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运动”进入一百天，街头抗争仍在持续。政论家白信认为，香港当下发生的一切越来越接近一场和平革命。而且代表着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主化运动发展的一大步。
白信：基于对港中当局的恐惧和对法治的信心缺失是这些普通市民佩戴口罩的共同原因
2019年9月10日晚间，香港大球场的足球世界杯外围赛香港对伊朗开球前，在场的14000名观众齐声高唱”愿荣光归香港”。一时间，这首几天前才诞生的歌曲传唱全港，俨然成为香港特区的”区歌”，也标志着过去三个月的”反送中运动”已经成熟，自我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有望在更长远的未来继续并且转型为香港民众持久的抗争运动。
更有意义的，由于港中当局一直拒绝寻求通过对话等政治解决方式来回应香港市民需求，一味滥用警察暴力和镇压手段，迄今为止已经逮捕超过1100抗议者，香港反送中运动则在”无领导”样式的社会运动模式下自发演化，从6月初到现在几乎每个周末的抗议活动都发生着微妙和持续的变化。虽然这场运动迄今为止仍然是一场被运动参加者自我限定为有限目标和有限行动的抗议，但是香港当下发生的一切都越来越接近一场革命。
香港，9月2日
然而，除了北京政府担心抗议正在发展成一场越来越接近颜色革命的集体叛乱之外，全世界的媒体和政客们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香港革命的发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尽管同情香港民众的民主抗争，但也不同程度得受到中国政府抹黑宣传的影响，相信香港的和平抗议已经暴力化，偏离了他们脑中一个非暴力民主运动的理想模式。香港民众的民主运动因此面临着被国际绥靖主义孤立的危险，近十年以来国际民主的衰落也因此可能错失一个可能重新振奋的契机。
其中，最为争议的，莫过于此次香港抗争运动中出现的三个标志性现象：街头”勇武队”的激进主义、普遍的口罩&面具、以及贴边大街小巷的运动标语”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确实很容易被外界误解，也被中国官方污名化为暴力化和”港独”主义的分裂运动。但是，只要稍微了解香港自开埠以来的殖民主义历史、1997″回归”之后大陆政权在港实行的新殖民主义统治、以及更重要的香港民众自2003年以后本土意识的兴起，就能从中发现这些最有争议的运动符号恰恰反映了香港市民在反送中运动中的空前团结、巨大参与规模、和新的认同政治。这些关键的结构性变化，正在推动香港的市民抗争从最初为捍卫自由的反送中运动转型为争取”普选权”的民主化运动，而且以和平革命的方式发生，也就是香港革命。
8月31日，街头抗议中
首先，以全身黑衣黑裤、头戴安全盔、脸戴防毒面具为特征的街头”勇武队”，大概是此次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贯穿始终、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支抗议队伍，也被香港警方指为所谓暴乱的群体，被称采取了街头暴力。理论上，这支被警方估计规模约为两千人的行动群体，主要由20-30岁的青年组成，成员来源广泛，其中大部有着参加2014年”占中运动”的经验，代表着整个运动当中最为激进的部分。但是，这一激进只是基于他们的直接行动–在每周末例行的大规模游行抗议之外，临时性地自发集结在有争议的警署、社区和特定公共空间，并且采取涂鸦、抗议、包围和其他直接行动，例如6月12日晚间进入香港立法会议事大厅、以及在元朗、北角等社区和当地反运动土著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等。涉及冲突的行动并不多见，进入立法会大厅时仅仅损坏了入口玻璃门，与反运动土著发生纠纷时以赤手空拳面对土著的棍棒。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也仅是以赤手空拳与全副武装的镇暴警察对峙，所有可辨别的装备均是自卫性护具，行动中会现场寻找垃圾箱、拒马等组装成隔离设备。从其黑色标志性外表来看，显然模仿自欧洲反全球化的ATTAC运动，而直接行动则没有砸毁ATM、临街店面玻璃橱窗等欧洲社运中常见的暴力行为，烈度很低。
