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清先生
王荣清先生长期投身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他性格直爽，常常咄咄逼人，让一些人难以接受，尤其在艰难复杂的中国大陆民运环境中，胆小多疑而不能理解其大智大勇者还易产生误解。但是，在浙江，尤其在中国民主党里，由于“并肩作战”经历，那些最坚定实干的成员，都知道王荣清敢做敢当、任劳任怨，相互间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及深厚的情义。“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长期艰苦卓绝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尤其是他一再临危受命、屡败屡战、智勇深沉和对民主事业的赤胆忠心在王荣清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王荣清先生无疑是中国民主党最为出色的创党人员之一，是中国民主事业“惟其艰险方显勇毅，惟其稀缺尤为珍贵”的出色战士。
美国第26任总统(1901-1909) 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曾说过这样的话“荣誉属于这样的人，他置身角斗场上，脸上沾满尘垢、汗水和鲜血；他英勇拼搏；他犯有错误，一再表现出不足之处，因为要奋斗就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他实实在在为建功立业而拼搏；他懂得伟大的热忱、崇高的奉献精神，他为正义事业而献身”。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话，马上就想起了王荣清。王荣清先生长期投身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他性格直爽，但常常咄咄逼人，尤其是得理不饶人，让很多人受不了他，尤其在艰难复杂的中国大陆民运环境中，胆小多疑而不能理解其大智大勇者还易产生误解。但是，在浙江，尤其在中国民主党里，由于“并肩作战”经历，那些最坚定实干成员，都知道王荣清敢做敢当、任劳任怨，相互间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及深厚的情义。
王荣清1943年12月9日出生于浙江杭州，祖籍绍兴。1958年到杭州绸厂当学徒工，由于肯学会钻，很快就成了厂里的机修技术骨干，多次被评为生产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参加了相对保守的 “红暴派（红色风暴）”工人造反组织（注：“红暴”派与王东海先生所属的当时杭州主流工人造反组织“省联总”派对立）。目睹了斗争的酷烈、生产的停顿、经济的萧条、民生的困厄，王荣清先生开始思考社会问题，认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结症是整个社会都被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所捆绑，民众没有自己独立的声音，社会缺乏务实稳定的法律秩序，但苦于自己人微言轻不能发挥任何有实际效果的作用。
1978年底北京的西单民主墙活动影响到杭州，王荣清几乎每天都去延安南路杭州市人民大会堂附近的湖滨“民主墙”，从旁听、看大字报开始，很快自己也站出来演讲，成了运动骨干。1979年与叶崇武、叶航、毛庆祥一起编印《四五》月刊，负责印刷发行工作。1980年与毛庆祥、伍国华、杨晓雷、陈立群创办了《之江》杂志，由王荣清担任负责人，沈健民任主编，杨晓雷是其中的主要笔手。1980年10月，王荣清会同上海傅申奇、宁波童年、张听潮，温州的郑玉林、杭州毛庆祥、杨晓雷共同创办《华东民刊》，王荣清担任华东民运“政治磋商”小组主要成员，确立了“非保一党专制，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促进经济自治，振兴中华民族”的宗旨。另外，王荣清先生还负责帮助上海傅申奇在杭州编印当时全国民刊协会（注：孙维邦参与组织了《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机关刊物《责任》。
1981年4月，王荣清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收容审查”被关押了半年之久，81年10月，与同案的杨晓雷（是同一天被抓）同一天释放。出狱后，由于王荣清一直坚持民主理念，杭州绸厂评先先进生产者，厂领导找王荣清谈话，说王荣清必须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才有资格当选。王荣清与厂领导辩解道“厂里评比的是生产先进者，不是评什么思想先进者，更何况我所主张的民主法制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思想，现在恐怕还未到可以实事求是地下定论的时候”，就这样，此后数年，由工友的认可与拥护，由于当时厂领导的开明，王荣清一如既往地几乎年年当厂级选“先进生产者”，不仅奖状年年有，到后来奖金也节节高。
1980年代末，国营丝绸行业面对苏浙一带乡镇、个体的竞争冲击，王荣清所在工厂酝酿承包经营，允许职工利用业余或停薪留职另谋出路。王荣清在刚刚建造开业不久的杭州百货大楼租赁柜台，包揽上海“三星”牌羊毛衫在杭州市的总经销权，1989年王荣清从杭州绸厂完全离职全力投入羊毛衫经营，90年代初，又自己开办羊毛衫厂。
