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雄，人称长毛，是不少老一辈港人眼中的“搞事分子”。尤其是他有关游行示威的案底累累，似乎为此一说法更添说服力。
但梁与法庭交手，远不只在刑事案件中当被告人。过去二十多年他提出的司法覆核案件不下十数宗，由去年挑战《禁蒙面法》合宪性，到早于 2004 年覆核立法会秘书处拒绝为他监誓；重大争议如 18 年立法会通过《一地两检条例》，到小议题如男囚犯被迫剪发。
多年来，刑事抗辩为盾，司法覆核为剑，除了律师以外，梁国雄打过的官司比不少市民都要多，法律系学生上课听到“梁国雄案”，总要思忖一轮 —— 教授说的是哪一宗“梁国雄案”？
早几年他六十岁生日，朋友为他编写了《我反抗故我在 —— 梁国雄司法抗争二十年》（下称《我反抗故我在》）一书，邀得著名律师如戴启思、潘熙、李柱铭、吴霭仪等撰文，谈众多“梁国雄案”如何厘清法律上灰色地带，纠正不合宪条文。其中吴霭仪形容，梁国雄多年来不计荣辱、兴讼屡败屡试，“对法治的信心的始终不渝。”
不过吴霭仪的说法也未必完全准确，别忘了梁国雄早在二十年前已在示威中焚烧《基本法》。至二十年后的今天，伴随社会运动的滥捕滥告、备受争议的法庭裁决，不少市民大声疾呼“法治已死”，梁国雄接受《立场》专访时，耸耸背，一副“早估到有这一日”的模样。
“如果有人话，司法可以解决问题，其实最正确答案系 —— 唔好傻啦，（套制度）由 day one 已经唔得啦。”
梁国雄在访问中，时而强调香港没有宪政民主，法治不只是“死”，更是一早“胎死腹中”；时而质疑大家宣布法治“已死”，咁点先？“系咪全部唔请律师、自己自辩？”
对理想中的法治有所追求，同时在现实中的环境作考虑平衡，两者之间拉扯，亦与其二十年来坚持司法抗争的原因一脉相承。
“做到咪做啰，等于示威、或者做其他嘢一样咋嘛，不过司法就 build in 咗喺制度里面，我哋可以用。法院个裁决都未必系帮到手㗎，就算有裁决，如果佢（政府）唔立法，你都吹佢唔涨。”
“如果个政府仲会守下规矩，（司法抗争）个作用咪大啲啰。政府唔肯守规矩，咁你都无符。”
当权者用尽方法扩大权力已成不争事实，无权者表达异见的空间日渐缩窄。在梁国雄眼中，司法抗争，还有没有路？如何走下去？
理想：无从谈起的法治
踏进社民连总部，墙上当眼处的白板，写满梁国雄和党友牵涉的大大小小案件，有刑事、有民事，有些正等候排期审理，有些正在等候上诉。
记者说明来意，希望探讨现时人人疾呼法治已死，司法抗争何去何从。梁国雄却坚持先由何谓“法治”谈起：由卢梭《民约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英政府撤离前放港人一个“民主假期”，到港府运用殖民地恶法实施高压管治。他不时引经据典，满口文史哲，描绘着理想中的法治为何物，香港状况又如何沾不上边。
近年示威相关的法庭案件，网上评论常见有人道“法治已死”，惟在不少人语境中，他们觉得香港曾经有过“法治”，只是近年北京对港干预越发频密，港府日趋威权，“法治”在某个不知名的时间点宣告死亡。
但梁认为，必须由“法治”定义谈起，因我们连香港“几时有过法治”的起点都欠缺。“我哋成日讲法治，但究竟『法治』系咩呢？我哋都无讨论过。法治本身只不过系响个宪政民主里面嘅其中一环，法治、民主、自由、人权，所有概念，都系一个互相补足，而不停扩充的体系，你由边一点讲起？”