这一群体虽然饱受港中当局指责和污名化，特别是作为香港民众抗议运动整体暴力化的代表或证据。但是”绝不割席”的暗语却在”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传唱之前，从 “6.12”勇武青年冲击立法会之后，一直在香港民众间传播。勇武青年在街头总是能够得到普通市民的支持、帮助和掩护，从地铁站售票机上市民特意放置的散钱，到占领机场行动期间大批私家车前往帮助等等，更有许多普通市民和社工冒着生命危险，屡屡站在警察枪口和车辆前，挺身斥责警察滥施暴力，阻挡他们对勇武青年的射击和追赶。更重要的，反送中运动的主旨口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即产生于 “6.12”勇武青年冲击立法会之后，而且，这一口号本身即具团结意义：这五个诉求依次为反对恶法、要求为所谓”6.12暴乱”正名、释放被捕抗议者、约束警察暴力、以及要求双普选等，兼顾了香港社会不同群体的诉求，也兼顾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运动诉求从捍卫自由到追求民主，特别是在运动性质向民主化运动的转型高度肯定了勇武青年的直接行动。这一口号贯穿过去三个月香港民众每次抗议的游行和集会，让所有香港市民和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超越阶级和族群差异的大团结。这或许是此次香港反送中运动最为成功的地方，香港民众以”不割席”的相互鼓励和每次游行集会均穿黑衫的方式，显示着空前的全民团结，正是运动的力量所在。
9月2日，罢课的学生
其次，类似的，这次香港民众的抗争运动还有一个符号–口罩和面具，不仅勇武青年佩戴用以抵御催泪剂，还遍及几乎所有和平抗议的参加者，包括下班时间参与抗议的公务员和著名艺人、以及中学生群体，用于防范人脸识别。这一点区别开世界范围的类似抗议，也因此引发许多怀疑，有人甚至将之比做恐怖分子的面具，将香港民众用于自我保护的口罩面具视同某种形式的暴力。虽然香港也偶有抗议组织者号召举行无口罩集会，中国官方媒体也屡屡以此做文章，但是并不妨碍戴着口罩和面具的面孔进入到”愿荣光归香港”的MV当中，成为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一个标志。
理论上，这代表着香港反送中运动作为一场无领导的运动(leaderless movement)同时也是一场无面孔的运动(faceless movement)，呈现出世界范围鲜有先例的大规模的集体性的市民激进主义。它的起因，和香港警方滥用催泪武器有关，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回避政治解决途径、单一依赖警察管制的结果，她似乎有意将运动焦点转移为警民冲突，通过镇压制造恐怖，从而迫使普通和平抗议者也效法勇武青年戴上口罩以防范人脸甄别和监控。不过，普通市民效法ATTAC或本地勇武青年在采取直接行动前戴上口罩和面具参加和平游行和集会，却不仅在于表达与穿黑衫、”不割席”类似的团结意识，更是出于和勇武青年们类似的恐惧。当笔者第一次加入周末的一次例行抗议队伍时，就不断收到周围人的提醒，要戴上口罩或者面具；而放眼过去，数万着黑衫的市民也大多戴着口罩或面具，他们与勇武青年以及媒体记者的唯一区别只是没有佩戴头盔。基于对港中当局的恐惧和对法治的信心缺失是这些普通市民佩戴口罩的共同原因。
9月2日，罢课的学生
这种恐惧心态，在中文语境里被称作”惊弓之鸟”。相较被捕入狱的风险，他们更担心警察当局会利用街头监控系统获得的视频或者照相资料进行人脸甄别后威胁他们的雇主，而可能丧失工作或者连累家人。对任何一位香港市民来说，这部法例所带来的对香港居民的人身威胁和对香港自由的根本破坏，是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有着巨大相关，才驱使他们义无反顾加入反送中抗议、以必死之心”为了下一代”。他们因为恐惧而加入抗议，因为恐惧而团结，也因为恐惧而形成强烈的认同，超越阶级和族群，并且仅仅使用简单的口罩和面具，就完成了从和平抗议向集体激进主义的转变。
