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吉田:中国人权律师被吊销执业证后十年回顾

『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编按:中国在1979年重建律师制度,至1996年律师得以脱离“国家工作者”的行列,成为私领域的专业群体。可是在一党专政下,律师们要维护法律公义,始终困难重重,案件一旦涉及如政治或人权等敏感议题,就要面对诸多法外的制肘和压力。在中国目前约40万的律师社群中,只有少数人能够无惧政治压力,坚持以法维权,本文作者唐吉田律师是其中一员。

唐吉田律師攝於中國泰山

唐吉田,51岁,中国东北吉林省敦化市人,中国著名人权律师。1992年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2004年考获律师资格。因承办人权案件,成为中国政府压迫的对象。2010年被政府以行政手段取消律师执业资格后,坚持参与公众及人权事务并提供法律服务。2013年与其他律师,发起成立“中国人权律师团”。

本文是唐吉田律师近作。透过文章,唐律师回顾他被吊销执业证后十年的参与和遭遇,不但记述了中国律师在维权路上的艰辛和险阻,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司法制度和环境在威权治下的困局与不堪。

2019年末瘟疫(新冠肺炎)自湖北武汉爆发,2020年初即向全球蔓延。中国大陆乃至全球的生产、生活秩序至今仍以防疫为中心,恢复正常似乎遥遥无期。于我个人而 言,今年不仅是被失业的第十年,也是被禁足即限制出境和被除名即法律上单身的第十年。

吊证前后

2010年4月30日,北京市司法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行政处罚决定,以所谓“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吊销我和刘巍的律师执业证。

我对这一结果并不感到特别意外:  2009年我的律师年度考核不获得司法局通过,特别是接到匿名电话提醒“中央政法委要对你动手了,你得小心点……”之后,就在等官方的靴子落地了。

虽说自知在劫难逃,但也不甘心坐以待毙,还是独自和刘巍等同行去北京市司法局及律协进行了若干次交涉。他们基本上不是推就是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大约2009年底2010年初的时候,律管处的冯新泉和朱玉柱等接待我们:冯和不少同事都是军转干部出身,他们大都延续了管士兵的思路管律师。我要求他们如果考核能通过就尽快放行,不然也别久拖不决,要尽快给个明确答覆。他们说: 别着急,很快就会有结论了。

2010年4月10日左右,我们被告知拟吊销执业证并将于22日举行听证会。

4月22日这天,我冒着冷雨去参加听证会,北京市司法局所在的⻄直门一带被警方实施严格的管制,可谓是兴师动众。官方一方面拒绝关心我们的人进场旁听,另一方面却安排各区县司法局律师科的工作人员坐满会场。听证会上我和刘巍以及我们的代理人张树义教授(已故)、杨金柱律师和滕彪博士有理有据地发表意见,对拟吊销执业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司法局的人不仅不出示泸州市中级法院的庭审视频资料,还安排专人在会议结束后对我们进行录影……。

听证会后我回到吉林老家。司法局官网上的消息是同行告诉我的。5月初某日,有人告诉我,朱玉柱等司法局的人到位于原崇文法院附近的北京安汇律所进行了所谓送达:将处罚决定书贴在外墙上……。

饭碗被砸了,我不得不思考未来的路。想来想去,我还是不能完全放弃原有工作,要在为自己维权的同时,继续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以维持基本生活。有朋友邀我去香港散散心,5月16日晚一到罗湖口岸就知早已被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此前,我因办案和推动北京律协直选等事脱不开身,只出去过三次:一次欧洲两次香港。

既然出不去我只好返回北京着手行政覆议的事: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市政府提起行政覆议,要求其纠正北京市司法局错误的决定,但北京市政府最终还是驳回了我的请求。我和刘巍还向北京市⻄城区检察院举报司法局律管处干部萧骊珠涉嫌滥用职权犯罪,后来也不了了之。

