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中国领导人扩大了对冠状病毒疑似感染人群的集中管理，拉网范围远远超出了疫情的中心，扩大到至少两座城市，政府称之为旨在扑灭疫情的“战时”管制。
但是，上周在武汉市首次采用的这种管制措施导致了混乱，一些羸弱的病人得不到充分照顾，在某些情况下只能任凭他们死去。
位于华中地区的武汉“对所有疑似病例进行集中隔离”做法的扩大，加剧了全国的焦虑。
在这座人口1100万的大都市严格执行这项命令的过程中，武汉官员随意抓走一些尚未检测出冠状病毒阳性的患者，据他们的亲戚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被押上大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存在感染风险。
之后，患者被送往临时的医疗机构，而这些地方并不能提供他们康复所需要的支持。几乎没有专职医疗人员提供帮助，一些患者死亡。
一名女子说，她的婆婆突然被送进隔离设施，而且不让回家取心脏病药物。一名男子说，他在酒店房间里病症越来越严重，但没有医生，他也不能离开。
还有一名被安置在临时收容设施的男子昏迷了两天，但他的家人说他们无法让他住院。他现已去世。
尽管出了很多混乱状况，但大规模的集中隔离行动已经超出了武汉的范围，包括了中部省份湖北其他受到疫情严重打击的城市。据官方电视台央视报道，扩大的地区包括黄冈和孝感。
新病例的暴增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湖北官员周四宣布，放宽新感染病例的统计标准，将医生根据胸部扫描和症状作出的临床诊断纳入其中，而不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检测作为唯一标准。结果，确诊病例数激增，全省一天内新增1.5万例，此外还新增242例死亡病例。
湖北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超过了4.8万例，可能会压垮本已不堪重负、面临床位和医疗用品短缺问题的医疗系统。甚至在新的数字公布之前，政府已经漏掉了许多居民。[征
59岁的武汉居民彭安东（音）已经连续发烧和出现肺部感染好几天了，上周，居委会让他去一个临时隔离点。
彭安东和家人听到的说法是，隔离点会有医生以及检测试剂盒，这样他就可以得到正式的确诊，接受相应的治疗。因此，在2月5日，他登上了一辆满载病人的大巴，车上的人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然后被送到一家被改造成隔离中心的酒店。
几天来，彭安东定期给亲戚们发信息，向他们汇报酒店里的混乱情况。
他的儿子彭邦泽（音）说，“他说头几天真的很混乱，没有食物，也没有医务人员。”其他人在采访和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求助信息中也描述了类似的情况。
30岁的邓超（音）说，尽管医生告诉他，他几乎肯定是感染了冠状病毒，但他还没有收到入院所需的官方检测结果。
相反，他被送到武汉一家酒店，在那里被政府强制隔离了近一周。他说，现在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呼吸越来越困难。他说，酒店门口有保安，防止病人逃跑，而且没有医生和药品。“这里真像监狱，”邓超说。“请送我去医院，我需要治疗，”他一边咳嗽一边说。“这里没人照顾我们。”
这些问题可能会加剧公众对政府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的愤怒，这是习近平主席任内困扰中国的最严重的健康危机。当地官员早些时候淡化了病毒的影响，而武汉最终的封锁切断了该市的关键供应和资源。
中国共产党于周四免去了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人的职务，这显示出习近平在下重手遏制疫情对政治和经济造成的损害。
冠状病毒危机的全球影响没有显示出任何放缓的迹象。
周四，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表示，一名在圣安东尼奥军事基地接受隔离检疫者的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使美国确诊病例总数达到15例。
在日本，卫生官员宣布了该国首例死于该病毒的病例——神奈川县一名80多岁的女性。在同样位于神奈川县的横滨，一艘被隔离的豪华游轮上的200多名乘客感染了这种冠状病毒。
病人被告知在家中隔离后，出现了病人感染家人的情况，本月早些时候这一问题开始显现，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武汉采取行动，将人们赶到临时医疗设施中。绝望的官员匆忙制定计划，将体育馆、展览中心、酒店和学校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为成千上万无法入院的人提供医疗服务。
确诊的轻症患者被安置在大的改建空间之中。疑似病例被送往被征用的酒店和学校进行隔离。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和可能被感染的发烧患者也被安置在不同的设施。一些确诊的重症病例被转入到两家专门治疗冠状病毒患者的新建医院。
尽管有些人抱怨厕所不够用，专家们也担心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但这些场所的一些病人说，他们大体上对条件感到满意，离开了家，不用担心传染给亲人，这令他们松了一口气。从中心内流传出的图片显示，病人们跳舞，躺在床上玩手机。一位病人甚至被拍到在读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政治秩序的起源》。
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行动显得杂乱无章。官方媒体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称，由于一些隔离场所“条件有限”，有时两三个疑似病例被安排在同一间病房。
新华社的另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时如何与邻居交谈，他们通过检查晾晒的衣物等线索，确保武汉的每户人家都被统计在内。就连民族主义党报《环球时报》也报道了一名深夜忙着将疑似病患集中起来的公交车司机。
病人和家属抱怨医院条件很差，尤其是在病人需要隔离和医疗护理的地方。
2月8日，就在丈夫因冠状病毒入院两天后，医生告诉59岁的马喜莲（音），根据胸部扫描和症状，她可能也感染了这种病毒。她被告知立即到指定的隔离区进行隔离。她要求回家取回心脏病药物，但遭到拒绝。
马喜莲在改建的酒店中隔离了几天后终于住进了医院，但是根据她儿媳在中国社交媒体发布的求助帖，病房里没有医生、药品，甚至连水也没有。这是最近几周许多类似的援助呼吁之一。
“你们对人民的感情到哪里去了？”她严厉斥责当地政府官员。“你们的治理能力到哪里去了？”
一些人说，临时隔离中心缺乏医疗护理只会让他们的病情恶化。对一些家庭来说，恶劣的条件导致了最坏的结果。
彭邦泽的父亲被送上一辆挤得满满的公交车，到一家经过改造的酒店进行隔离治疗，他回忆上周六一整天都无法联系到父亲，于是去看望他。
他发现父亲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昏迷不醒。
他惊慌失措，开始呼救。他说，救护车来的时候，司机和酒店保安都因为担心被感染，拒绝帮他把原是一名建筑工人的父亲抬上车。一小时后，他被告知医院没有床位给他的父亲，他应该回家等待。
经过两天以及无数电话求助之后，彭邦泽的亲戚们终于接到当地政府的电话，通知他们已经安排了一张病床。但是当彭邦泽到达酒店准备转院时，发现父亲脸朝下躺在床上已经去世，和他离开时的姿势一样。
隔离场所的工作人员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他们给房间消毒，把父亲的尸体火化，儿子收拾他的遗物。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儿子说。“一切都发生在几天之内。他怎么突然就没了？”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