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
我不是执业律师，代理案件以公民身份。刑事案件公民代理和律师代理的区别主要是两点：不能收费，会见需要办案机关批准。当然后来条件越来越严苛了。参与过一些案件，出庭代理的很少。更多时间是和律师朋友一起分析案情，是协助者。
作为辩护人，我选择个案的标准是最大社会价值，极端不公的，比如承德陈国清朱彦强等四人涉嫌抢劫案，无辜者四次被判死刑，冤狱二十多年；或者受害者众多的，比如毒奶粉事件结石宝宝数十万，值得我们付出三年努力。不仅为个案争取公正，也借助个案促进社会进步。
代理过孙大午案、南方都市报案、三鹿三聚氰胺奶粉案、黄勇非法游行示威案、陈光诚案（被以小偷名义控制没能出庭）。还有一些未能进入诉讼程序的行政诉讼和申诉案件，黑砖窑受害者行政赔偿案、江西乐平程发根等冤案等等。
其中孙大午案和南方都市报案参与的程序比较完整。两起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充分借助了公共舆论。在中国，很多正义伸张离不开公共舆论。律师公共表达比法庭上说什么更重要。
这两个案件结果还算理想的，孙大午缓刑释放，喻华峰二审减轻了判决。很多时候我们代理案件不能改变结果，比如一些政治犯的审判。但辩护依然有价值，传播英雄的故事，得到更多人支持，使他们的担当更有价值。
讲故事——一个民营企业的非法生存
2003年3月一个晚上，北大图书馆北配楼报告厅座无虚席。我挤在过道里聆听一位大胆的民营企业家讲“八个大檐帽和一个破草帽”的故事。一个农妇把一篮熟鸡蛋拿到街上卖，如果严格按照各管理部门的要求，她需要盖四十个公章才算合法。各种各样的市场管制给农村经济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他说，农村不缺资金，不缺劳动力，缺的是自由发展空间。
他叫孙大午。这篇演讲网上广为流传，给他带来了麻烦，也赢得了帮助。
接下来的日子关注伊拉克战争，关注SARS。4月9日中午，央视军事“砖家”还在大谈共和国卫队如何强大，我看到巴格达市民从总统府里搬出电脑、桌椅，恐惧消散了意味着专制结束，萨达姆政权崩溃了。我在BBS上写下，这将是伊拉克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后来孙志刚案发生了，忙于围剿恶法。
直到5月29日在一塌糊涂bbs上看到孙大午被拘捕的消息。7月5日，孙大午被正式逮捕。有关部门公布，大午公司涉嫌“累计吸收公众存款18116.7万元”，以及私藏枪支弹药和偷税等问题。
抱着“考察”的心态，我和张星水律师来到大午集团。我们到四周村庄，随处见到人停下来，完全随机和村民聊天。除了一个村干部沉默，村民们都说大午是好人。他们信赖大午，不为借钱给大午公司而后悔。有人愤怒地说，还能咋办，钱被政府抢走了。
关心村民的评价，因为道义支持对本案成败很重要。有人说，极权体制没有良心和底线。极权巅峰期基本如此。可是后极权，体制是人组成的，人是有良心的。得到对手尊敬或鄙视，结果会不一样。
我们答应刘平，代理案件。和前期介入的朱久虎律师一起确定了辩护思路：讲述大午公司艰难成长的故事，一个民营企业拒绝潜规则面临的遭遇；去敏感化，去除案件令人不安的政治色彩，变成一个法律问题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从个案揭示金融体制的缺陷和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困境。具体案件，直接目标不是反抗专制，而是营救我们的当事人。
7月24日，我在网上发表《一个民营企业的“非法”生存——大午集团成长调查报告》。
报告在网上大量传播。在谣言纷飞人们普遍怀疑观望时，特别需要真相，起到去敏感化、公开化和中国问题化的作用。
报告的结论是：如果以今天的各种行政法规衡量，大午集团自创业之初就有很多“非法”之处，包括启动资金、卫生条件、土地、税收等各方面。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现实。如果这位特立独行的企业家难逃厄运，这是中国特色的悲剧。
故事是有代表性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强权扭曲市场经济，国企强大，民企脆弱，财产缺乏安全保障，很多优秀的中国人设法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执政党初心共产，民营企业一直如履薄冰。
讲故事，是中国特色刑案辩护的重要环节。新闻自由国家，故事通常是媒体讲，而在中国，一些重大案件媒体不敢报道，只能靠律师讲，通过网络传播。广义上，优秀的辩护词就是讲故事的一种。告诉社会，我的当事人做了正义的事，为此付出代价，值得我们关心。讲故事，唤醒良心，祛除恐惧。
后来参与蔡卓华案，我写了《坡上村的祈祷》，讲述中央党校旁边一群家庭教会基督徒的信仰。陕北民营石油案，我写了调查报告《以国家的名义——陕北民营石油案调查》。陈光诚案，我写了《一个政府对一个盲人的战争》。传播真相，动员舆论。即使不能影响案件结果，也使当事人的付出更有价值。