1989年4月底开始，学生带头并为主体的民主运动在杭州也风起云涌，在北京戒严后杭州各高校学生除部分北上直接声援外，大部分学生在杭州本地游行示威，在武林广场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学生静坐绝食（浙江民主党人徐光先生就是当时学生绝食团成员之一）要求中共当局正视学生的爱国民主要求、撤销污蔑学生“动乱”的“四.二六”社论及北京戒严。广大杭州市民踊跃捐钱捐物支援学生。期间，王荣清先生到某蛋糕店购买了1000元的提货券（可提等值的蛋糕或饮料）并附带一封慰问信送到了武林广场的学生领袖手中。该慰问信大概意思是“大学生是人民血汗培养出来的国家精英、未来的希望，你们能够为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公正、人民的权利，负起责任来，国家就有希望，社会就会更加文明、人民也更有盼头，杭州市民支持你们！但广大杭州市民也非常心疼你们，参加绝食要适可而止，千万不要搞坏了身体影响将来为国家、为人民去担当更加重要的责任。……”，该信据说被广场学生临时搭起的广播一连播报了整整两天。
1990年代初，王荣清得知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友、上海的傅申奇要创办“复兴报”， 曾捐款一万元予以资助。1990年代中期，得知王东海先生因为组织抗议北京“六四”屠杀的游行示威而判刑三年出狱后生活陷入困境，王荣清找到王东海并每月资助王东海500元生活费达数年之久，也积极参与了一些当时以王东海先生组织的浙江民运活动，可能确有中共特务线人的渗透破坏，也可能大家抗政治迫害的斗争经验不足，出了某些纰漏和误解（比如林牧来杭州），王荣清先生为避嫌就主动疏离该圈子的其他人，只与王东海一人保持联系。
1998年夏，浙江首义中国民主党公开冲击党禁活动，朱虞夫告诉王荣清后，王荣清立即表示支持并希望参与其中，并结识了吴义龙。朱虞夫因在街头公开散发民主党宣言被抓后，王东海带着王有才、祝正明等到王荣清家商讨营救朱虞夫事宜，这样王荣清算是正式参加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活动。
王荣清与毛庆祥一起汲取了79年民刊经验，建议创办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机关刊物《在野党》，由朱虞夫收集资料，加上吴义龙、单称峰、祝正明等人的参与编审，毛庆祥最后审定、王荣清负责编印，《在野党》到1999年六月中共当局开始第二波对民主党全国范围内大肆镇压前共发行了九期，其中有三期有王荣清先生直接担任主编。期间，由于王荣清早年经商办厂，在民主党创党初期王荣清开办美容店生意兴隆，相对于其他民主党人员经济状况比较充裕，可以说当时民主党各项活动的开支一半以上都由王荣清一人来承担。
在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的初期，我由于家庭面临购房债务尚未还清的压力，没有积极参与，王有才叫我，我才去参加民主党的一些聚会。当时，王有才家门外虽然停着几辆轿车，里面的便衣24小时不间断监控，但广大组党人士都熟视无睹，王有才家照样门庭若市。有一次，有才家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人，说已经准备好了五十多个人的名单，可以满足《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的人数要求，场地与启动资金5万元已经准备妥当，请王有才再次带头去浙江省民政厅正式申请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登记注册。王有才向来认为我慎重，就向他们介绍说： “这是我同学陈树庆”、“阿庆对此有何看法？”。我就说“五十多个人几乎已经包括了整个浙江现有民主骨干的全部，万一中共镇压，按图索骥，一个漏网的都没有，这样没有梯次与纵深的攻防，在战术上是非常不明智的；另外，中国的民主事业又不是光靠我们浙江一阵猛冲，党禁就会即刻稀里哗啦地就一下子冲破了，这件事是否可以等等其他各省民主党的筹备活动与基础力量都建立起来后再协调进取。干这么大的事，岂能一蹴而就，要步步为营、积累雄厚的力量才比较可靠”。我的这段话，在群情激昂之中显得非常的本位主义与自私保守，原以为大家会对我这个“反对派”群起声讨，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时好几个人过来与我握手，说初次见面，以后一定要多交流，这就是其中王荣清、毛庆祥、吴义龙、朱虞夫、单称峰与我的第一次见面，他们的激情、尤其是他们对我的宽容有礼，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99年5月下旬，北约飞机误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各民主国家在中共面前似乎理亏，一时间都不敢再就中国大陆的人权事务进行关注。我清楚地意识到历代专制统治者对外软弱可欺，但对内部人民向来是十分凶残的，民主党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我专程赶到毛庆祥家里，要求民主党暂停一切“高歌猛进”的活动、收缩力量，并建议六月初组织中国民主党员无偿献血代替其他形式纪念“六四”十周年，当时在场的朱虞夫也表示赞同。送走老朱后，毛庆祥专程领我到了王荣清家，没想到王荣清一定要将附近一套朋友房子的钥匙交给我，带我去看了里面的整套复印设备及纸张等物料，说“万一我们出事，民主党的事就拜托给你了”。