常言《基本法》是小宪法，但其草拟过程中港人参与却极为有限，《基本法》第 74 条赋予立法会议员的立法权，亦只限提出不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的草案。《基本法》第 158 条订定人大常委拥有《基本法》解释权，香港司法独立和法治是否得以维持，几乎完全依赖中央自我克制的意志。
梁国雄认为，香港“法治”在欠缺制宪权、立法权情况下，从一开始已经残缺。更甚的是，当权者开始充分利用制度以达致目的。“依家系残缺之中再残缺。”
梁国雄多年来当司法覆核申请人当得多，但 2017 年最轰动的其中一宗司法覆核案，申请人是行政长官及律政司司长，答辩方是立法会秘书，梁国雄和其他三名立法会议员属案件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interested party）”。在人大常委释法下，法院最终裁定四人宣誓无效，失去议员资格。
在法律上，败诉的是立法会秘书，但实际上被褫夺权利、付出代价的是无权者。
“司法覆核本身个意思系去制衡个强者，（以前）大部分司法覆核都系我哋去诉政府，但依家玩到政府诉立法会，用公权力去欺凌弱者。”
梁国雄主张，所谓“法治”只是宪政民主的其中一环，其余如立宪权、制衡政府权力、民主选举、舆论权如游行示威权、新闻自由等，通通缺一不可。法庭本只是个测试台，司法不公只是表现，核心问题始终是暴政。而就算司法表面上依然公正，人民仍须反抗。
“等于一个人，有条血管唔通，迟早出事㗎，系咪？你无民主点会维持到法治呢？使咩讲咁多嘢啫！”
由 18 年前“大声公袭警”案说起
法治的核心命题原是权力的分配与制衡，制度只向某一方倾斜，梁国雄认为既是趋势，但也非近年才出现的问题。这也不只在法庭里展现。只是在暴政统治下，人民与统治阶级的权力不平等，于制度的每一处均更加赤裸，更加无孔不入。
2002 年，社工梁俊威被控在示威中用大声公在警员耳边叫口号，被裁定袭警罪成陷狱。当年梁国雄以“四五行动”成员身分，和学联成员冯家强及卢伟明等人由遮打花园游行至警察总部抗议，律政司其后首次动用《公安条例》中“举行未经批准集会”罪行控告三人。
案件最初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审理，梁国雄选择自辩，挑战“不反对通知书”机制违宪。根据当年报道，梁国雄自辩时指，《公安条例》赋予警务处处长的权力太广泛，游行者须表明游行路线、人数及目的，表面上只是“通知”警方，实质上属“申请”制度，压制《基本法》保障的机会自由。
他当时又引用莎翁名著《威尼斯商人》的故事，说明通知制度一定会影响市民的集会自由：“好像莎士比亚的故事一样，我肯割一磅肉畀你，但你要保证我唔流血，根本无可能。”【注1】
案件最终在 2005 年上诉至终审法院，法官以 4：1 大比数裁定政府胜诉（终审庭法官只有包致金持反对意见），警务处长仍有权在“不反对通知书”机制下对游行集会加以限制，维持梁国雄有罪判决。但法庭同时裁定，《公安条例》中赋予警方以“公共秩序 [ public order（ordre public）] ”的理由反对游行是过于含糊，违反《基本法》保障的集会自由，条文中“公共秩序”定义须收窄。
十几年后重提，时代仿佛已为案件添上更深刻意义，“有条法例话你一定要通知警方，等警方批准，但佢（法庭）解决唔到就系警方滥权嘅问题。”
“除非你有个制度系话，警方拒绝（批准游行）要付出好大代价… 但依家警方要付出咩代价？唔使㗎，你（市民）付出代价咋嘛。”
黄金与牛屎
虽然终审法院当年未有推翻不反对通知书机制，但判决订明警方对市民示威权利的限制，必须要有合理目的，而且限制范围和方法亦只能限于达致目的所必须的手段，即一般理解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相称性（proportionality）”原则，这项裁决亦对法院日后处理人权相关案件起重要作用。