专制者也讲他们的故事。当社会舆论纷纷指责他们抓捕公益人士，他们以知情者的名义散布被捕者拿了外国的钱、颠覆政权、私生活混乱等等，意图抹黑，制造恐惧。我们给予回应，更要从一开始就主动讲故事。
去政治化与政治化
去政治化，是为消除恐惧，为当事人争取到最大利益。我们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但当事人未必有。即使有，在未被明确贴上政治反对标签之前，我们尽量为他（她）争取空间。中国民主力量是多层次的，有的冲锋在前，有的后援支持，都很重要。
去政治化的思路之一是法治化。有时明明彼此都知道案件背后的政治色彩，对方不提，我们也不提。
我们分析本案涉及的刑法条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法院递交了《关于解释刑法第176条的建议》：第一，国务院第247号令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象是“向不特定社会公众”，但并没有明确什么是“不特定社会公众”；第二，即使大午集团违反了国务院第247号令，也不等于违反了刑法第176条。
不只死磕现有法律条文，也有宽泛视野捍卫法治。规定违反上位法。一个法治远未健全的国家，很多诉讼其实都能归类宪法诉讼。律师不只是适用法律的工匠，还是法治的推动者。
去政治化另一个思路是把一个信仰、言论等敏感政治案件还原为经济体制改革、地方官僚主义等不太敏感的政治问题，把责任归于部门或地方，把执行者与政权高层分割，孤立对手，动员更多人免于恐惧地参与。
我们联系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研讨会。到会的有江平、李曙光、周振想等法学家，茅于轼、盛洪、张曙光、陈平等经济学家，保育钧、华怡方等工商界专家。邀请了近二十家媒体。
研讨会之前我在网上发出《我们为什么要为孙大午辩护》：我们清楚知道，为孙大午做无罪辩护有困难，法院依据模糊的法律条文定罪也不能算错。但我们坚持无罪辩护，想告诉人们：如果孙大午被判有罪，那不是他的错，而是法律有问题。我们不仅为帮助孙大午先生，也是为我国民营企业有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为改革继续深入。我们愿付出努力，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法律志愿者。
改革开放四十年，从1980年代的“投机倒把罪”，到南德集团的信用证诈骗罪，再到大午集团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民营企业家常有隐隐的不安。而民营企业地位之争常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原罪。其实真正有原罪的，是专制权力。
有时，当局去政治化的案件，我们把它政治化。蔡卓华案，印刷圣经，被控非法经营罪。这是一个典型的信仰自由问题，经济犯罪只是借口。他们只是信仰上帝，服务社会，凭什么要打压他们？我们讲述打压信仰自由的真相。
去政治化与政治化，都是为了去敏感化，争取舆论支持。
法律技术
作为法律人，扎实的法律技术是辩护的基础。不管对方是否采纳，我们自己要做到证据扎实，逻辑清晰，据理抗争。我们只能讲道理，这是我们的优势。
9月12日，案件起诉到法院。起诉书指控两个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持有弹药，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5亿元，余额3500多万元。两罪相加大午先生可能被判十年左右，其中重点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公诉方理解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借贷”，只要有一笔资金来自不特定对象，整个融资都是向不特定对象借的。他们指控的1.5亿和3500万余额是从电脑里调出来的所有大午公司的借款。连孙大午父母的4000元也在其中。父母借钱给儿子也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还有企业员工的900万元。以及员工的亲戚、周边经常有经济往来的村民等，他们都应该属于特定的借款对象，是合法的民间借贷。
因此，我们取证工作的重点是借款户与大午公司的社会关系。要在3000多借款户中把员工、员工亲属、客户等特定社会关系人区分出来，至少他们不是“不特定社会公众”。
律师取证的优势是严谨，每份证词形式要件完备。但此案取证工作量太大了，要3000多份证据。六位律师三天才取到49份。根据实际情况我提出取证方案：由企业员工到各村找村民取证。开始进展缓慢。于是又设计了用于借款户分类的“证明”单，列举各种社会关系，借款户只需填空并签名。