1999年6月，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的第二波大镇压开始后，全国先后有五十多位民主党人受到羁押并判刑或劳教，浙江民主党的祝正明、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王荣清等常务工作组成员被“强迫失踪”，《在野党》杂志面临停刊的危险，单称峰与聂敏之一起来我家请我一起编印杂志，并先后将迟建伟、李锡安、崔公展、厉巴耕、来金彪等人组织起来共同担当起面临瘫痪的浙江民主党工作。
当时我虽然已经还清了购房债务，但由于自己想利用生意红火的机会继续多赚一点钱，没有做好全身心投入组党活动的准备，只答应：为浙江民主党和《在野党》提供经济上力所能及的资助；利用我与浙江老民运王东海的关系以及与王有才夫人胡江霞的熟悉，替《在野党》杂志收集一些还保留在他们手上可供采用的资料；自己也撰写并投些稿件。
但由于《在野党》杂志稿件与编辑质量以及散发工作出现了一些不如人意的严重问题，在单称峰、聂敏之及刚获释（监视居住）的王荣清先生强力要求下，经整改确定由单称峰和我负责编印、由聂敏之、王荣清负责最终审稿的情况下，推出了质量尚可的《在野党》第十期和第十一期。1998年8月16日中共当局在东海举行军演的台海危机时，由王荣清提议、我起草、聂敏之审核并通过卢四清先生向国际上发布了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名义发表的《和平、民主、统一中国》的声明，表明了“中国民主党反对用武力中国人打中国人，民主是保障和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大前提”之原则立场。
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名义发表声明，虽然老聂与老王都说“在全国性组党时期各省对浙江有过授权的约定，在特殊情况下浙江可以也应该担当起举旗的责任”。但我总觉得有所不妥，所以建议以后还是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更好，我说“坚持与高举浙江民主党的大旗，不会影响整个中国民主党的举旗问题，既是对其他省份中国民主党人和组织的一个鼓励，也能与当时北京尚在坚持的何德普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能够很好的协同”。聂敏之、王荣清、单称峰也都同意了我的建议，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打过“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旗号。
当时的情况，除了编印《在野党》外，浙江民主党的主要外联及组织恢复工作由单称峰整天忙碌奔波，王荣清由于监视居住期不便于出头露面只好处于幕后总策划的地位、我既要忙于做自己的生意又要顾及浙江民主党的一些具体事务，王东海先生负责安抚与释除来自浙江及全国民运内部各种对浙江民主党及主要负责人员的误解，聂敏之先生就主动担当起了最危险的代表浙江民主党的负责人身份。胡晓玲、迟建伟、杨建民、尉国平、叶建、王杭立、楼裕根、余铁龙余元洪父子、胡江霞、贺忠民、来金彪等人也或多或少地担当了浙江民主党活动的一些工作，王希哲、庄彦、杨建利、《大参考》的李洪宽、《民主论坛》的洪哲胜、北京赵昕、广西薛振标、杭州戚惠民等先生对我们都有过不少支持。当然卢四清先生对我们浙江民运和浙江民主党的帮助最大，当时几乎所有的浙江民主党文件和信息都是通过向卢四清先生发送传呼或传真在国际社会公开发布，为我们提供了舆论及道义的有力支援。
很遗憾，由于民主党在一再遭受打压的情况下，浙江又是重灾区，警方很快就猜出了我在其中的作用，1999年9月24日对我家来了个彻底抄查并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将我“寄放”在杭州市遣送站底层的一个小禁闭室四个多月，直到对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判决后，我作出了妥协—答应出去后不再编印《在野党》杂志并答应一段时间内不到全国各地去搞组党串联的条件下，才将已经长期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走路都十分艰难的我释放回家。
2000年1月初，即在阴历过年前两天我被释放出来后，聂敏之先生很快就联系上我并专程到我家来看望我，他还向我详细介绍了在我关押期间同志们坚持民主党的活动没有停止，如单称峰、聂敏之、胡晓玲、王荣清、黄霄航等人不仅在为遭受判刑迫害的民主党人呼吁，也在为被“强迫失踪”的我呼吁和到处打探寻找，以及对家属的安慰照顾。不仅于此，王荣清、聂敏之先生还冒着巨大的风险时不时地在西湖边的一公园及刚建成不久的吴山广场向群众散发《在野党》杂志及我的那篇《大旗在飘扬》文章。
2000年5月初美国国会两院表决中国最惠国待遇（PNTR）前的关键时刻，经过聂敏之、王荣清及我的商量定稿，由老聂在《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声明》上承担主要责任，希望为中国的更加开放与融入公平竞争、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的世界主流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向全世界表明，在中共当局接连两波对民主党的大镇压后，中国民主党的组织，依然挺立、独立自主地在发出了她应有的堂堂正正之声。据聂敏之先生所说，美国驻华上海领事馆官员曾专门打电话告诉聂敏之，美国政府在当年五月国会PNTR大辩论之时，印发过聂敏之先生以浙江民主党人的名义，对国际媒体发表的赞成对华PNTR的声明。