5月底6月初,平房派出所的员警和保安在朝阳区国美第一城社区我的住处门口上岗,我靠朋友的掩护离开那里到外面流浪了十来天。李和平去帮我拿东西,发现门锁被人胶住了,只能叫专门人员来开,却被以盗窃嫌疑带到平房派出所,员警不容分说,从他手里强行夺下新配的钥匙直接交给房东。我回来后房东以自己做生意惹不起员警为由,要我马上搬走。我当时不光手里没钥匙,租房协议也在房间里拿不出来,不得不离开才住了不到三个月的房子。老是不到期就被人驱赶的滋味太难受了,在这之后我没再以自己的名义租过房子。

9月9日,我们向⻄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撤销北京市司法局的违法处罚,但该院收取案件资料后拒不受理,最后不仅见不到人连电话也没人接了……。

在行政覆议和行政诉讼的空档,2010年7月26日,我回延吉办理了离婚手续。来自我的主要原因: 简单粗暴、不善沟通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所谓事业,给前妻带来太多的麻烦……。 离婚之后,我的四处流荡、漂泊不定、非伤即病的生活状态也导致孩子的成长,尤其是学业颇多波折……。

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我一样都没有做到,更遑论其他了。

“茉莉花”时期

被吊销执业证之前经郭旭举先生介绍,我接触到了广⻄北海白⻁头村系列维权案件,与许坤等结缘。当年下半年有反酷刑活动在北海举行,这次活动将陈光武、杨金柱、陈有⻄等请到一起,同台竞技并与杨在新等当地的律师相识,后来的北海律师团得以组建与此或许不无关系。

记得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不久,由李方平律师提供资讯,认识了包龙军,了解到他为妻子一路维权历尽艰辛,遂持续关注王宇被天津铁路警检法构陷案。2010年12月7日一早,我在红莲北里被北京国保绑架到北三环边上的辽宁宾馆并交给吉林延吉国保,当日下午被强行押回延吉。事后听说可能和国际人权日到来的严控有关系。

在老家期间,我得知哈尔滨文姓律师等八人在南岗区法院开庭被法院工作人员殴打,有女律师受惊吓后竟流产……。就拟文发给最高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协、全国妇联等单位,要求查明事实为受害律师维权。前述衙门除了全国妇联我都去过,尤其是全国律协,还见过已故于宁会长、原秘书长邓甲明等人。据说此事最后因文律师等受害人受不了官方的压力无果而终。

在密切关注王宇等人的同时,我还和原中银所律师宋美英的家人取得联系,对这一公民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劳教的案件动态了解颇多:宋律师的执业证2010年底被北京市司法局非法注销了。

2011年2月16日中午,我一回到北京就去⻄直门附近见熟人,进饭店前碰到了北京国保要员孙某及其手下,到店里见包间外还有一桌非常⻝客: 他们的精力并不在吃饭上。包间里面已经接近尾声,我边吃边就声援陈光诚一事讲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当日下午我原打算回红莲北里拿完东⻄就去和一同行见面,却遭到自称广外派出所的员警敲门。我和陪同我返回住处的张永攀等野靖环大姐回来帮忙处理,天黑时一大堆员警开锁闯入,将我俩带到广外派出所。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被套上黑塑胶袋押进车里开出院子。不知过去多长时间,也不知具体要被拉到哪里,反正通过外面农用车的声音,估计是到郊区了,第二天听到鞭炮声, 我想起是过元宵节。

先后辗转于三个地方,经历了熬鹰即长时间不让睡觉等特殊待遇,近二十天没见阳光的我于3月5日被带到首都机场。靠近飞机小窗的那一刻,我一连打了十几个喷嚏,引来不少乘客用异样的眼光探寻。

被押回延吉后没几天我就被确诊为双肺结核,打针、吃药就成为每天必需的事情:一开始用的药效果不好,只得换成了更好更贵的药。治病之余我还要应付来自北京及当地州市两级国保、社区书记、楼长等干部们的“关心”。

刘沙沙等朋友来看我,官员很不高兴,但我顾不了那么多,最起码她们走了以后惦念我的人知道了我还活着。尽管见到的都说我没人样了,也有的说我象从炼人炉里捞回来的……。一直到年底不排菌了,体重也增加了,我才敢回敦化看望父母。

治病之余,我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尤其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被一些人称为“茉莉花条款”)、技术侦查等内容比较关注,还专门以特快专递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建议。

