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按：我被迫从大学辞职至今已七个月。前两天我的学生赵晓阳主持的“思象”传媒与两位年轻人开的“咖啡指南”合作，举办了一个沙龙，让我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借助这个机会，我对当时辞职事件引发的一些学生争议做了必要回应，并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教育关怀。这里稍作精炼整理，成有关大学教育的三篇小文，可简称“谌三篇”吧。我在此的言说和文字，最根本的出发点仍然是自己牵挂一生的教育梦想，而最重要的对象，仍然是学生。

第一篇：大学精神的核心在于多样化

回顾大学作教师期间，我有过不少个体化的选择和教学实践的探索，比如宣布拒绝参评教授职称、邀请知名专家给学生讲座、组织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以及最后以一种“悲情”的方式辞职等等。在经历这些事的过程中，听闻最多的质疑声就是：你何必标新立异、自找麻烦，好好完成你的教学任务不就得了？别的那么多优秀老师都能“安分守己”，你为什么就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作为？还有人甚至把这种质疑推到极致，说：假如人人都和你一样，那岂不是乱套了吗？

对于这些不同声音，我当然都是欢迎并认真对待的。我更希望看到，学生老师们对大学校园里的所有问题，都能够有公开发表批评意见并坦然进行对话沟通的平台。不过，上述质疑包含着极大的误会，即试图以单一化思维来评判多样化行为。对此我的回应也很简单：“我就是我，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呢？”把这一回答稍加普遍化，可以说：在大学生活中，在事关个性、风格、思想、观念的问题上，不必强求一律，要学会包容差异。

我多少理解提出质疑者的心态：他们心目中有某种行事为人之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并且不愿意这种标准受到冲击。当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时，便本能地想要反对。可惜的是，这些所谓的标准不过是预先刻入头脑中的那些被格式化了的东西，是僵化的条框和模子。当然，每个人无论怎么转变，自身看待人世的参照系总是存在的。所以，问题也许不是一个人是否该有自己的标准，而在于他能否强迫别人跟自己的标准一样。更何况，尤其是在大学里，有关价值观、生活方式、教学模式等，本来也不存在什么绝对正确的标准。

因此，允许自由地尝试、实验和创新，对于大学精神尤为重要。强调学术的自治、自由与独立，并不意味着不同观点之间的隔阂对立，而是重在反对以某种定于一尊的模式来囊括或取代多样化的实践。多元与差异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多元与差异这一正常学术生态的莫名恐惧。霍姆斯曾说，宪法本是为具有根本不同观点的人制定的。他所描述的制度和他对自由的捍卫也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繁荣与活力，有赖于丰富的思想市场和有助于多样性生长的土壤。社会如此，大学更应该这样。多样化精神对大学而言，就如空气对于呼吸一样不可或缺。

大学多样化精神的萎靡，我在课堂上更是有真切的感受。许多人对于大学课堂的一元化想象根深蒂固，从而很难理解大学课堂的真正意义所在。长期填鸭和应试教育的结果，不仅使太多学生形成思维的惰性，只想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而且令他们对教师也有偏颇的期待，把其当作灵魂工程师或真理的化身。这样所导致的倾向或风气即是，课堂成为了照本宣科或自上而下传授知识的场所，而不再是师生共同探索真理的所在。学生因为没有主动思考，积极参与，所以在课堂上只是作为客体而存在。他们不是看重课堂上平等辩驳和思维训练的过程，而是看重那微不足道的正确答案和学分成绩。

如果我们秉持多样化的态度，就会明白，课堂上老师具体持有怎样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提供的论证是否充分有力，他对问题的剖析是否深刻细致。这才是真正的教学价值中立。如果我们秉持多样化的态度，也当明白，课堂是开放的、动态的未完成时，老师要勇于接受学生的质疑，学生也要坦然适应老师的挑战。课堂不需要煽动，也不需要迎合；拒绝东拉西扯，也拒绝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秉持多样化的态度，就应该认识到，学术无禁区，这是实质性的要求，师生在课堂上自由思考的权利不受外在权力的干预；课堂有纪律，这是程序化的要求，师生应尽职本分，以宽容的心态平和理性地讨论问题，允许自由批判，不打压不同声音。