刘平召开董事会，我向董事们传达了取证方案，告诉他们如何发放证明单并向村民解释。晚上，我和刘平、孙萌赴各村拜访代办员们。他们是公司的驻村办事处负责人。自大午被捕，状态很不稳定，且由于财务处于混乱状态，5月份的工资还没有发。我建议刘平赶紧安排把工资发下去，让他们安心。
一些工作超出了律师的责任。当时大午三兄弟都被抓了，刘平孙萌都才20多岁。做律师首先是做人，一个优秀的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不是对手，是朋友，尽心尽力。
9月22晚上到23日下午，我们的取证工作全面铺开。董事带领员工分赴各村与代办员一起挨家挨户发放证明单，填好后回收。孙萌、刘平逐村拜访各代办员，向他们解释有关情况，动员他们协助工作。我和朱久虎赴各村随机访谈村民，解释法律并发放有关孙大午案的报纸报道，让村民们了解真相，重建信心。
这一轮取证，一天半时间取得了650多份证词，涉及金额近1000万元。后来检察院提起的第二份起诉书中，把这些“特定社会关系”的借款数额都去掉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由1.5亿变成1400多万元。
妥协
9月中旬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第一次起诉到法院，指控很可怕。但几天后检察院撤诉了。极权国家，司法毫无独立可言，决定判决的，是背后的权力。我们的抗争，也指向它。
10月11日，我们三个辩护人在看守所见到了孙大午。大午先生精神很好，谈了很多最近发生的事情，领导多次找他，希望说服他认罪。10月21日我再次来到徐水，这次我和刘平的角色是劝大午妥协。先生想牺牲自己冲击不合理的法规，说已经准备好坐牢。可我们担心，时间长了，企业可能垮了。
10月24日下午，我和孙萌、刘平应邀一起到看守所，政法委书记等人跟着。我向大午先生表达了各方面希望他认罪的意思。刘平和孙萌都哭了。大午先生双手抱着头，想了很久，终于说，我答应。
10月30日开庭。下午审判长宣布“缓刑四年”，我轻轻拍了拍刘平的肩膀，我们会心微笑，却有点想哭。判决不公正，可这是立足现实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我们在一个个具体案例中常常不得不妥协。首先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当事人利益至上，这是律师的职业伦理。我们努力在个案正义和民主理想之间找到契合点。
南方的旗帜
与南方报业的缘分始于1997年。我在兰州大学读硕士三年级。面临毕业又想到了高中填报志愿时的梦想——成为一名仗义执言的新闻记者。
给《南方周末》寄去几篇文章和自我介绍。12月初在北京参加完公务员考试，接到《南方周末》办公室的电话，江艺平主编路过北京，希望见面聊聊。那天晚上在人民日报社附近一个旅馆见面，江艺平像个大姐，平易温和。我谈了自己的梦想。她说，先从见习开始吧。第二天我去了广州。
1997年纸媒的黄金时代。《南方周末》巨大的影响力，是很多新闻人的梦想之地。
也正是从那时起，一轮接一轮的整肃摧残这面理想主义旗帜。2000年以后进入网络时代。从BBS到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技术进步抗争专制，步步艰辛。
刚到《南方周末》不久，江艺平拿来贺卫方老师的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文章很有价值建议发。
军队和公检法都是专政工具，从军队转业进法院多年来一直顺理成章。但贺卫方提出司法专业化问题。他说法官就像医生一样，有很强的专业性，如果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当法官，岂不草菅人命？
此文发表后，迫于压力《南方周末》发表一篇军人写的反驳文章。作为专制的支柱，军人是不能批评的。不过有争论很好，使司法专业化问题成为公共事件。那几乎是司法专业化的起点，此后复转军人直接当法官的现象越来越少了。
那时《南方周末》头版常常是重大公共事件。我碰上了张金柱案。郑州警官张金柱履新职前醉酒驾车沿人行道逆向行驶，造成一对父子一死一伤，《南方周末》头版报道后，激起众怒，办公室走廊里贴满了读者愤怒的声讨。
1998年1月初，我赴西安调查人大代表选举，顺便返回兰州大学。西安一群民主志士参与竞选，我希望以去政治化的方式写出来，帮他们进入公共视野。江艺平大概也知道怎么回事，还是让我去了。
离开南方周末那天，老主编左方先生找我谈话。整个下午四个小时，听先生讲述二十世纪中国新闻自由的惨烈历史，讲述他们一代人的无奈，讲述新一代新闻人的梦想和责任。
我深深感动于先辈的理想和担当。
无数优秀的新闻人，在专制下挣扎中，错失了最好的青春年华。一个所有人戴着镣铐跳舞的年代，有人一直在努力，向着自由的方向。
很多年波折起伏之后，2004年2月我再次走进南方报业集团大楼，在一场危机中。《新京报》副总编杨斌找到我，心情沉重地讲了《南方都市报》案以及可怕的前景。