建三江前后

进入到2012年,我的体力比之前好多了,忍不住在微博等处冒泡说话。官方让我停下来,我没有完全答应他们。

到了夏天,我不想受他们“十八大前不能进京,出延边要报告”的限制,去大连见了几个朋友。国保得知后非常生气,要我必须马上回延吉,不然就赶过来押我回去。我一听也冒火了,和他们说见完朋友还要去长春参加同学会,如果不答应就直接回北京治病。僵持了一阵子他们只好同意我参加完同学会立即返回延吉。

利用同学会前的时间,我去了一趟齐齐哈尔,拜访了迟夙生律师,建议她请东北地区以外的律师参与吉林市某涉黑案的辩护,以争取突破地方保护。不知是有人打招呼还是什么原因,同学会张罗事的仨俩人和我说了些怪怪的话,他们单独找我谈话,让我该吃吃该喝喝,千万别扯那些没用的。

秋天的时候我去南京看小孩,车到滁州被乘警控制,后被移交给南京铁路派出所。我在派出所一直被看管到晚上才被延边州局国保带出。本来我还想去趟上海看亲属,他们死活不 肯,只停了一晚上又被押回延吉。过了几天,他们又找我做笔录,说了不少狠话,最后还是被延吉市局国保接走了。

十八大结束后,我和国保说要回北京争取恢复执业,解决生计问题。他们请示完答应我了。在这之前我在新浪微博说某集团控股公司借改章程,每任董事长得了机会都会塞上自己的私货。估计是被怀疑讽刺党章的修改,连以往的禁言期都没给,直接就销号了!从此我的名字就不能够再在新浪微博注册了。实际也没有很多精力和新浪维权,所以也就基本失去了网路平台实名公开发声的机会了。

终于回到北京后,见了几个老朋友尤其是2011年所谓茉莉花期间被关过黑牢的人。得知不少熟悉的人业已去国,尽管我历来性格粗放,心里还是难免生出许多感慨。

12月下旬某日,我到无锡见朋友,被曾经在南京铁路派出所打过交道自称江苏省厅的国保跟踪,最终还是在维权人士张建平所住的社区门卫室被堵住。当时我正准备去拜访张,这些员警对我讲:你回江苏旅游做生意都可以,就是不能掺和这里的事,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念乡情:他们应该查到我的祖籍是江苏赣榆。我没有答应他们,说作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我到哪里、做什么自有分寸,不会接受其他人的无理要求。最后,谈话不欢而散,这些人见张夫人和女儿下来接我且要拍照,匆忙走出院子。

年底开始我在广东休养,经人引见接触到了王登朝案,还被当地桂园派出所抓进去盘查了几个小时。在深圳的日子,我曾经和王案的辩护人王全璋律师促膝长谈:从案件到人生可谓无话不说。

在广东停留期间,某一天接到朱汝玲律师的求助电话:她因为参与维权活动被官员记恨,实习结束后申请执业面试的时候被北京市司法局和律师协会卡下,生活陷入困境,又遭房东驱赶……我向李和平、江天勇、李方平等人,为她凑了一些钱,以解燃眉之急。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人知道她的音讯,一个蛮有潜力的青年律师还没大展身手就被扼杀,太可惜了!

2013年1月中旬,我在长沙参加刑诉法实施研讨会,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活动期间杨金柱律师请客,近距离领教了不少同行的多才多艺:萧云阳的反串、冉彤的“红歌”、周祝华的舞蹈……翁广宗老律师也是极具表演天赋,作为法律世家子弟,前几年他已于上海病逝。

此次到长沙之后我代理了八九一代人罗茜司法考试成绩被取消案的听证、一审、二审,我和当事人密切配合,冲破诸多阻力,自始至终都据理力争,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代理罗的案件让我对“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一帮规有了更深的认识。

2013年春节过后,我去⻘岛会友。爬崂山之前,被国保找到。他们得知我要去南京,非要陪同,我没有明确答应。谁知下了飞机,他们也出现了。没办法我就和他们从南京一路经苏州、上海、福州、厦门,最后到东莞停下来。 “二会”结束后,他们要我一起回延吉,我没答应。待他们走了,我去深圳试试可否去香港,又被卡住。陪同过我的一位元员警得知后电话里笑着说:“就知道你出不去,还不跟着一起回东北?…..”

