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匈牙利，独裁者纷纷以抗疫为名伺机收紧和扩大权力。外界担忧，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可能会演变成“新常态”。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有人猜测这场危机可能会危及到中共的政权。尤其是武汉医生早在12月对疫情发出警告却遭到训诫的消息传出后，举国愤怒。然而，中国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习近平却得以扭转乾坤。他开始”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并得以很快展现成效。湖北当地官员遭到问责，成为”替罪羊”。过去数周以来，中国捷报频传：鲜有本地新增确诊病例。疫情在全球许多国家肆虐的同时，中国逐渐恢复常态。中国宣传机构将习近平打造成战胜新冠疫情的国家领导人。
加强监控
中国在鼓励复工的同时推出所谓的”支付宝健康码”。该健康码通过个人填报和政府后台信息对比，产生红黄绿三个健康码：绿码者可以通行，红码和黄码者需要自我隔离。但是软件开发公司和中国官员都没有详细解释该系统是如何对用户进行分类的。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中国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向《纽约时报》表示：”冠状病毒爆发将会是中国开展大规模监控历史上的裡程碑事件之一。”根据该报对软件代码的分析发现，该系统不仅可以实时判断某人是否具有传染风险。它似乎还与警方共享信息，为新的自动化社会控制方式设定了模板，在疫情消退后可能会长期存在。
人权观察：新冠疫情期间收集的个人数据为中国新的自动化社会控制方式设定了模板（资料图片）
不仅在中国，电子监控在许多其它国家的抗疫措施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政府组织”隐私国际”（Privacy International）专家奥马诺维奇（Edin Omanovic）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指出：”目前我们看到的监控浪潮是前所未有，比911事件之后各国的反应还要强烈。
极为严厉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本周五（4月3日）报道，莫斯科已启用新冠肺炎患者监控系统。莫斯科信息技术局局长雷先科（Eduard Lysenko）介绍：”根据市长法令，莫斯科首次启用社会监控技术，对选择居家治疗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所在地进行监控。为此采用了多种的定位技术。今天，首名确诊患者拿到了预装’社会监控’应用的手机。该款应用仅面向患者，不会对莫斯科所有居民使用。”
此前，俄罗斯议会已批准一系列”反病毒”法案，其中包括违反隔离规定最高可判处七年监禁等严厉措施。俄罗斯知名反对派人士古德柯夫（Dmitry Gudkov）将最新法案称作”暴政”，他认为：”新冠病毒加快了俄罗斯成为独裁国家的进度。居家隔离固然重要，但是这里存在滥权的问题。他们为所欲为。”
然而，防疫措施没有最严厉，只有更严厉。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菲律宾封锁了人口最多的吕宋岛。隔离措施期间，岛上发生抗议活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本周警告抗议者，不要破坏隔离措施，并对警察下令，如果有人发起暴动并威胁警察生命，就”枪毙他们”。
匈牙利国会近日通过紧急法案，赋予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近乎不受制约之权力（资料图片）
紧急状态恐变常态
另外，随着疫情蔓延，不少国家祭出紧急命令，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被认为无可厚非，但是许多紧急命令几乎没有落日条款，引发人们对政府可能滥用权力的担忧。
例如，在民主制度摇摇欲坠的匈牙利，国会近日通过紧急法案，赋予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近乎不受制约之权力，包括无限期紧急状态、国会选举中止、总理以法令形式执政、发放”假新闻”及”谣言”者最高刑罚监禁五年、违反隔离令者最高监禁八年等。
在匈牙利国会对该法案进行表决前，人权观察曾警告这项法案将对民主自由构成威胁。该人权组织发文表示，尽管许多国家都为病毒疫情实施特殊措施，匈牙利这部法案并未说明各项措施是否仅为因应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且有严格必要性，恐将为政客攫取权力大开后门。
面对外界有关滥权的批评，奥班回应道:”如果你们在现在的危机中无法帮助我们，那么请至少克制自己，不要伤害我们为了防疫所做的努力。”
疫情催生独裁和滥权？
《纽约时报》在本周发表的文章”新冠疫情在全球催生独裁和滥权？”中也提到匈牙利的法案。文章援引联合国反恐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奥蕾茵（Fionnuala Ni Aolain）指出：”我们可能也会见到，疾病流行过后不久–甚至可能紧随其后–是专制和镇压的流行，”新法律扩大了国家的监控，允许政府无限期拘留人民，并侵犯集会和言论自由，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里影响公民的生活、政治和经济。
该文在开头还提到其它例子：以色列总理关闭了法院，并开始对公民进行侵入式监视；智利派军队前往曾被抗议者占领的公共广场；玻利维亚推迟了选举。文章作者写道：”随着冠状病毒大流行使世界运行戛然而止，焦虑的国民要求采取行动，全球各国领导人正在动用行政权，在几乎没有阻力的情况下抓住了实质上的独裁权力。”
转自：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