“合理性”及“相称性”测试，旨在于保障市民权利以及其他因素，例如公共秩序之间取得平衡，确保政府对人权的限制不得超越最低限度。
不过在梁国雄眼中，法庭常说要要考虑相称性，但这建基于一个前提：在不同的议题上，我们的法庭到底着重什么比较多 —— 是人权？公共秩序？还是维护公权力？是私有产权？个人自由？还是平等、公义？
同属社民连成员的周诺恒在书中撰文，也有同样的观察：
法庭的操作及判决，亦显示出其保障“私产”甚于被告人、以至公民基本权利的倾向。生活化的例子是，分身家争产的民事案件，前后可能花上以年计的时间处理，文件居然要用两架车送去法庭；至于影响被告一生的刑事案件，则儿戏得多…留案底、监禁，快过食生菜。就算被告懂得在第一堂聆讯不认罪，整个审讯也往往只历时三数天，文件一个大文件夹就装完。
梁比喻，这问题归咎是：我们到底是用黄金来秤牛屎，还是用牛屎来秤黄金？
“你唔会揾 8 两金，去秤半斤牛屎，因为黄金好重要；你会揾 8 两牛屎，去秤半斤金，秤完攞返啲金走。依个系 quantity （质）同 quality （量）嘅问题。”
“法庭成日讲相称性，但个砝码有问题 —— 人权先系最重要㗎嘛。”
宪法往往就是一个社会所珍视价值的载体，但在香港政制下，宪法条文可随时由中央机关任意诠释，本地民选议员却几乎无力修改。“即系你去调节咩系屎、咩系黄金，就要改宪法… 但我哋选嘅议员系代表唔到香港人。”
“人哋永远规定咗用黄金去秤牛屎，咁你都无办法啊。”
务实：流氓大状
香港法制由设计到操作、历史到现状的缺陷，曾接受本专题访问的人此前已盘点不少。梁国雄既意识到法治“由 day one 开始已经唔得”，却多年来以司法为一条重要战线，他坚信两者并不矛盾，甚至是必然的事情。
第一，政府始终掌握兴讼权力，法庭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当整套社会制度不公时，司法自然不公，面对起诉，人民要不抵抗，要不灭亡。第二，他在《我反抗故我在》书中说过，自己将问题诉诸法庭，并不是因为相信司法公正，而是既然《基本法》赋予司法覆核权利，不用白不用，而法庭能否带来有限度的公义，必须透过实践才知道。
梁国雄没有接受过正式法律训练，早前却常在法庭自行陈词和抗辩，连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亦曾赞赏其发言“甚有分寸”，与大众平时所见长毛冲击立法会主席台的形象大相径庭。曾多次协助他打官司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就在书中形容他：
有很多人会觉得他平时为人粗鲁，看似口不择言，其实他在庭上却是另一副面孔 —— 从不会令我为难，亦不会给我添麻烦，也不会浪费法庭的时间。… 他的补充不仅说得头头是道，有时他更知道有些论点是不应该说出来的，他便会点到即止…
不过不难想像，就算是在法庭，长毛也非省油的灯。资深大律师潘熙在书中提过一件趣事：
长毛没有聘请律师，结案时教训裁判官：“我话俾你听，点解今时今日你可以喺度做法官。”从前只有贵族才能当法官审案，全因为后来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运动，几经抗争才改规则…… 裁判官托着头一直说“Yes yes yes. Mr Leung, yes yes.”