我强调多样化，更深沉的关怀在于，大学需要注入多元的力量，并让这些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相互激发促进，活跃思想市场，提升精神境界。易言之，大学校园的每一份子，都有责任为大学贡献自己那独特一元。由于对多样化精神隔膜，许多学生对于从小到大一直支配着他们身心的单一教育模式的危害习焉不察，却对大学里出现的微弱而宝贵的多元尝试机会感到忧惧。例如，我在大学里开设的有些课程(并非全部)注重对人文经典的精读，也试图传达些许纯粹的理想主义。在今天大学实用功利甚嚣尘上的氛围里，这显然不过是非常稀缺的一元，其影响根本就不可能抗衡那庞大的政治与市场双重化挤压的力量。但却有人以为这种开阔思维视野的课程会让学生变得盲从，使他们因为看重尊严个性而不适应社会等。这些无稽看法实在是不了解我的课堂容许学生平等自由批判的氛围，也低估了多样化环境下学生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当然，他们也不会真正理解，培养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生，才是一名教师真正荣耀的标志。

大学的多样化精神还应当体现在大学与社会之间。与社会相对应，大学也必须捍卫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今天中国大学的一大现实是，其对利益追逐和对权力崇拜的风气，甚至比社会还要严重。大学诚然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这种服务功能并非对社会亦步亦趋，而应该引领社会风气向文明的高度迈进。这是大学的重要使命。对学生而言，大学教育是其人格塑造、能力培养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阶段，学生今后当然要适应社会，但也要有改变社会的抱负。

这又回到了所谓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了。我想说的是，理想的高度决定了现实的宽度。大学不实现多样化就没有出路。同样，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越来越走向多元。正因如此，学会多元开放的心态，就非常重要。要在大学期间养成多样化思维的习惯，坦然接受别人与自己的不同，做独一无二的自己，同时抛弃自以为义或自以为是的偏见，尊重别人的独一无二，这样才能以平等和尊重的姿态谦卑合作，共创未来，形成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好格局。多样化选择既是压力，也是机遇，每个年轻人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多样化进程中来。如果你不提供属于自己的一元，你就把标准拱手相让，把命运拱手相让。

第二篇：大学教育的自由与开放

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梅贻琦曾说过一句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对大学的这番界定，至今仍然是许多中国大学难以企及的标杆。但我认为，梅校长对大学的界定还可更进一步。大学之大，其实也不只在于大师，根本还在于其自由与开放的气度。如果说多样化是大学精神的核心，那么自由与开放就是大学教育的灵魂。没有自由开放的平台，教师们就不可能追随自己的兴趣，充分闲暇地思考，不受束缚地追求真理。当大学的教师只能受制于评审、课题、奖项等体制化的评价标准时，他们就只能成为教书匠和伪大师。

但我说的自由与开放的重点还不在此，其重点在于大学教育中以学生为主体而形成的自由交流的教学风气。在这个意义上，教师的角色必须予以重新定位。教师当然要以大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其专业研究越扎实，其思维方法越独到，其视野判断越深邃，对学生就会有更加正面的影响。但这还不够，而且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大师形象”往往会被自己、体制和学生树为真理的化身，而这是我在讨论大学多样性精神时就非常警惕的。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而言，教师的言传身教，著书立说，都不过是为了辅助学生的成长。学生才是主角。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教师只能充当灵魂的助产士，他与学生的诘问辩难，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最聪明或最正确的；而他的学识与方法，也不过是激发学生成长的指引或工具而已。

是的，我提到了苏格拉底。他与东方的孔子，都是自由开放式教育的典范。《会饮》中的苏格拉底，在与年轻人饮酒欢宴间，便完成一场生动有力的教学实践。这样平等而其乐融融的场景是我向往和实践的，尽管我早已戒酒了；我也因此很敬佩那个哈佛教授，他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几名学生围桌而坐，抽着雪茄烟斗，讨论了一学期的弗洛伊德与路易斯。那才叫真正的“熏陶”，尽管我并不抽烟。《论语》里的孔夫子也是这样。他虽然比苏格拉底要平和慈祥得多，但在与学生交往中也是真情自由挥洒。他从来不会有对礼义仁智信等做僵化的定义，而是因材施教，在具体语境中启发开导学生。这就是自由教育的精髓，如李政道回忆的那样，西南联大的学生不是一个模子培养出来的，每个学生就是一粒种子，而教育，要配合这样的个性来实施。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教育也是开放的教育，他们把遇到的人，无论贤愚；面临的问题，无论难易；所在的任何地方，无论大街，还是法庭，都当做了实施教育的舞台。今天的大学，虽然已经成为建制化的机构，但这种开放性精神是仍然是弥足珍贵的。在我看来，大学本就应该没有围墙，尤其是精神的围墙；大学教育也早该超越课堂和讲堂，超越那种先生教学生学的方式。教育体现在大学生活的每个细节中。我期待我们的学生也能拿出睡懒觉看黄片打游戏的激情，将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投入到对真理的热爱、对责任的担当、对创新的着迷、对人格的完善当中。