南方报业不愧为新闻人的“黄埔军校”。《南方周末》1998年之后不断遭遇整肃打压，《南方都市报》接过了理想主义旗帜。2003年3月，《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了SARS疫情。4月25日报道了孙志刚之死。推动社会进步，得罪了保守势力。
2003年7月，广州公安摆出查不出问题不罢休的架势，对《南方都市报》开始长达半年的调查。几乎遍及每个广告客户。终于查到三年前的一笔奖金分配有疑问。2004年1月14日总经理喻华峰被逮捕，3月4日一审开庭。
这家一度代表着中国媒体良知和改革风向的报纸面临一场巨大危机。杨斌问我愿不愿意代理此案，我说可以，为言论自由。
一审辩护的忧虑
我和王波律师搭档。他主要负责法律技术，我主要负责发出声音。
3月4日，喻华峰案第一次开庭。控辩双方激烈辩论，庭审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关于贪污罪，基本事实是，南方都市报和日报集团签有承包合同，里面包括主要经营成员的业绩提成。而采编人员很难考核经营业绩，于是编委决定把副总经理等人的一些业绩奖金共156万元再拿回归集体，与年度完成承包任务的奖金一起作为年终奖。
编委决定第一次发放奖金的对象是全体人员，第二次给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第三次58万元给最高管理层九个编委。有决议，有领取签字凭证，喻华峰和程益中分别领取了10万元。
公诉人激烈指控喻华峰拿很高的奖金却没有“暴露在阳光之下”，是“私分”国家财产。
关于行贿罪，控方必须证明“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行贿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公诉人指控喻华峰给集团编委李民英钱是“为了多拿奖金”，被相反的证据否定之后，改说喻华峰是为了“提前领取奖金”，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提前领取奖金”对喻华峰而言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基本辩护观点是：关于贪污罪，实际上，这156万元是南方都市报应得奖金的一部分，有合法的根据和来源，《南方都市报》编委按照自己的职权合法分配了这笔奖金。
关于行贿罪，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喻华峰试图谋取任何不正当利益，喻华峰也没有动机向李民英付出巨额贿赂。相反，这97万元是代表《南方都市报》对李民英巨大贡献的奖励。
法庭上，喻华峰发表了令人感慨的最后陈辞：
“二十多年前，安徽省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冒着巨大的危险开始联产承包的尝试，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下，他们面临着法律严厉的处罚。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被追究，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今天，媒体作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需要创新。正是在这样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南方都市报》开始了新的探索。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南方都市报》迅速崛起，去年广告额超过12亿元，利润1.6亿元，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当然，我们在摸索过程中，面临某些传统的体制的障碍，我们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方法，到底如何看待这些方法？这些方法是违规还是违法犯罪，历史告诉我们这应当慎重做出判断。感冒和非典都可能有发烧、咳嗽的症状，但治疗感冒如果用治疗非典的方法，结果将会很惨。我相信，法律的目的不在于惩罚，而在于实现公正和社会进步。我希望，这新的探索像当年的联产承包一样能够避免悲剧的命运。 ……”
法律上我们尽力了，可喻华峰仍可能被判重刑。决定案件结果的是背后的权力，能够影响权力的是公共舆论。如果一开始就讨论媒体产业化改革，舆论有可能跟进。而现在，媒体几乎不敢报道了。
把一个言论自由话题变成市场经济改革话题，是中国特色的辩护策略。就在这一年，主管宣传的高层领导公开谈过媒体产业化改革。借助一个媒体能报道的话题扩大案件影响，给幕后非法势力以压力，还司法一点独立和尊严。这是很多敏感案件的辩护思路。
集团领导希望低调处理，怕高调带来麻烦。这是我们经常碰到的现象。毕竟大家没经历过，巨大压力下，以为低调妥协能换来好的结果。