在本世纪初期的头几年，是国内民主党公开活动最艰难的时期，王荣清先生一方面召集与主持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许多活动，尤其是中国政党法草案等法案的起草研讨工作。期间也撰写了几篇文章，悼念逝者、抗议迫害、阐述民主党活动的宗旨原则，如《一个民主老人（聂敏之）的临终遗言》、《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结束恶梦，开创美好未来—一个中国民主党人的呼吁 》、《伸张正义惩治邪恶天经地义》、《为谁而党为谁而争》、《中国政党法草案说明》等文章。
2004年，王荣清先生召集部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起草了中国第一部政党法草案，征得同伴的支持后于当年11月将《中国政党法草案》提交给国家立法部门和中国民主党目前的最大竞争对手中国共产党的有关中央机构，一个月后(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北京时间12月29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会十几位骨干成员被浙江省公安部门抓捕、传讯。他们分别是：王荣清、吴远明（任伟仁）、王东海、王富华、陈树庆、徐光、楼裕根、单称峰、萧利彬、王荣耀、扬建民、尉国平。除负责人王荣清被刑事拘留外，其他人均已释放。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后在山东车宏年、北京赵昕、美国王希哲、洪哲胜、徐文立、任不寐和王有才、重庆许万平等先生组织的海内外大力呼吁下，在中共当局开明人士的包容下，关押了半个月后获释。
2005年底，王荣清先生因与王东海、王富华发起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为狱中成员及家属的募捐活动，再次被”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刑事拘留一个月，因证据不足，在监视居住6个月后的2006年7月底，因证据不足撤销案件。
王荣清先生除关怀入狱战友及其家属外，也非常重视给刚刚出狱的战友送去关怀与信心。例如，2004年9月徐光获释，王荣清是第一个赶到富阳看望因在狱中绝食抗议而出狱时身体极度虚脱的徐光先生；2006年6月，得知祝正明获释，王荣清都不顾年老体衰，与徐光、楼裕根等人甚至千里驱车，第一批赶到浙西祝正明的老家江山探望。
2006年2月13日，由大陆著名律师高智晟发起的抗暴维权绝食的接力棒传到了浙江杭州的第二天，王荣清先生不顾年老体虚，坚持在14日与徐光先生一起，接下了第八棒，清晨6时起开始绝食24小时。
2006年8月24日，王荣清因撰文《昝爱宗案，政府应当“莫以恶小而为之”》抨击压制宗教自由，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关押一个月。
2007年6月25日，在公开组党9周年之际，与王东海、高海兵等民主党同仁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更名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筹），王荣清先生是续祝正明以后，第二位由浙江民主党人选举产生的负责人，以和平、理性、公开、合法原则在浙江长期坚持了中国民主党活动。
王荣清先生于2008年6月26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7月31日被逮捕。2008年12月9日，王荣清案在杭州法院首次开庭。控方当时指控王荣清先生的“三大罪状”是：第一条，王荣清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组织和策划，参与了中国民主党发表文章；第二条：指王荣清担任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召集人；第三条，指王荣清参与、策划中国民主党全国一大的召开。
2009年1月7日杭州中级法院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王荣清六年徒刑。入狱期间患肾衰竭（尿毒症引起）自2010年1月12日监外执行，还一度并发脑梗塞在杭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
出狱后，王荣清每个星期进行至少两次血透，每次四百二十块钱，医疗开支庞大。而王荣清曾在杭州绸厂工作了31年，60岁离职后至今没有领取过退休金。2011年，浙江省出台了一些关于工龄和退休金的政策，当年12月7日（周三），王荣清到杭州市政府信访办想请教信访官员，但没想到却被公安扣押十个小时。次日，王荣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采访时说：“省政府有个文件关于工龄可以算退休金，省政府文件就是，你原来做了十年，那么再补交五年退休金就享受退休工资了，那么我30年应该怎么办？按照市政府的说法我还要交8万块钱才能享受退休金，所以我昨天到市政府信访局去信访，这个事情搞大了，我到信访局前后呆了十几分钟，马上就给他们强行的带走了，带到派出所里，从十点多一直呆到晚上八点多，而且从今天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管理，就是不让我出门见朋友”。警察还对王荣清说“他是犯人，没有上访的权利，如果再上访就把他重新关回监狱里’。王荣清表示“我是正常地问这个政策是怎么制定的，我是到政府来请教，问问这个政策是怎么搞的，我觉得没有道理，我现在七十岁了，按照道理我六十岁就要享受退休工资的，你要补给我六十到六十九岁的工资，你应该给我八、九万块钱，现在不但不给还要叫我给八、九万块钱，这是开玩笑的”。