法律系统本身拥有自己一套语言，不论是艰涩的用词、累累案例和法律测试，以至潜藏逻辑如重视私有产权，均令其沦为精英的游戏。梁国雄作为基进派、民主社会主义者，积极参与司法游戏，难免要套用其语言及逻辑，不会陷入窘境吗？
梁国雄直认，当然会，“但其实都系尽力做咋嘛，所谓，咪有几多做几多啰。”
梁国雄过去多年来的司法覆核案，撇除仍待终审法院审理的《禁蒙面法》及男囚犯剪发案，成绩暂时 3 胜 7 负，虽然较其他人提出司法覆核约两成胜算稍高【注2】，仍是输的多、赢的少。他过往被控的刑事案件，也是定罪多，脱罪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直都是个未至的乌托邦。
“个游戏好贵，如果你犯法去彰显公义，你付出嘅就系自由；如果你去诉政府，付出嘅就系钱，对于穷人嚟讲，两样嘢都好宝贵 … 但系佢（政府）无成本㗎㖞。政府个公权力、同埋拥有的资源太多，就算你系喺法庭的擂台上，普通人都系好蚀底。”
梁国雄也是“普通人”。早前，梁国雄连同李柱铭、吴霭仪等 15 人，被警方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被捕。面对日渐保守的法庭，即使“身经百战”如长毛，亦不讳言自己的不安。
“你未经批准集会，都可以判 5 年，港澳办声明都剑指我哋，话我哋借和平集会为名，其实系同激进暴力示威有关，咁即系（叫法庭）入咗罪要判重啰。佢（律政司）又不停咁告人，咁点搞啫？ ”
口水没有意义，反制才有意义
上篇刊出黄之锋访问，他直言“法治已死”这句话不是消极，反而旨在打破体制仍然有效的幻想，为体制外的抗争助燃。不过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则认为，如果全盘否认制度，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捍卫它？就如吴霭仪大律师所言，不要说“死”，要 stand and fight。
外界也视梁国雄为泛民一员，记者问他对黄之锋说法有何回应。他最初表示，不太明白何谓用宣布“已死”来为抗争“助燃”。
“我唔系好明 …… 无嘢㗎，如果司法界做得唔啱，你唔好理佢系咪『死』，佢（法治）就算『生勾勾』，你都要话佢唔得㗎啦。”
他追问了记者几遍，希望了解黄的想法。“我都话『法治已死』啦，因为你要五权（互相制衡）吖嘛。咁系咪修补其中一个（就解决问题）呢，我睇唔到 —— 你点去改变警察滥捕呢？”
记者再解释，黄的说法，多少有“民主派瞓醒未呀”的意味，梁国雄似乎是明白了。但他认为，论述是其次，更重要是如何实践。
“即系你全面咁去宣布『法治已死』，你都要有相应的反制 —— 暴露佢（问题），或者提供一个辩护策略。你任何一样嘢都要变做群众运动的基础，先至有意义，否则个 comment 本身无乜意义。”
梁国雄举例，历史上的反抗者面对审判时，都曾用上不同策略。例如印度圣雄甘地 1922 年在印度可马达巴法庭，他向法官陈词，如果法官认为自己执行的法律对人民有益，就判处他最严厉的刑罚，要不法官就应辞职；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1933 年遭国民党政权诉以危害民国罪，他在庭上痛陈一党专制误国，但只承认反对政府，不承认危害民国；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 1953 年起义失败，他在庭内怒斥亲美政府残民自肥，最后概然：“判处我吧，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还有爱尔兰共和军（IRA）成员，不承认法庭审讯他们的合法性，不作任何答辩。“但讲明呀， IRA 系军事组织嚟，我哋啲手足距离军事组织仲差好远。”
“我觉得，其实真系要大家一齐琢磨吓（答辩策略），依个亦唔系净系司法问题，都系一个政治问题 —— 我哋点样去保护返自己嘅参与者。”
