一个能逃出如来佛的手心。如果我们假设高级法院的设定，它跟行政区划不重合，是相互交叉的，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地方政府干预司法的机会，我认为这是特别重要的改革思路。

中国是有了党的领导，但是党的领导还有中央领导、地方领导的问题，地方领导如果不做好事，我们怎么去制约，就变成特别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想，全国设12个高级法院，管辖现在的32个省级单位，没有一个省行政区划能够涵盖整个高级法院。现在中央首先想将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属省统管。但是省统管其实很可怕，因为有可能出现高级法院直接指挥下级法院的问题。那么如何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建议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财政人事，由省人大来管，从人大直接对口到一个特定的法院。那么省高级法院脱离了行政区划，它是一个跨地区的设置，然后最高法院管全国，它的财政人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来管。这样多多少少也会形成一种地方权力和中央权力的某种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务之急，这是一个“急所”。我特别强调前面那个“急所”比后面重要，如果国家不真诚地搞法治，只是抓样子，这个就特别可怕了，我就是这个观点，谢谢。

（2014年7月1日凤凰网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