这一年的5月13日,我和一些人去探访四川资阳法制教育中心—俗称“洗脑班”,同时加挂“资阳市纪检委双规基地”的牌子,被当地警方关了24小时。事后我听说当晚有人用和我一样的名字注册了新浪微博,不明就里的人关注后没多久即大呼上当受骗。类似的还有被人用和我同样的名字注册脸书帐号,该帐号专门就发批郭文贵的文字,我不得不发声明澄清,但声明在墙内根本就发不出来。

5月底我在广州遇到叶海燕、贾灵敏、单丽华等人,得知她们要去万甯抗议将小学生送给无良官员的校长,就决定同往。大病未愈的我和她们在万宁二小校门口站了好久,大汗淋漓的我们还是感动了不少当地人。

在三亚期间,有一天晚上有人张罗去海边沙滩练歌车唱歌,记得贾灵敏唱的是《绿岛小夜曲》、王建芬唱的是传统戏曲、王宇唱的是《小城故事》、向莉唱的是《轻轻告诉你》、我唱的是《心中的太阳》。尽管我因肺结核肺活量不够,但还是很卖力的唱了。不知是我唱得太差了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唱完了其他歌摊好久没有声音。我曾在一次活动上说过,如果不是在农村没学音乐,我可能会做一个云游四方的歌手,把我的心声唱给那些与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人。

离开海南,我打算去阳朔转一转,刚在南宁停留下来没两天就被延边州和延吉市的四个员警堵在宾馆,因我要去医院开抗结核药才没有被第二天带回延吉。

8月2日,我在大连想要旁听“安锅案”—即当事人为了突破长城防火墙(GFW)的封锁,安卫星接收器收看境外电视节目而被刑事追诉,险些被便衣殴打。他们对到场的外国人也很不客气。当天北京市司法局干部柴磊、陈萦辉前去监庭—此乃中国大陆特色,举凡一些所谓敏感案件开庭司法局甚至政法委的干部往往要坐在法庭旁听席上或在中控室里压阵。他俩问我过得怎么样?身体好吗?我说,托他们组织的福,生活还算可以,身体也能撑得住。俩人还说当年吊销我执业证,他们都是不当家的丫鬟,没办法的。我回他们“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后少跟着头目瞎跑就行了……”

9月13日,我和王成、江天勇在以往郭飞雄案法律后援团等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中国人权律师团”。

10月16日,我陪同非法拘禁受害人于金凤的丈夫杨开成去鸡⻄市“610”办公室交涉,被赶来的员警控制。一天后处以行政拘留5日,送往鸡⻄市第二看守所:拘留所占一个楼层。在各界人士尤其是前来现场的朋友的大力声援下,我被如期释放。

12月3日,刚拜谒完林昭墓的我正和朋友准备吃饭,得知范木根案发。我们匆匆吃了几口就赶到科技城派出所,从此长时间跟进范案。当时参与声援范木根案的戈觉平和其他苏州朋友几年后被抓,至今还在监中,尤其戈觉平的腮腺癌还是因为去建三江声援我和其他三位律师延误了用药导致的。一想到大病在监的他就免不了心情沉重。

2014年3月20日,我和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因代理建三江非法拘禁案,被当地国保戴 上黑头套吊打完后扔进七星拘留所:行政拘留15天。在国内外网路尤其是到现场的朋友的声援下,我和江、王于4月6日被释放,张因拘留5日早已回到河南。

回京后经过多家医院检查,我被确诊为十余根肋⻣断裂和腰椎结核,本来要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现陆军总医院)做手术,该院以十分牵强的理由要求我提前出院。此后只能是转入保守治疗状态。

6月下旬,我就建三江农垦公安局侵犯人身权利一事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提起诉讼。经过特快专递查询该院收到了案件材料,只是从此没了下文,我又一次吃了闭门羹。比起2010年底我向北京市政府提起行政覆议,要求确认北京市公安局限制我人身自由违法那次这还算好的:当年市政府接收行政覆议案件材料的位址是槐柏树街,我按官网的资讯填写后邮寄出去,最终邮政部门以查无此地址为由把案件材料退给了我。