我在大学里也一向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由开放的教育主旨。课堂内外经常性地与学生自由互动、平等辩驳自不用说。宣布不参评教授职称，我公开撰文，接受访谈，目的在于激活对大学学术制度的讨论；读书会，我创新形式，微博公布内容，欢迎关心公共理性的校外人员参与其中，当读书活动受到阻碍，配合抗争过程，我前后撰写了六篇文字，不厌其烦与学生交流其初衷、意义及其背后的学术尊严；被迫辞职，我发表公开信长文，不仅叙说个人遭遇，更是在对大学体制的一些问题进行描述和反思。最重要的是，这次辞职事件所引发的全国范围的母校学生校友的激烈论战，我认为是自己作为大学教师开展的最为精彩最有意义的一堂课。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我自己的言说、行动和选择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有很多可供探讨批判之处，但能将之转化为教学案例(包括这三篇反思大学教育的回应性文本)，以此推动的多元自由开放的教育理念，这是我倍感欣慰的地方。

我得再次强调，自由开放式教育意味着学生才是大学真正的主人。大学生要把自己作为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成年主体来看待，从奴性的观念窠臼中解放出来。周其仁教授十多年前就讲过，美国的年轻人在车库、地下室里勤奋创业，我们的年轻人却在地下室、出租屋里勤奋备考。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临渊羡鱼，或者提倡大学期间就盲目创业，而是为了退而结网，让我们认识到正是在强调自由开放多元的大学体制下，才能一波又一波涌现出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这样的不循规蹈矩引领科技和商业进步的精英。

自由开放的教育，还意味着对大学教育的理解，也要从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市场等外在目标中解脱出来。正如我在前一篇所指出的那样，大学的服务功能是自然之事，本不必刻意强调。关键在于，如何服务得更善更好。大学只有保持自主自治的精神，只有具备自由开放的灵魂，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进步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教育，意味着师生要不计功利成败地追求真理，就像王小波所举的那位老师所言：“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服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AndrewAbbott教授对教育的看法：教育没有目的，目的就是教育本身，因为教育是好的。教育使人获得了自由，让我们拥有从固定观念跳出并反观自身的能力。通过教育，我们培养了一种热爱自由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从而不断赋予人生和事物新的意义。教育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宽广，使人们有勇气面对未来的不确定生活的挑战，自由地判断和抉择，自由地创造可能的幸福，而不是把命运交给偶然和强力。总之，为了自由而伟大的梦想，请忘记教育本身的工具主义目的。

第三篇：大学与社会的距离——新的趋势

上一篇里我提到的AndrewAbbott教授根据他的统计得出一个结论：大学所学的专业与今后的就业没有必然关联。我想从这里入手，来讨论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第一个层面当然还是学生最关注的所谓学以致用，今后进入社会后的前途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在大学期间是一个活跃分子，却不见容于校方，只好中途辍学，现在在做一个民间大学的校长。他的传奇经历毋须多述，他说的这段话倒让我感慨良多：“听一些大学生提问，所问各异，实则类似，即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但以我的接触，很多大学生所谈论的现实，都建立在父母熏陶传授和自我想象放大的基础上，少有真正体验生活、认识社会带来的。父辈的经验不足为凭，自己的想象放大亦无必要，还是放下恐惧去切身体验为妙。”