香港抗争阵营目前也有如被捕支援法律团队、受伤、被捕人士支援基金、透过通信软件组织的法庭旁听、声援者、以及统筹寄信给在囚者等不同网络。梁国雄相信，如何确保被捕者获得支援，将会是未来群众运动重要的一环。
“8000 几个兄弟，点样俾到足够支援佢，令到啲人知道去边度听审，或者识法律嘅人去听审、做记录，依个工作系好重要嘅，你只有咁样，先可以揾到案件的沙沙石石出嚟。依个系一个好庞大的群众运动，一个保护政治犯的运动。需要好大量人力。”
“依啲咪唔系口水啰。”
虽说一般市民均有权就政府行为提请司法覆核，但申请过程必须通过重重关卡。根据法援署数字，署方过去 5 年（2015-2019）一共接获 4327 宗涉及司法覆核的法援申请，304 宗获批，成功率不足一成。而根据 HYPERLINK “https://www.doj.gov.hk/pdf/2019/JOYS_3rd_tc.pdf” \t “_blank” 律政司最新年报，撇除 2017 年共有 1006 总免遣返保护声请，2013 年至 2017 年年间司法覆核许可申请总数为 977 宗，平均每年约一百多至二百宗，其中只有 231 宗获批许可，获批进行覆核申请许可约为两成多。每年胜诉的案件数字，更远远低于此数。
“其实我成日都讲，我哋个社会揾咁多钱，有咁多资源，有无拨返一部分做制衡（政府）呢？ —— 香港有无人权委员会呢？无㖞。我哋话要监察《政治权利及公民权利公约》执行，都要有机制先得。香港嘅法律改革委员会，又做紧咩呢？佢好重要㗎㖞。”
“譬如我哋用咗 5 蚊去做执法、司法，人权委员会用唔用到 2 蚊呢？如果个社会真系要民享、民治、民有，我哋有无摆多啲资源俾普通人去行驶佢哋的权利、去监察政府、或者去制衡有钱人呢？其实全世界都系越来越少，香港就更加少。…… 如果扩大公民社会权能，司法界咪会受到更大监察啰 —— 要做就系做依样。”
* * *
在时代路口回首
终审法院在 2005 年裁定警方有权根据《公安条例》对游行集会施加限制，但梁国雄多年来仍身体力行抗命，正如其招牌口号“我有权示威，无需警方批准”，可谓香港其中最早提倡公民抗命的一群。
2013 年提出“占领中环”运动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去年在法庭上结案陈词，再次阐述公民抗命理念，在于为了指出法律的不公义，作出合乎比例的抗命，且接受法律的惩处，唤起社会的良知。
但自去年反送中运动爆发，被捕人数至今逾 8000，1300 多人被起诉，其中逾 500 人被控暴动，他们要面对的刑期动辄 4 年起跳。抗命代价日益高昂，有人转向议会或经济抗争，有人不再信任制度能带来正义，将希望寄托外国制裁、或者选择流亡…..
如斯打压力度，公民抗命、司法抗争，还剩多少空间？
“唔知啊，唔知，真系。我…… 唔知道，”访问中一直雄辩滔滔，长毛迟疑了一下，“尽力。”
“时代变咗啦，我过去做嘅嘢，无咩值得太多讨论，人要向前行。”他笑，“（历史）细水长流，我哋只系其中一滴水，流咗去边度，都唔系太重要，最重要系咪有活水流紧。”
“其他人都已经用咗行动去话俾政府听，你个统治系不义嘅，大家喺法庭讲又得，喺街头讲又得，写文章讲又得。法庭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场合。”
从前梁国雄是政治犯的“代表人物”，如今人人犯法，即将身陷囹圄的年轻人不计其数。梁自嘲，好彩《我反抗故我在》本书 4 年前出版了，放在今天，恐怕没有一间出版社肯印刷。
“当越来越多人被逼犯法嘅时候，司法 —— 唔系不公正，而系无用。”
“你哋（当权者）咁搞，始终有一日，啲人全部唔惊坐监，坐到满街满行嘅时候，你就大镬啦，人民就会 override 你。”
【注1】《明报》2002-10-19 报道，（长毛借莎翁罗斯福指公安条例违宪）
【注2】包括 2017 年撤销梁国雄、姚松炎、罗冠聪及刘小丽议员资格覆核案（律律政司诉立法会秘书及梁国雄）。司法覆核案一般胜诉机率参考人权律师庄耀洸说法。
文／梁凯澄 摄／Oiyan Chan
转自：立场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