效果上，因为大规模口罩和面具所代表的集体激进主义，香港民众的反送中运动很容易被中国政权和内地公众理解为大规模的”港独运动”或者”颜色革命”。不过，激进主义背后的恐惧，不仅因为近年来中国安全部门在香港肆意逮捕、绑架商人所造成的恐怖，更直接和习近平上台后对内地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的镇压、特别是2018年初的强行修宪有关，内地几乎每一次对NGO、劳工组织、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镇压和抓捕都能见诸香港报章媒体，并且伴随香港公民团体的街头抗议，提醒着普通市民内地政权的性质变化。然后，《送中条例》和港中当局在抗议运动中的镇压和傲慢，最后唤醒了他们对北京共产主义政权在过去七十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历史记忆和恐惧感，这是香港意识和历史的一部分，后者反映在此次香港反送中运动最终出现的、最为政治性、也最有争议性的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
香港意识的起源就和香港的历史一样复杂，但是总体上自开埠以来香港就如古罗马一般作为避难所发展起来，接纳着内地从太平天国失败者到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从1927年的共产党人到抗战时期的左翼知识分子、从内战的逃亡者到1949年后几波躲避共产政权的逃难者、从越南华裔难民到1989年的民主运动逃亡者，这些逃亡者或者充实了香港的劳动力，或者为这个昔日渔村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动力，联同英国管治下的可贵自由汇聚成所谓”香港精神”。尤其在1949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香港人的本土意识是在既不认同偏居台湾的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也不认同北方中共政权的共产主义背景下发展起来。近年的研究还表明，甚至对知识分子影响甚大的左翼思想也是在冷战时期驻港CIA机构扶持发展起来，如同同时期在欧洲进行的文化冷战，不仅始终与中共或者中共在港力量保持着距离，也在回归之后转向对本土意识和本土运动的支持。而1997回归之后的本土意识，则是随着2003年中产阶级上街抗议特首董建华再次复苏，历经其后多次小型社运而逐渐成型，最终进入到反送中运动，演变为解放意义而非独立意义的光复香港。
黄之锋在德国
而且，这一光复香港的口号是如此激动人心，因为通过三个多月的激进抗争，以五大诉求所包含的自由、民主化、市民团结和责任政治等系统化的强调，把一个相对模糊的”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革命化了，塑造为一个新的市民宗教，或者城邦政治。光复在这里，是对只有国家主权意义的＂回归＂的超越，也是对回归以来新旧殖民主义统治的反抗，代表着香港人民的主体选择。只不过，这一进程没有类似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可见的领袖，如同无领导的运动本身，或者每个人都可能真正因信称义而做出选择的没有路德或加尔文的新教运动。但是，以反对迫害、捍卫自由、追求民主为目标、以黑衫口罩面具为符号的大规模市民激进主义的兴起，却很符合一个新的世俗宗教诞生之初的狂热，或者一个新的城邦共和的主体性参与。并且，随着香港民众抗争的传播，随着香港抗争代言人如黄之锋、何韵诗等人到各地的游说，随着世界范围华人世界听到香港人民的歌唱，香港正在成为华人世界所有向往自由和民主的人士心目中的圣地或锡安。而这个锡安，则是建立在整个离散华人世界所缺乏的现代公民社会和自由主义制度基础上， 唤醒了离散的华人民族长久以来对香港曾经在民族主义革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记忆，正在吸引他们认真思考华人社会未来的民主可能和道路。
在这意义上，历经三个多月的抗争，香港民众的抗争虽然因为林郑特首做出”撤回”条例的微小让步而暂时缓和，但这却代表着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主化运动发展的一大步，仅次于1980年代末以来的台湾民主化转型。其结果，在城邦政治的外部，香港的民主化运动至少重新开辟了港台的共同纽带，从而根本改变了中港台三角关系和南海地缘政治格局，也势必对全球的离散华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那或许也将构成当下香港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深化下去。
愿荣光归香港。
转自：DW