这位朋友经历独特，其恳切之言，也呼应了前两篇我所论的大学的多样化精神及自由开放灵魂。我从来不会号召学生以某人为榜样，因为每一个人的道路都应该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大学长期奉行的僵化规训和单一管制思路，导致大学与社会之间越来越同质化，无以体现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制衡及及大学相对于社会的独特优势。正是基于这一缘由，许多学生才对今后走向社会充满恐惧，自废武功，一心只想找个铁饭碗。有些奇怪的是，很多人却因此反过来指责学生适应社会难的原因主要在于大学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脱节。就如我前文所言，工具主义甚嚣尘上、理想主义如此稀缺的中国大学，那种抱怨教育纯粹性和理想化之危害的声音却不绝于耳，没有什么比这更吊诡的事情。

社会恶习对大学心灵的戕害，从学生实习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几年前，有学生从派出所实习归来，问其心得体会，洋洋自得答曰：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好几种捆人的办法。如今倒很少有学生这么明目张胆炫耀了，但不少学生回味感叹的仍然是对金钱地位的羡慕嫉妒恨，说起权力关系学一套套如数家珍。短短一两个月的步入社会，就可以完全颠覆大学四年对于法治正义理念的苦心经营，让人不禁苦笑这到底是法学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答案也许只是，这些东西学生在大学期间也许早就耳濡目染了，或者更干脆地说，学生对这些东西其实是充满悟性的，比学什么都来得快，还用得着大学里专门教专门学吗？那么，回过头来，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大学何为？

这些现状反映出大学教育的真正危机以及捍卫大学自主教育的紧迫性。我们的教育所提供的理想、信念、良知和原则，并没有扎根于个体的生命，学生面对社会腐化的力量，往往难以抗拒，甚至主动拥抱。所以，大学教育一定不只停留于那个有形物理空间中的四年集中时光，而应是每个人自觉的、自主的、自我的、终身的教育，时时知道自己的不足，不断追寻永恒的真道。这种教育应以个体的生命见证，强劲挺拔地介入社会，影响社会。不是和社会一起变矮，而要让社会随你，随千千万万不同的你们一起变高。

这个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也必然是一种公民教育。它不需要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表面个个精明，实则互害堕落。它的使命就是培养人格健全的新公民、好公民。青年学子，总会有各种困惑。但我发现很多学生跟我交流的时候，总喜欢问一些过于宏大、与个体生命和社会关怀都不搭界的问题，比如来就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这些问题我当然是无法回答的。提问的方式反映了生命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缺失。大学理想总是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应，并在从小事做起的公民行动中寻求有效的改造方案。大学的教育不仅要扎根生命，而且要扎根社会，以尊重礼让、责任理性、同情互助等公共精神来塑造社会的面貌，使社会不再是丛林或散沙，而是在个性尊严自治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真正的共同体——生命的共同体。唯有将教育的视角从个人、家庭、社区逐渐扩展，才有可能培育真正的爱国情怀。

在我辞职事件期间，有两种反应很有意味。一是《环球时报》的一个评论旗帜鲜明地说，要把自由知识分子赶出大学。这种论调是典型的泛政治化思维，把大学这片教育净土当成了意识形态的政治阵地。我对这种立场所反映出来的对大学自由思想管控打压的趋势一则以忧，因为其结果是败坏了大学的自由独立的风气，致使校园学术氛围凋敝，没了追求真理的热情与活力；官场陋习大行其道，从上到下弥漫着弄虚作假和犬儒主义。大学的精气神都难以寻觅，甚至远远落后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以防范警惕的政治心态来治理大学，怎能实现“大学复兴承载家国之梦”的历史使命呢？

然而，我对上述大学精神扭曲式微的状况也一则以喜，理由在于我辞职时看到的另一种反应，那就是不少投身于民间教育和公民社会的有识之士所言的：中国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希望在民间。把大学作为体制内的一个机构加强控制，使大学中人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锐气能力，逐步走向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反倒使民间教育、自下而上的教育、更加多样化的教育、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各层面的教育，有了蓬勃发展的机遇，并且事实上这种发展趋势早已到来并充满活力。酒吧、书店、餐馆、社区、车站各个地方，网络在线、语音视频、微博微信各个平台，都在拓展着教育的边界，也证明大学教育没有围墙、没有边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种教育景观正在冲击改变着传统大学那种权威主义的、集权管制的、自上而下的、规模生产的教育模式，而走向分散化的、个性化的、反权威的、多维度的，以求知者内在需要为主导的教育尝试，这才是多元自由开放平等的教育舞台，频繁的互动、深度的交流与创新的可能随时发生，随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