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不存在对政府的压力团体，「群体性事件」要获得解决，只能吸引舆论的关注形成压力。示意图。资料照片╱翻摄网路
近日广东省茂名化州市文楼镇民众抗争反对政府兴建火葬场成为中国大陆境外传媒的关注热点，盖因抗议民众遭到警察暴打及催泪弹镇压，同时网路热传有抗议民众喊「时代革命，光复茂名」的口号，很容易触发了把此事与香港「反送中」事件的联想，有媒体就称之为「反送中翻版」和「香港抗争延烧中国」。事实上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茂名化州市民众反对政府在其乡里兴建火葬场的抗议由来已久。化州市是茂名市辖下的一个县级市，茂名地处粤西，民风剽悍保守，民间一直流传各种各样的灵异事件传说，而火葬场作为人生的最后一站，是生者普遍感到恐惧的一个地方，所以流传的灵异事件里火葬场灵异故事是必不可少的主角。我家乡离茂名市仅相距20多公里，小时候便听过茂名火葬场灵异事件的传闻。
民众保守迷信而恐惧火葬场，火葬场若是兴建在乡里会拉低房地产价格，影响到民众利益，因此化州市政府兴建火葬场一直受到抗议。 2014年4月化州市丽岗镇、2015年5月化州市合江镇、2015年7月化州市平定镇都先后发生当地民众抗议修建火葬场事件，并且在触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后官方均搁置了计画，现在又轮到了文楼镇抗议兴建。
改革变成零和博弈
化州火葬场抗议事件是典型的中国式社会冲突与社会运动的缩影。中国改革开放40年，其经济发展是以牺牲公平、公正、人权为代价，压制民间社会发育以维持极权专制，带来的后果则是贫富两极分化、官民严重对立。官权畸形强大，与资本相互勾结攫取利益，普通民众几乎没能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他们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都让中共权贵集团掠走，社会迅速分化。
中国四大商业银行公布的2018年年报显示，近2%的群体掌握了80%的财富，而在过去几年的年报资料，2%与80%这两个数字几乎没有大变动。这些资料从侧面展示了当前中国的财富分配严重扭曲的现状。用来衡量贫富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即使按照并不可信的中国官方数字，在2018年也是高达0.468，而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标准，0.4是警戒线，高于0.4意谓着危险；而0.6则是红线，高于0.6意谓着社会将发生动乱。
中国民间一般认为真实的基尼系数应在0.7左右。这意谓着所谓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一场「零和博弈」游戏：在少数权贵暴富的同时，大部分社会群体一无所有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
贫富两极分化、官民严重对立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被中国官方称之为「群体性事件」的大规模社会冲突飙升。为了控制对抗官方的社会运动，官方已经多年不再公布每年的「群体性事件」数字，但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官方国务院参事牛文元披露2011年全年约18.25万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透露，群体事件每年以30%惊人比率递增。一般推测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字每年在20万起以上。
成传媒热点增压力
中共的极权体制下，官员只对上级官僚负责，而不必对他所服务的民众负责，普通民众无法有公共参政议政的管道进行制度上的救济，官方的压制民间社会亦使社会不存在对政府的压力团体，「群体性事件」要获得解决只有两个管道：
一是吸引舆论的关注形成压力。面对平均每天高达600起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如果没有新的特别吸引眼球的热点事件，往往会被公众忽略，要在碎片化的网路海洋中成为热点，只能以事件题材的突出性、话题的争议性或敏感性、字眼的夸张吸引公众眼球，如贵州省瓮安「群体性事件」里家传户晓的「俯卧撑」。
本次化州火葬场抗议事件亦复如是，只不过是故意使用「时代革命，光复茂名」的口号来让联想到香港「反送中」事件，从而成为传媒热点以形成压力，这是中国式实用主义的狡黠，实质上事件群体可能是中共渲染的「爱国主义」的狂热拥趸，不就有其村民放言「我们是在维权，我们可不是香港暴徒，你们这些外部势力休想趁机到处闹事」吗？
二是事件的规模化、扩大化。中国「群体性事件」几乎都是征地、拆迁、环保等涉及经济和利益相关的维权，或是长期积压的社会不满而导致的情绪发泄事件。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民众从来不怕把非政治性的利益事件规模扩大，官员由于担心大规模的激烈对抗性「群体性事件」导致乌纱帽不保，也往往对利益性的事件愿意息事宁人。
民间整体呈碎片化
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政治抗争行动集会。 2013年1月的南方周末事件就是六四后第一次在大陆出现的大规模政治抗争集会，多达数千人、长达数天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政治诉求。中共极权对政治抗争集会持零容忍镇压态度，南方周末事件最终被打压收场。
民间在官方的严厉打压下，整体呈现碎片化、原子化状态，像香港时代革命那样的民主化运动集会自然难以出现。
【 台湾苹果日报 】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