2010年12月31日，著名作家、诗人、中国民主党宁波地区负责人之一的力虹去世不久，家属将附有部分捐款人名单4804元的现金通过在宁波中国民主党人贺忠民要求“退回捐款人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实在不能退还，就请转赠救济其他困难的朋友”。2013年12月，王荣清在弟弟王荣耀陪同到宁波养病散心，顺便拜访了老友贺忠民，知晓该款项，带回杭州，与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部分成员商讨后，决定根据家属意愿，处理好此款项，创立第一期力虹基金（筹）。确定如下分配原则“1、款项募集的组织者及款项分配决定的参与者不得成为该款项受益人；2、受益人是为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做出过巨大牺牲；2、受益人从未获得过任何国际、国内的重要人权奖项资助；3、受益人没有稳定长久的职业性收入，正处于或随时可能面临生活困境者。”，决定将该笔款项人民币4804元平均分配，授予池建伟和薛明凯两位先生，当月底之前就已完成发放、发布。
2010年9月笔者获释时见到王荣清到现在，他尿毒症越来越严重，从最初每个星期透析一次到前一段时间的每星期透析治疗两次。扣除他过去的多次刑拘羁押期限，2014年5月9日刑期届满，结束监外执行，但由于尿毒症加上近期的肺部感染，最近一个多月来一直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
2014年6月11日，本是王荣清先生出院的日子，弟弟王荣耀与女儿王蒙利高高兴兴地去医院要接他回家，没想到病情突然恶化，医院要求家属签字担保同意各种“救命手术”及告知可能的巨额治疗费。现在已经转院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仍旧在重症监护室救治，病情虽有所稳定，但仍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每天上万的巨大医药费用让家属不堪重负。而浙江民主党人包括楼裕根、吕耿松、毛庆祥、昝爱宗等探望时力所能及的捐助仍显杯水车薪。
上个月中旬，我曾去过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病房看望过王荣清，他对我说，等他身体康复出院，除了为自己三十一年的退休劳保医保维权外，“如果杭州公安一定要迫害我民主党人徐光，过了‘六四’还不放人，等我一出院就要为徐光呼吁，重点是中共当局涉嫌以权谋私打压民主党的2002年公安部的那个规定，去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及合法性审查，法律专业问题树庆你要替我把把关”。我说“好的！”。现在看来，这两件事，一时间也可能以后王荣清先生再也无力自己去承办了。
我不否定，老王是个性子很直的人，有时说话做事不太顾及他人的感受，得罪了一些人。但在长期艰苦卓绝的中国民主运动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尤其是他一再的临危受命、屡败屡战，智勇深沉和对民主事业的赤胆忠心在王荣清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王荣清先生无疑是中国民主党最为出色的创党人员之一，是中国民主事业“惟其艰险方显勇毅，惟其稀缺尤为珍贵”的出色战士。
最后，不妨以王荣清先生2003年《为谁而党，为谁而争》一文中的两段话来结束本文：“我们参加民主运动和组织中国民主党，不是为了成就哪位‘救世主’的‘丰功伟绩’和‘万世英名’；不是为了寻找‘主公’并为他‘打江山，坐天下’；不是为了将来能从‘伟（伪）人’的恩赐中分享一点残羹剩渣；也不是以推翻哪个政党、恣意打倒和惩罚哪些个人为目的；而是为了争取包括自己在内每个中国人起码的公民权利和做人尊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能在一个良好的制度下，走向繁荣富强、热爱世界和平并参与主持世界公理。”“我深知，民主事业之成就，靠的是各种民主力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按照林牧先生最近给我的来信中所说的，民主力量‘要用加法，不要用减法。’我们中国民主党人愿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努力，早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尊重与保障人权、富强而文明的、主权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
（据2014年6月18日民主中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