7月2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在中共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上发表所谓声明,称我和刘巍等7人执业证均已被吊销或注销,请社会公众不要被我们误导。对本应以维护律师权益为己任的全国律协的落井下石之举,我迅速发声明予以批驳,强调自己从事法律事务的过程中从未刻意隐瞒过律师执业证已被吊销这一事实。

2014年秋天,我在雁栖湖参加张小玉等人案件的研讨会,认识了丁玉娥和丁超姐弟俩,开始关注丁汉忠案,尤其是袭祥栋和张俊杰等的辩护工作。几乎同一时间,我还用了不少精力关注那些因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而被关押的人士。

709大抓捕前后

2015年7月的大抓捕发生前后,我曾被敲过门,所住朋友家因为电闸被人多次拉下导致冰箱都坏了。

临近709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参与了文东海、包龙军、王秋实、童朝平等陪同李昱函律师在刘家窑一带的维权活动:沈阳市和平区驻京办就设在那里。如今年逾六十的李律师正被关押在老家沈阳的看守所,其所涉寻衅滋事案件迟迟没有结果。

年底前无所事事,强迫自己静心读了一些书,算是对自己多年因惰性没把读书的习惯保持住的一种补救。

2016年过春节之前被北京市局国保堵在朋友家门口。当时因为吃抗结核药导致严重的痛风,正要出门去找医生调理。他们郑重其事地和我说:“如果再明晃晃地忙活人权律师团尤其是王宇等被抓的人的事,就会对我不客气了!……”

记得6月份的某一天我因和朋友餐叙,竟错过了返京的火车,不得不废了车票买了其他车次。上车前我跑遍站内商店用5元钱买了一个小面包做午餐,身上就只有5毛钱了。回去后我在一个群里发了短文《我当了一天“五毛” 》,还把那张纸币拍照一并发在群里面。

2016年9月2日20时50分许,我在高碑店桥东北⻆兴隆公园围栏外的人行道上行走,被机车撞倒在地,就近住进⺠航总医院。9月9日接受了一天的手术—大腿根、胳膊肘两处, 当年十一前出院。因北京天冷霾重,年底前到深圳的朋友家养伤。

出院之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主要依靠轮椅,活动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体重快速增加,到深圳一测居然快90公斤。那段时间可苦了推我的人,女性就更费力了。是深圳的朋友耐心教我用拐杖,才让我的左腿功能得以加快恢复。此前有两次我在北京养伤的屋子里靠单腿蹦着给人开门或上厕所,一次摔倒在了坐便器跟前,一只手伸进了马桶里,另一次是在阳台看书听朋友叫门着急去给开,忘了放下手里的书,头摔进卧室,脚留在阳台。两次都是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起来,幸好没有造成大碍。

在深圳第一次复查,医生发现我的左手腕也受伤了,只是骨头已经长错位了,他说如果矫正的话还要再遭很大的罪,建议我不要太顾虑好看与否,最好就不要再动了。我考虑一下接受了他的建议。

在深圳几个月给朋友带来不少麻烦:当地警方就以老乡联谊的名义找他,要他好好赚钱,别管那么多闲事!

2017年4月到上海后逐步扔掉拐杖。刚在上海安顿下来就得知刘荣生律师不幸离世,于 是匆匆写下《痛悼刘荣生律师》,之后还为李苏滨、李柏光两位律师写过类似的文字。

秋天我回到吉林敦化看父母,此前怕他们受不了就没告诉受伤的事。以往偶尔在家待一个星期都是多的,这次居然停了十天:在上海参加同学许松鹤母亲的葬礼、得知二姨去世尤其是在监戈觉平的岳母跳楼身故给我触动很大。同行、朋友以及亲属长辈的离世和自己的伤病很大的影响了我的心情,乃至心神恍惚在黑龙江一不小心竟扭伤了左脚,不得不在朋友处歇了半个多月。