3月19日，担心的终于来了。程益中于凌晨三点在四川丹巴县被广州警方拘捕，喻华峰贪污罪10年6个月，行贿罪2年，合并执行12年。
真相抗争
判决书把贪污罪的主犯直指程益中。程益中提议分奖金，签发单据领奖金，是主犯，面临更重的刑罚。
下午传来消息，程益中家被搜查，南方报业集团社长范以锦先生被谈话，可能要被迫辞职。
我立即赶到程益中家，仔细了解搜查过程，研究扣押清单。我不只是代理喻华峰案，只关注他一个人。我们是为捍卫言论自由而战斗。
扣押清单基本是两类，封面有裸体的艺术电影和政治禁书。涉嫌贪污罪，却搜走了和罪名完全无关的影视光碟和政治禁书。只有一个解释，他们要向上汇报，把程益中描绘成生活腐化堕落、思想一贯反动的坏分子。
当天晚上我发出《三月十九日喻华峰和程益中的遭遇》，揭露阴谋，进一步印证他们对言论自由的迫害。
后极权社会，良心，是有力量的。当保守势力向上级汇报政治反对者是恶棍，他们打压也就没有心理负担了。我们揭露真相，否定妖魔化的可能，是打击保守势力的信用，争取更高层体制内良心的支持。在每一个具体的战役中，把对手从体制内孤立出来，是我们的基本策略。
我和北京的朋友们联系，请他们安排两天之后的新闻发布会。此时除了《财经》杂志巧妙发出一点声音，几乎很难听到国内媒体报道了，我们不得不借助网络和海外媒体。
孙志刚案、孙大午案等很多个案，我们最有力的武器是阳光。
律师在法庭里说话，决策者听不到，也不在意。在媒体上、互联网上说话，他们更可能听到，知道真相的人多了，他们更在意。
2004年3月21日，北京一家咖啡馆，我们召开“南方都市报案情况介绍会”，数十位法律界和媒体界朋友到会。我介绍案情，大家提问或者发表评论。
接下来一星期我们三次召开网友聚会，向大家公布案情，倡议网友们传播真相。后面两次聚会，便衣守在门口。这是第一次，我们直接承受维稳系统的压力。
很多人关心此案，迫切需要知道真相，而我此时几乎是唯一的信息源。有风险，有压力，但必须有人站出来说出真相。
这个角色本来家属最好。可很多时候家属受到恐吓没有经验。公共维权案件，当事人为正义而战斗，家属公开抗争很重要。即使当事人选择妥协，也是他（她）自己的态度，家属公开抗争对当事人不会有害。
当局为阻止家属发声，有时给家属安个罪名，传唤甚至拘留。家属只要没有直接参与当事人的工作，就不用怕。709家属的抗争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她们无所畏惧，而且抗争中，向公众展示的形象不是悲情，而是积极乐观。
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公义律师，法律技术当然重要，勇气更重要。
并肩战斗
很多公共事件，仁人志士们共同努力推动社会进步。
3月21日，陈峰给广州市委、市政府、市检察院、市法院写了公开信。3月29日，展江、王克勤、赵牧等一批知名媒体人发表“关于南方都市报问题的呼吁书”，发起了媒体界、知识界的网络签名声援。
签名，声援，一起公开表达立场，是维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表达给保守势力施加压力，也给我们自己鼓舞信心。
4月1日，“阳光宪政”就喻华峰案在北京举行法律专家研讨会，江平、陈兴良、储槐植、樊崇义等一批国内著名法学专家发表意见，一致认为喻华峰不构成贪污罪和行贿罪。
4月5日，“阳光宪政”与天则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公共财产问题研讨会，贺卫方、张思之、盛洪等学者就南方都市报案发表意见。
4月8日，舆论压力下，有关部门终于做出了回应，通过南方日报网发表了一篇“广州市东山区法院答记者问”，对一审判决进行辩解，认为喻华峰案判决“不存在偏重、畸重的问题”，程益中是“依法逮捕”。
这给了我们机会。本来无论你怎样呐喊对方都不出声，这样的战斗让人气馁。可是现在，对方出来应战了。我连续写两篇评论，发在阳光宪政网上，广泛传播于各大论坛，同时我们逐个将著名法学家的意见整理发布在网上。
4月10日，李健、沈皓波、尹丽川等知识界发起声势浩大的第二波签名，一直持续到5月份共有600多位签名。
4月中旬，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委书记吴南生，联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写了一封信。
二老在信中表示：
一、共产党惩治贪污腐败，群众历来拍手称快和热烈欢迎，即使是有异议，也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但这次南方都市报的贪污案子引起群众很大的异议，值得思考。
二、我们注意到，除了一般群众，还有很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个案子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客观、理性、中肯的，值得我们重视。
