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来自江苏徐州检察院的一个电话让许艳倍感惊诧，对方称法院当天早晨已经对丈夫余文生案进行判决，结果是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许艳于第一时间就此向外界进行了通报，据她透露，判决环节，余文生的辩护律师和家人均未参与，对此毫不知情。
其后，许艳经过其它渠道核实，果不其然，余文生律师真的于当天获刑。另外，据了解，余文生律师对判决结果不服，认为自己无罪，表示将坚决上诉。许艳则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此案，希望能够制止中国当局这种违法、任意欺压民众的行为。
在律师界，余文生和其他很多维权律师一样，是一个另类，他深谙中国司法之不独立、政治环境之恶劣，然而，却秉承良知、鼓足勇气，冒天下之大不韪代理各种敏感案件，其中包括为法轮功练习者辩护。
余文生律师虽然根正苗红，曾经处境异常安全，自从其毅然决然地走上维权之路，便被当局打入了另册。原本以从事商业诉讼见长的他，于2014年开始涉足这一既充满鲜花又遍布荆棘的领域，成为了一位维权律师。
余文生律师特立独行、不畏权势，从不曾因为案件敏感而拒绝代理，他只忠于自己的法律知识和良心。2014年，香港占中事件如火如荼，过程当中，大陆人士大力声援，部分人因此而被警方拘捕。余文生试图会见声援占中被捕的张宗钢遭到拒绝，他于是将实情公之于众，结果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一进宫的余文生律师还算幸运，三个月不到便以取保候审的方式重获自由。当然，这只是非常有限的自由，他依然得忍受当局不定期的骚扰，他被迫失业。由于在被羁押于看守所期间遭到酷刑虐待和饥饿折磨，他于2018年1月11日正式向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提出要求国家赔偿申请，几天后，他等来的却是一份来自北京市司法局注销其律师资格证的决定书。
2018年1月20日，余文生律师被北京警方再次刑事拘留，羁押于石景山看守所，涉嫌罪名是“妨碍公务罪”；1月27日，又更换罪名，被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举措实为秘密羁押；4月19日，被徐州检方正式批捕；2019年5月9日，其案在徐州市中级法院秘密庭审，但久拖不决，直到2020年6月17日才秘密宣判。
“依法治国”的口号，从江泽民时代喊起，在习近平君临天下过后再度被高调重提，而且是“全面依法治国”。官方的定义当中，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然而，遗憾的是，最近这些年来，“依法治国”并未真正落到实处，虽然法律法规日益繁缛，可是，法治程度却较之从前大幅下滑。偌大一个中国，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践踏法制的戏码。就拿余文生律师一案来讲，官方的相关机构自始至终都充满了违法违规行为。
首先，余文生律师代理各种敏感案件，通过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原本都是依法行事，谈不上违法，可是，他因此而被警方拘捕，并被司法机关剥夺正常执业的权利。他因遭非法羁押和酷刑虐待，依法提出要求国家赔偿申请，结果却被永远吊销律师执照。这还不算，最终又二进宫，被羁押于江苏徐州看守所，涉嫌罪名被随意更换。超期羁押的过程当中秘密庭审，如今秘密宣判。
余文生律师的一系列遭遇，彰显了中国当局“依法治国”是假，“依法治人”是真，只要你敢越雷池半步，公检法就能沆瀣一气，将你的行为依照相关法条认定为违法行为，三方上下其手，将你定罪判刑，即便没有合适的罪名，也可以照判不误，因为还有“寻衅滋事”这一万能的“口袋罪”。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代表认为“寻衅滋事”罪的定罪标准太过模糊，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因此请求相关机构作出一个准确的便于操作的解释。然而，这一提议既受到民间的欢迎，也遭到很多人的嘲讽，因为这名代表不知道当初制定相关法条的用意，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各种挑战势力，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越模糊就越便于执法机关操作，也更能起到震慑作用。
余文生律师被判四年有期徒刑，其罪名是“寻衅滋事”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其实都无关紧要，在政治案件上，中国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是很大的，想将你往死里整你就没有从轻发落的机会。作为律师，原本是遵纪守法的楷模，最终却锒铛入狱，对于不明真相者而言，这是律师界的笑话，但是，对于明辨是非的人来说，这却是对“依法治国”的极度讽刺。
余文生律师的一系列遭遇可以说彻底撕下了中国当局“依法治国”的面具，在一党专制的环境下，“依法治国”就是一个笑话。如果有一天，当余文生这样的律师不再被打入另册，不再面临遭拘捕的危险时，“依法治国”或许才能名副其实。余文生律师虽然提起上诉，但是，二审改判的可能微乎其微，政治案件更难出现改判的奇迹。
2020年6月19日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