这年11月中旬,为求生存,我在深圳尝试出境又被拦下。这些年官方给出的理由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到有未结案件再到什么理由都没有就是不让出去。11月下旬,作为帝都的超级低端人口,我参加了反对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的连署。年底的时候,我和一些人齐喊“全璋回家”,为他早日获得自由尽一份力。为王全璋辩护的余文生开办律所不成,面对妻子和孩子压力很大,我赶去家里探望。或许是两件事连得太紧,我得知借住的朋友家楼下有人上岗,不得不连夜转移到其他熟人那里睡沙发,并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手头的事离京。

余文生因提出修宪的建议等事于2018年1月被抓,至今被关在离京千里的徐州看守所。

2018年5月进行第二次手术,取出钢钉钢板。同年8月初,我辞任人权律师团连络人。 此后在继续调养身体的同时,和刚被失业后一 样,为有需要的人打打下手聊以度日。2018年底,获法兰⻄“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奖。这一年结束前去⻘岛,为仅年⻓我几个月的郑湘律师送行。拿奖和为同龄的同行送行让我的心情悲欣交集。2019年3月2日半夜,我在郑州和许志永一起被查房,后被带到⻓兴路公安分局扣到早晨才放回。有年轻的朋友戏言: 老同志也需要时常温习一下功课的……。

就在上个月,我参与了关于此次瘟疫的连署,这种努力或许不能马上改变什么,但人命关天,无论官民,都有权利争取早日过上免于恐惧的生活。

后记:不得不说的话

自打被失业那一天起我就不希望有其他同行也轻易被失业,能有执业机会还是要比无法正常执业更方便做很多事情,极少数人没证了业务也基本上不受影响的特例很难复制。

回顾自己被失业十年的经历,除了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分内之事,更多的是非病即伤。在这十年里特别是我治病养伤期间得到了太多朋友的帮助,而我却从来无以为报,想来十分惭愧,对亲人更是内疚。

我要特别感谢2014尤其是2016、2018治病养伤期间帮助和探望我的朋友,他(她)们 是:赵大夫一家、李海夫妇、叶海燕、杜延林、林萧、李蔚、陆勇、刘勇、郑玉明、郑建慧、 童朝平、吴芳草、刘书贵、林子、季新华、祝忠孝、⻬月英、􏰁野靖春、单雅娟、王译夫妇、 王和英、 彭剑、文东海、李金芳、王建芬、邓传彬(晃晃)、于艳华、王宇 、陈建刚、余文生、江天勇、 燕薪、付敬东、唐志顺、吴金圣……。

还有很多人不便在此列出名字:他们都是普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却都克服自己的困难来尽力地帮住我。

我个人因为多年党文化教育的遗毒、性格的局限、自身修为的不足以及境遇和环境的变故,有意无意间必然忽视甚至伤害了身边的不少朋友。在这里我愿向他/她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歉意,还请各位旧遇新知对我一如既往地从严要求,开诚布公地及时给予批评和指教。

这十年间,中国大陆的法律人尤其是律师似乎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了,以往一再声称要和国际接轨的中国官方正信心满满地想为整个世界开药方。表现在法律上尤其是立法方面就是热衷于限制甚至公然剥夺公⺠本就不多的权利。

放眼天下,反普世价值、逆⺠主化的势头随着一些嗜权如命的寡头的掌权而渐趋明显。其实整个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人们真正过好日子的时候少之甚少,如今更好似走到了一个万丈悬崖边上……。

即便如此,那些反人性、逆天道势力的呼风唤雨、畅行无阻总是会有个期限的。对中国大陆的未来,我个人还是怀有着美好的希冀。

在我看来,历史不应该只记录王侯将相、达官贵人及其马仔们的鲜衣怒马、起起落落、 恩怨情仇,更应该呈现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贫贱事哀、聚散离合、颠沛流离……。这就是我,一个被失业律师对自己趟过的十年所作的简略回顾。 

十年前我刚过不惑,如今已形式上知天命了。因长期吃药和两次全麻手术等导致我的记忆力早已大不如前,好多事变得只有模糊印象,但我相信时间老人那里都会留有痕迹的。

2020年3月11日 于吉林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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