三、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全国媒体产业排头兵，如何处理改革开放进程中媒体出现的新问题，值得思考。
张德江批示，任、吴两老的意见很重要，这个案子处理要公正，要注意影响和保持社会稳定。
我们给体制内改革派老人送去了弹药，体制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张德江借机转向。南都案出现了转机。
6月7日，喻华峰案二审在广州中院开庭审理。法院认可编委会有权分配奖金，但无权分配这笔58万元的奖金，因为这笔奖金是喻华峰“擅自”从业务人员的奖金中调配过来的。这个逻辑排除了其他几个编委的贪污嫌疑，喻华峰的判决单独成立。
6月15日宣判，喻华峰刑期改为8年。7月，《南方都市报》副主编邓海燕获释，广州检方做了不起诉决定。8月27日程益中获释。至此，笼罩南方报业集团的阴霾基本消散。
我们干预司法独立了吗
律师或家属公布真相，网友、记者、法律专家等各界人士一起努力，舆论压力迫使幕后黑手退缩，司法向公正靠近一点点。南都案的模式，也是众多公共案件维护正义的模式。
有人批评我们借助舆论干预了司法独立。这指责忘记了中国国情。
后极权体制下，法官是庞大官僚体制中卑微的角色，他们不敢忠于法律也不敢忠于良心。他们只忠于领导，忠于自己的饭碗。上级领导打个电话就能左右判决。重大影响的个案，决定结果的不是法官，而是各级党的书记。
律师的公共表达，不仅有言论自由的价值，而且有拯救司法尊严的价值。如果没有舆论阳光，权力没有压力，恣意干预判决。有了舆论阳光，幕后操控司法的黑手有所收敛，做出尊重司法的样子，还司法一点独立和尊严。
诉诸公共舆论，不是干预司法独立，而是帮助司法独立。
民意自由表达无可非议，权力部门尊重民意也无可非议，但从民意到判决中间有一个决定性的环节——权力对司法的干预。专制下民意常常面对的，不是独立的司法，而是已经受到权力干预乃至操纵的司法。
孙大午案，经历了这样一个循环：权力操纵司法打击孙大午——民意为孙大午鸣不平——权力让步——最后得到几乎与司法独立状态下接近的判决结果。我们说出真相，赢得民意的支持，但民意的诉求从一开始就不是针对法院，不是针对司法独立，而是针对案件背后干预乃至操纵司法的力量。
同样，南方都市报案，民意的愤怒从一开始指向的对象不是司法独立，民意的作用如同阳光，迫使幕后干预乃至操纵司法的阴影有所收敛。
我们没有也不可能干预司法独立。我们试图干预的是那些已经在干预乃至操纵司法的黑暗力量。我们常常面临的不是民意是否干预了司法，而是司法独立已经受到权力干预乃至操纵时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天真地坚持自己“不干预司法独立”——那实际上是在放任司法受到干预乃至操纵，不能以“不干预司法独立”为借口逃避责任。
法律人的使命
法治本应是朝野共识。有了法治，每个人才是安全的。有了法治，政治文明转型才最少动荡代价。然而，没有民主，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国旗法明确规定，国旗与其他旗帜同行，国旗应在前面。然而国庆阅兵式，党旗公然走在国旗前面，14亿人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违法，又有谁在意呢？一党专制下，强权恣意践踏法治，谁还相信法治呢？
以法治的方式推动法治，我们努力了十年，可是看不到实质进步，反而看到权力更加恣意妄为，司法更加卑微，更加沦为“刀把子”。必须实现民主，权力受到制约，才有司法独立，才有真正的法治。
我们这一代法律人，不只是法律工匠。我们有伟大的使命——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中国。
1980年代，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是文史哲知识分子，他们呐喊，启蒙。2003年之后，越来越多法律人站出来，公义律师们捍卫法治，唤醒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很多律师因此被吊照，这是中国法律人的担当和荣耀。
民主国家政治家很大比例律师出身，台湾、韩国等地民主转型，律师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公义律师，未来的政治家们，正在一轮又一轮打压下崛起。他们熟知法律，独立性强，追求法治，又有抗争智慧，在政治文明转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群懂规则用规则的法律人推动政治文明转型，引领国家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英文版：
A Beautiful China – Six – The Mission of a Law Practitio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